导读：在央视热播剧《延安颂》一剧中，有这样一幕：

一个年轻漂亮、性格泼辣的红军女干部，刚刚克服重重困难来到延安，就急着要拜见毛泽东主席。

她来到毛主席住处时，毛主席正在院子里摆弄炉子烧水，她望着毛主席的背影没吱声，笑眯眯地踮着脚，轻轻绕到毛主席背后，猛然拍了一下毛主席的肩膀，朗声叫道:"老毛!"毛主席一回头，立即惊喜异常，马上拉住她的手问长问短……

这组镜头真实再现了当年在延安的历史画面。那位敢于直呼毛主席"老毛"、让毛主席视为亲人的女干部，就是15岁投身革命，参加了党领导的衡阳暴动，接着跟随毛泽东举红旗上井冈，成为我党革命斗争早期为数不多的巾帼英杰之一的曾志同志。

简介

曾志（1911年4月

— 1998年6月21日），原名曾昭学，衡永郴桂道郴州直隶州宜章县（今湖南省宜章县）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组织战线杰出的领导者，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1998年6月21日，曾志同志因病因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改名

曾志，原名曾昭学，生于衡永郴桂道宜章县完成团城厢镇汪家冲（今属湖南省宜章县城关镇）。13岁

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在校积极参加反对旧礼教、反对男女不平等、反对官僚军阀活动。民国15年（1926）8月，15岁的她考入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报名时改名“曾志”。

同学问：“为什么要改名？”

她回答说：“我就是要为我们女性争志气！”

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成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曾志给母亲写信，并在彭镜秋的帮助下，坚决解除了父母包办的婚约。

毕生忘己，巾帼女英杰

在

那血雨腥风的年代，她15岁就毅然投身于革命，进入了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为当时唯一的女学员，并于当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她参加了党领导的湖南暴动，接着上井冈山，担任了红四方面军后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此后又跟随红军转战赣南、闽西打游击，创建革命根据地。

曾志一生十分坎坷。革命战争时期如是，建国后亦是如此。

革命战争时期

，由于“左倾路线”的迫害，她曾6次蒙受委屈，6次受到严厉的党纪“处分”。家庭生活中，两位伴侣夏明震、蔡协民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岁月里先后为革命捐躯。

为了革命，曾将三个亲生儿子先后送人抚养。她只有一个信念：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我舍得一切。

1938年曾志与正在福州从事地下工作的陶铸同志结婚，可婚后不到一年，陶铸同志又被捕入狱，5年杳无音讯。尽管如此，曾志依然在闽东一带和叶飞同志一起领导游击战争。

曾志与陶铸风雨同舟37载，只育有一女，这就是大家熟悉的陶斯亮。陶斯亮是曾志和陶铸1941年在延安一段相对稳定生活期间的结晶。曾志说，陶斯亮是一个顽强的生命，是经过两次生死的考验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次是自己怀孕7个月外出执行任务时，所骑马匹由于受惊突然狂跳起来，一下就把毫无思想准备的她摔到了地上，当时在场的同志都吓坏了，赶紧把她送到医院，经医生检查曾志摔成了脑震荡，但腹中未来的“陶斯亮”却安然无恙。另一次是分娩时，由于护士没有接生经验，一时有些手忙脚乱，刚临世的“陶斯亮”直接掉到了地上……陶斯亮的到来，给战争年代的曾志、陶铸夫妇带来了无尽的欢乐。每每提及这段生活，曾志同志脸上都会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1945年当陶斯亮刚4岁时，革命斗争的高潮再度来临，根据党的需要，陶铸和曾志同志将被派往东北沦陷区组织敌后游击斗争。恰在这时，曾志同志患了阑尾炎，在做手术时，她考虑到敌后斗争会很残酷，日后还有许多大仗要打，就提出要同时做绝育手术。当组织征求陶铸同志意见时，陶铸同志用白纸黑字作了回答：“尊重曾志同志意见，同意。”

图为彭儒（左一）与井冈山时期老战友谭震林（右一）、江华（右二）、曾志

术后不久，他们夫妇就奉命奔赴东北战场，临行时，曾志恋恋不舍地把陶斯亮留在延安保育院，交给了一位经过长征考验的战士杨顺卿照看。母女俩分别时，曾志无法知道自己有生之年是否还能和女儿团聚，就十分郑重地对杨顺卿说：“我们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这个孩子就是你的。

”

她和陶铸同志在向毛主席辞行时明确表示：“为了革命，决不考虑个人得失，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当时毛主席充满激情地赞叹道：“这才是陶铸和曾志！”在艰苦岁月里，每当革命和家庭生活发生矛盾时，曾志同志总是这样“开怀天下事，不言身与家”。

图为曾志与丈夫陶铸

新中国成立前夕

，曾志离开东北，被任命为中南局重工业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又相继担任了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一直身居高位。几十年来尽管职位越升越高,但她始终“一心为国,两袖清风”,日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忘我的工作,期盼着党和国家兴旺发达,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段自己被揪斗、女儿被遣送、陶铸被迫害致死的黑暗日子里,她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崇高信仰。

1969年初他被查出患了癌症

。然而就是这样，林彪、“四人帮”一伙也没有放过他。9月的一天，刚刚早晨7点，曾志就被中办的有关负责人叫了去。“中苏关系紧张，可能要爆发战争，组织决定陶铸疏散到安徽合肥去,明天就走”。这位负责人象背课文一样传达了“上级的指示”。“不行，陶铸病的很重,恐怕挺不了几个月了，就是走，我也得为他准备一下！”曾志斩钉截铁的说。对方望着曾志坚决的神情，沉思片刻后回答：“3天，就给你3天时间，3天后必须走”。

曾志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里，看着重病在床的丈夫，她没有说话，想把这无情的消息晚点告诉陶铸。然而，什么也瞒不过相依为命几十年的丈夫，陶铸轻声说：“告诉我吧，他们找你什么事？”话语中透着对一切突发事件都能泰然处之的平静。于是曾志说明了发生的一切。沉寂，很长时间的沉寂，随着时间的流逝，泪珠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顺着曾志的脸颊滚落下来。后来还是曾志先打破了沉寂，她唏嘘着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3天了……我过去忽略了做妻子的义务……我对不起你！我一直想着补偿……”陶铸拉过曾志的手，说：“不，我非常留恋过去的生活。”“可是我……”曾志还想说什么，陶铸拦住了她的话头，若有所思地说：“那样的生活我们不会再有了。我真想再有一次。”说完他从身边拿出一张纸片递给曾志：“不说了，这是我最后送给你的一点纪念。”曾志打开纸片，只见上面是用钢笔写的一首诗——《赠曾志》。夫妻之间的深情厚谊跃然纸上，诗中写道：“重上战场我亦雄，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曾志捧着丈夫的诗作看了又看，然后小心翼翼地卷起，一针一线地缝到了衣服里……

不久，曾志也被遣散到广州，远在大西北的陶斯亮被通知回来为母亲送行。此时北京已是初冬，凉风阵阵，满地落叶，曾志在女儿的陪伴下，匆匆踏上了南下的行程。就在这对母女在半路中转时，得到了陶铸同志在合肥去世的噩耗，这犹如晴天霹雳。陶斯亮听到消息后泪如泉涌，难以自持，而久经风雨的曾志则紧握双手，含悲忍痛。后来老人家回忆说：“当时我就坚信，党和国家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不会持续太久，我们的党有能力将他纠正过来。”

曾志曾对自己说：“我死后遗体送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火化”

粉碎“四人帮”以后，曾志在中央组织部担任副部长工作期间，参与组织了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与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使一大批老干部和科技人才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为国家选拔、培养了很多人才。离休后虽然年事渐高，她依然以国事为重，关心年轻干部的培养，积极支持和参与一些对年轻干部的教育工作，经常叮嘱他们：坚持信仰、坚持原则，努力工作，为国家效力。晚年，她还十分关心青少年一代的教育问题，发表了许多非常深刻的见解，在一次有关下一代教育的会议上，她就颇有见地的指出：“目前的反腐倡廉工作，主要是在领导干部和经济领域中展开，然而精神领域中的腐败也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忽视对下一代的正确引导，忽视下一代全面素质的提高，甚至娇宠下一代，同样是一种腐败，同样危及到我们民族的兴亡。”老人家这段论述，如今听起来，依然发人深省。

就是这样一位身居高位，并时时关心着年轻一代进步、成长的革命老人，而她自己与蔡协民烈士所生的儿子蔡石红，直到她去世时，仍在革命老区井冈山务农。曾志同志一生就是这样，国事家事经纬分明，从不混淆，这已成为她做人做事的原则。

这种原则的恪守，即便在她生命的最后关头也毫

不含糊，生命已

经亮起“红灯”时，她想的依然是国家，忘的依然是自己。曾志生前就立遗嘱要求亲属：“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在家中设灵堂；京外家人不要来，北京的任何战友不要通知……遗体送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火化。骨灰埋在我曾工作过的井冈山小井红军医院旁的树林里。”言辞凿凿，掷地有声。

1998年6月21日，曾志同志走完了她87年的生命历程，魂归苍山……陶斯亮在给妈妈的小花圈上这样写道：“您所奉献的远远超过一个女人，您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

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的欢乐、忧伤和祖国的命运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他的精神才会真正博大起来。曾志同志就是这样一位一生忘怀一己以国事为重的巾帼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