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一部将镜头对准故宫文物修复师们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红遍了大江南北。他们是故宫里的钟表匠、青铜匠、摹画工、木器工、漆器工……他们一代一代薪火相传，是故宫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墙外的世界斗转星移，宫墙内的他们却要用几年的时间摩挲同一件文物。一座宫廷钟表上千个零件要严丝合缝；一件碎成100多片的青铜器要拼接完整；一副古画揭一两个月；一幅画临摹耗时几年到几十年……他们用自己的一辈子来诠释“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择一事，终一生”的牢固信仰。

他们在故宫曾经的“冷宫”里修文物，也修了浮躁的人心，修了我们的欲望，还有我们自以为是的价值标准。“那种耐下心来，不急不躁不赶地去做一件事，这样的气质现在太稀缺了。”“很多东西说出来就一句话，但做到就需要一辈子。”或许，这便是为什么这样的片子、这样的人、这样的故事会打动人心的原因吧。

王津：修文物是与历代工匠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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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津在修复大型钟表

郭老师说我修过写字人钟吗？哦，那是瑞士的写字人钟，那里面的人写出来的字儿是英文。当时瑞士在北京办一个活动，钟摔坏了。他们有修复师过来，但可能时间紧，晚上发现，第三天早上就要用，就请故宫帮一下忙，地方在金融街，离我家特别近。那时晚上十点多了，我从家过去干了半宿，损坏的小零件做了做，第二天中午又去，弄到晚上十二点。

其实也没什么，它有一个链断了，不够长。我说你干脆摘掉这个，买根0.5（号）的钓鱼线。那个线粗细合适，韧性好，力量够，新闻发布会能用。救急你没办法。它应该是这种链，这种链我们故宫有一些，不多，不能给他用呀，两码事。只能拿这个代替一下。他也同意，他说行行，达到效果就行。

用民国的纸币代替羊皮补气囊，我们师父那一代就用。那种纸币韧性好，比纸要强。后来我们发现前人修复中也有拿那纸币粘的。那种羊皮是国外做的，挺薄，跟纸似的，国内没有。这些都是没有办法，（零件）没有啊。现在我们钱（纸币）也没了，也没用了。

修文物是跟古人对话，他们那么说，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但的确感觉跟历代修复过它的工匠有交流，你打开一个钟，你能感觉到有的修得很敷衍，有的做得非常细。这人手艺，活糙活细，有感觉。可能很多钟上一次修都还是清朝。包括桌上这个钟，它上一次修是什么时候？解放后修过的钟肯定不会损坏得这么厉害。距离上次修应该百八十年了。

王有亮：我们永远是修旧如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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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有亮在修复青铜器

文物修复遵循“最小干预”原则，包括修复的地方跟原件要有区别、有可识别性，这是意大利和日本搞的，叫《威尼斯宪章》，我们倒是不反对你们国家怎么修。意大利那儿修的我们也看了，我和我师哥我们一起去过，它那儿雕塑多，只要能立着，胳膊缺了不配，维纳斯缺了不配，搁咱们这儿的话我个人认为还是不好。如果你有可参考的资料依据你就配上，还是完美的一个再现。可是他们就是有资料也不配，就说你弄上去不是原来的东西了，他就是那么一个概念。然后色还不给人家做好了，就是故意。其实搁我们来讲等于手艺忒差了，等于你做不出来你才……咱们不能挤兑人家，我们就说我们的想法就是修复得越看不出来我们才认可，这是你的手艺。让人能看出来，那太简单了，那活儿还不好干。有个教堂是地震了还是什么，神父像碎的一塌糊涂，又贴回去了，贴回去多少把眼睛得随上吧，他给你露白，眼睛是白的还有裂缝，多难看，人物首先要看眼睛，你多少给它勾勾。

我们这行，对一个人手艺的最高赞誉是恢复原貌，就等于你所做的让人看不出来。一件青铜器碎一百多片，别说什么了，光焊接上面全是道子，跟蜘蛛网似的，所有焊锡多了得去，少了得补，然后颜色跟两边随，得让它看不出断碴儿来，我们必须这么做。

单嘉玖：磨刀刮纸就是磨你的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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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嘉玖在描摹古画

传统上讲我们这个工作就是师承制这么传下来的，它确实有它的好处，不像学院一个老师教四五十人，你教出来的东西，它就像近亲繁殖一样，那四五十人全是书上一个模式。你这个一个师父教一到两名，比如这位师父做手卷相当不错，那位师父可能是册页，他各有各的特长，带徒弟出来，必然跟师父靠近，那这个东西是一个蒸蒸向上的东西，它就会长远。所以书画修复从历史上到现在一直是师承制。

师承制传授的全是经验，比如说我应该怎么做这步，从外观看觉得应该怎么做，但真正做中有可能触发其他情况，要调整方案，这就需要经验。学院制是通过理论来传授，初级你可以是学院制，先普及一下，那要往深了走一定是师承制，这个走得更长远。这是我的理解。

徒弟跟师父学也是言传身教，从师父身上学东西。老师傅们从来没有说八点钟上班八点钟到，基本上都在七点半，七点四十就来了。来了之后不像现在先看手机看微信，看新闻，喝点水，吃个早点，人家是来了以后就系围裙。他们那群人工作上真是。所以那时当徒弟比现在苦，师父七点半就站那儿了，没有说师父干活，你在旁边坐着的。那时候的人可能学技术也比现在更积极，大环境是这样。

没人要求这些老师傅们，他们可能就是爱干，就是对这个工作有极大的乐趣，他不烦，干完一件领一件。

屈峰：文物的价值不在于修复，而是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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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器组屈峰在修复文物

我认为修旧如旧，旧就是经过了历史沧桑才叫旧，必须是经过时间磨炼才叫旧。要把它修成跟新的一样，那你重做一件不就完了，你按照它的工艺重做一件，你干吗修它。修它的原因，是因为它在时间磨损中有损伤了，我要让它不再损伤，延长它的寿命，并不是说我要就要把它弄成一个新的。比如说一个人，他老了，我们只是让他身体整个健康能多活几年，我们不能说把这个人一下子变成二十岁，那没有意义的。就是因为他走完了这一段人生，他的历程这里边有很多事情。文物的生命和人是一样的，你要把它修到那个婴儿时期，那意义有多大，那我们把故宫拆了重盖一遍，按过去的工艺重盖一遍，何必修它呢。就像表面的漆，正因为那个漆经过沧桑历史它才变得斑驳，它有断有裂纹，我们才觉得好。它是另一种美，它是历史沧桑的美，对吧。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导演萧寒：现代中国需要工匠精神。一辈子只干一件事儿，这太牛了，现在我们的年轻人可能做不到，三年跳两次槽，一年跳三次槽。这就是为什么年轻观众会一下被打中，都说“献出我的膝盖”、“跪了”。那种耐下心来，不急不躁不赶地去做一件事，这样的气质现在太稀缺了。

著名作家绿妖：很有幸，我能近距离地看到这些一流工匠的工作状态，听到他们回忆自己的师父的点点滴滴，工匠的骄傲并不来自炫耀自己修过多少国之瑰宝，而来自更真实的器物，更具体的手感：这件文物我修过，我对得起它，我放心。他们的面貌沉静安详，是在世上找到了安身立命所在的脸。我羡慕这样的面容。

著名摄影家严明：能在故宫“拍文物”，我是幸运的，也满心震撼。长期的心驰神往终于变为抵达：国宝俯仰皆是，人物真实可感。文物总是在时间里越发显露出它们的意义，修复技师们正是用时间使自己的人生完整。他们坐得住、给得起，如此一生……像一个景观、像一个仪式。

*节选自《我在故宫修文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