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莎的病

从流沙河镇出发，沿着663乡道，一直往西南山区方向走。四米多宽的柏油路，刚刚修好。太阳一晒，一股沥青味。

到了村里，沿着上坡路拐五六个弯，能看到零零散散的四户人家，莎莎家在最深处。

莎莎和爷爷吴应秋、奶奶戴淑英、姐姐莉莉住在高山深处的平房里。

5月11日上午，莎莎一个人在家。她翻出了父母的结婚证，照片上是两个穿着白衬衣的男女，盖章的地方写着2000年5月17日。

2006年3月，她七个月大时，妈妈因病去世；2015年4月，爸爸又因为艾滋病去世。这张照片成了她和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

莎莎的爸爸吴鹏飞究竟何时感染了艾滋病，现在已无从知晓。吴应秋记得，2010年，吴鹏飞从广东打工回来，曾和戴淑英说，他得了艾滋，会死。

老两口从医生那里打听得知，艾滋病是传染病。

吴应秋一辈子没出过湖南，他想的是，艾滋病不就是和非典一样，还没有瘟疫严重——在他的字典里，瘟疫是最严重的病。

2014年的一天，吴应秋发现，莎莎的左边脸肿起来了，带到镇上的医院去看，没查出什么问题。

戴淑英想一定是上火导致的牙龈发炎。很长一段时间，她每天给孙女冲板蓝根喝。

都不奏效。接下来莎莎的脖子上也出现了类似她父亲的脓包。2014年7月，长沙市第一医院，一份检验结果证实了吴家的担心——莎莎被确诊为艾滋病，来自母婴传播。

这意味着，当年莎莎母亲去世，可能也是因为艾滋病。“但是镇上只检查出来脑瘤。”莉莉回忆。

2014年9月1日，本是四年级开学的日子，莎莎向学校申请休学一个学期，辗转在长沙看病。

7个月后，莎莎的父亲病情加重，去世了。

艾滋来了

葬礼上，吴应秋烧掉了儿子穿过的所有衣服、用过的被子、脸盆、水桶。

正是暮春时节，高山村盘山路两边的稻田马上要播种，烤烟已经冒出了小绿苗，鱼塘里的鱼游来游去。高山村有2000人左右，是流沙河镇劳务输出大村之一。年轻人们都外出打工了，村子里大多是老人和妇女，以及留守儿童。

这是高山村村民第一次知道“艾滋病”。

50岁的罗素珍总会想到一个场景，越想越害怕——吴鹏飞和他们一起打牌时，食指在舌尖蘸点唾沫，启牌，再蘸，再启。“不知道会不会传染。”罗素珍赶紧找到以前和吴鹏飞一起打过的扑克，扔了。后来一打听，其他牌友也把吴鹏飞摸过的牌扔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村民们像躲瘟疫一样躲着莎莎一家——村子里有红白喜事，只要吴应秋和戴淑英坐的那桌，大家尽量不坐；莎莎和莉莉上学路过邻居家，大家都躲得远远的；原来一直和莎莎玩的朋友，也不到她家里来找她了。

风言风语传到戴淑英耳朵里，她有点敏感。对两个孙女说，不要找其他小孩玩。

本已经住在高山最深处的吴家，一时间，从物理和心理上，都被高山村隔绝了。

面子上挂不住，吴应秋决定，一家人去宁乡县疾控中心做检测。

2015年4月20日，检测结果出来，吴应秋、莉莉艾滋病初筛的结果是：阴性。医生告诉他们，阴性就是没得病。

吴应秋拿着检测结果，挨家挨户找人絮叨“我们没有病”。几次下来，检测报告已经被揉得皱巴巴。

村民们敏感的神经终于稍微松弛了。但有村民还是发现了问题：怎么一直没有看到莎莎的检测结果？

高山村不大。莎莎的病，瞒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