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提出,“加强农耕文化保护传承,支持建设村史馆,修编村史、村志,开展村情教育,把乡土特色文化融入乡村建设,留住乡情乡愁”。把村史、村志纳入未来乡村文化发展规划,推动地方志向乡村基层延伸,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地方志工作的重视和期望。然而,要实现村志编纂特色鲜明、内容丰满、形态多样的理想状态,尚有待政府、社会、乡村等多方主体锚定目标,拓宽思路,协同创新。
笔者提出,在传统村志体例中,嵌入村民“口述史”,形成“村志+口述史”村志模式。在现有村志编写“县镇志模式”“志谱结合模式”“微村志模式”“年鉴志模式”之外,新辟“村志+口述史”模式,既保持传统村志体例体裁完备优势,又添加具体村民微观“史记”内容嵌入,从而可以扭转村志编修内容单一的现状。特别是新增乡村人物传记模块,如果采写精要,呈现生动,编选得法,可使村志村史面貌眼目一新。
引入“口述史”,突出村史“人”的主体性,意味着传统村志由“记事体”向“纪传体”的回归。人是文化的香火,是乡村历史文化的创造主体,以人为本,是司马迁开创的史学传统。在村志中嵌入村民口述传记,是对省、市、县志之外的民事、民生、民意、民情、民风叙事的具体微观补充,使小人物突破精英遮蔽而进入历史叙事,增强历史叙录的草根性和鲜活性。引入“口述史”,凸显历史叙事的日常性,标志着传统村志由“说明文”向“散文”文体演进。文史不分家是我国历史叙事的传统,优秀的历史著作都接近于优秀的散文。村志编纂要在资料性、档案性中突出“史识”“史见”,增强村志的故事性和可读性,添加人物“口述”和“访谈手记”是突破路径之一。各类村民对生产活动、消费活动、交往活动、观念活动等叙述回溯,使庸常小事进入国家叙述,为村志文本增加生动性和真切性。
“口述史”嵌入村志模式,由传统村史编修+“口述史”采集两大板块构成。首先,村史村志资料收集整理。由访谈人承担“村史村志”材料收集整理工作。参照村史村志目录,结合预期成果要求,提出“政治”“自然”“人口”“社会”“民俗”“经济”“文化”“大事记”等一级目录、“村史沿革”“组织机构”“地理风貌”等二级目录,按厚今略古原则,对村史资料进行收集整理,为村史村志编写做好基础工作。这是传统村志编纂的基本动作,其成果是形成图文并茂、志表融合、文字化与数字化并存的史稿。
其次,村民“口述史”采集实录。围绕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乡村教育、人口变迁、婚丧嫁娶、村民生活、乡情民风等主体内容,以时间为纵经,以个人生活为横纬,以重大事件为节点,确定访谈对象,进行个人口述访谈。按出生年月选取具有代际区分度的村民,如乡村教师、赤脚医生、妇女主任、民兵连长、种田能手、非农生产者、外来婚姻者等为访谈对象。由采访人记录一手资讯,整理口述叙事,完成口述采集与文字整理工作。将采访内容编辑为数字化文献,以供编辑印行出版。
“口述史”嵌入村志编修创新,可从以下方面开展工作。一是集中打造一批新型村史成果。“村志+口述史”是新型村史模式,必须通过乡贤领衔、方志部门推动、服务外包等多种方式,稳步推进采写整理工作,前瞻谋划,抢救采集,留住记忆,传递乡愁,打造一批创新型村史成果。二是加强乡村志史编修规范化建设。“村志+口述史”是专业性强、规范性严、完成难度大的工作,必须在实践中引入高校“口述史”专家指导,加强业务交流,全面提升史料采集的客观性、真实性和规范性。要整合方志、文联、文化部门和其他社会力量,将编修工作纳入规范化管理。要建立专业审稿改稿制度,确保“口述史”和村志编纂高质量完成。三是集聚培育一支乡村文史专家队伍。当前我国村志编修工作制约瓶颈之一是人才匮乏,随着老一辈人才老化,人才断层亟需解决。以退休作家、摄影家、文史爱好者和其他乡贤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是乡村文史建设潜在力量,亟需在村志编纂的专业实践中集训成长。各级方志文化部门,要全力提供业务指导和专业培训,扩大其视野,提高其认识,积淀其修养,推动村志修纂人才队伍发展壮大。四是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合力采史修志机制。“村志+口述史”基层史志编修是涉及面广、调研难度大、人力物力投入大的工作。如果没有一定经费保障,势必掣肘工作有效开展。要广泛发动企业家、地方贤达和社会力量参与到乡村文化建设工程中来,形成地方党政引导、专家主持和社会群策群力的村志建设运行机制。五是充分发挥志史成果宣传推广作用。“村志+口述史”是村民个体历史与村落共同体历史的叠加,具有传承历史、教化人伦、联络乡情、慰藉乡愁等作用。对文字史料、影像录音、手绘文献等既要组织出版发行,又要编辑成数字化文献移交专业场馆永久保存。要支持成果进村史馆、乡镇群文馆,编写乡土教材,运用新媒体、传统媒介进行传播,最大限度发挥“口述史村志”的作用。
(作者为浙江宇翔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校长,副研究员)
作者:鲍高峰
编辑:陈瑜
责任编辑:杨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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