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①1945年，台中市同胞建的庆祝光复牌楼。

 

 

 

图片作者：郑蔚

 

图片说明:②70年前的10月25日，日军投降仪式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本报记者 郑蔚摄

 

 

 

图片说明:③1885年，刘铭传接任台湾巡抚后，在台北城内装上电灯。这是当时台湾刊物上的绘画，以纪念台湾第一次用上了电灯。

 

 

 

图片说明:④台湾最早的火车头——“腾云一号”。 (除署名外，均本报资料照片)

 

 

 

图片作者：薛英艳

 

图片说明:台湾世新大学教授王晓波

 

 

 

图片作者：薛英艳

 

图片说明:中国统一联盟主席戚嘉林

 

 

 

图片作者：薛英艳

 

图片说明: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李理

 

 

 

图片作者：薛英艳

 

图片说明:台湾著名作家蓝博洲 （本期制图：薛英艳）

 

本报记者 郑蔚

 

1895年，台湾不幸成为日本的第一块殖民地。用日本殖民者的话说，台湾是“日本殖民地统治的练习场”。

 

70年前，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称霸亚洲的美梦，台湾得以重光。但70年后，却依然有人在“感谢”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似乎没有日本对台湾的殖民侵略，台湾就只能是一片未开发的蛮荒之地，似乎是日本殖民者开启了台湾的工业化进程。李登辉就说过：“日本对我的生命有巨大的影响，台湾的发展历程受益于日本。”历史真的如此吗？

 

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究竟是开启了台湾的工业化进程，还是打断和迟滞了台湾的工业化步伐？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经济，是在日本本土经济的带动下“沐浴皇恩”繁荣昌盛，还是不断为日本本土经济和军国主义战争机器“输血”而已？日本殖民台湾后推行的“皇民化教育”，究竟是开启了台湾的民智，还是剥夺了台湾人民的人权和尊严？

 

台湾光复70周年前夕，本报记者 就此采访了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海峡评论》总编辑王晓波，中国统一联盟主席、《台湾史》作者戚嘉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李理和台湾作家蓝博洲等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请他们讲述真实的台湾，以帮助读者认清“殖民台湾有功”这蛊惑世人的谎言。

 

台北：当年的现代城市

 

文汇报：1895乙未年日本开始殖民台湾时，台湾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真实状况如何？前些年有一部电影《赛德克·巴莱》在大陆上映，虽然这部电影反映了1930年“雾社事件”中赛德克族人对日本殖民者的英勇抵抗，但不了解台湾史的年轻人看了电影后还会留下这么个印象：1930年的台湾社会发展水平就如此“蛮荒”吧，再推想1895年日本开始殖民台湾时就更落后了。事实真的如此吗？

 

王晓波：我认为讨论这个话题非常必要，别说如今大陆的年轻人不了解台湾过去的情况，其实就是今天台湾的年轻人也不清楚台湾当年的殖民史。历史真相被淡忘或被刻意遮掩，让近年来一些歪曲历史的谎言，有了欺骗民众的空间。

 

事实上，全中国第一条由国人主导修建的客运铁路，就是在台湾建省后第一任巡抚刘铭传主持下，于1887年开工兴建的。刘铭传设铁路总局于台北，这条客运铁路线计划以大稻埕（今台北市内）为中心，从基隆建到台南。两年后，该线一期工程从大稻埕至松山线建成，第一个行驶的火车头叫“腾云一号”。这个火车头由德国制造，和上海还有点渊源，它原来行驶于上海淞沪线上。淞沪铁路由英商出资修建，于1876年7月通车，但一个月后因碾死一名士兵，沿途居民阻止列车运行。清政府被迫出银28.5万两买下铁路，并于次年10月予以拆毁，这台火车头就运到了台北。1891年11月，台北到基隆的火车通车，全长32.2公里；两年后，该线又延伸到新竹。刘铭传时代，台湾就建了客运铁路96公里。

 

铁路是当时西方工业文明的象征。上海的淞沪线路被迫拆了，刘铭传为什么还要在台湾建铁路？因为刘铭传深知，如果台湾不走工业化道路就无以强盛，而落后就难以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台湾势必落入帝国主义囊中，所以他力排众议，推进台湾的近代化事业。

 

全中国最早架设电报的地区也是台湾。刘铭传还为台湾与大陆之间架设了海底电缆，这在19世纪末绝对是高科技。台湾孤悬海外，海底电缆十分必要，1888年3月，全部海陆工程完工。陆线由台北至台南，水线则由台北淡水至福州川石。当时台湾的主要城市台北、基隆、新竹、彰化、台南、嘉义都设了电报局，电报还分官电、急电等4种，并分华文、洋文计字收费。

 

戚嘉林：刘铭传还是台湾现代邮政事业的创始人。1888年春，他参考大陆海关邮政的运作，在台北设立了邮政总局，然后在全省各地设邮局，为台湾创建了现代化邮政事业。不仅如此，他还大力建设台湾府城，除了在台北府城建立机器总局、军火工业和新式学校以外，还环城建筑坚固的城垣，并重新规划街道，在台湾巡抚行台内外及主要街道装设电灯。当时，台北及台湾主要的通商口岸还设立了“清道局”，负责清扫城内垃圾。甚至聘请技师来台湾凿井，将“自来水”供给附近商家民户。当时日本驻福建领事曾来台湾考察，盛赞台北的市容：“与当时的东京或上海租借地一样整齐干净，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

 

当时，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贸易也十分发达，从台湾西岸任何一个港口，在顺风时船只两天就可到达大陆。1890年，往来海峡两岸的贸易船只就达4000余艘。台湾运往大陆的主要是大米和白糖，大陆运往台湾的是一般生活用品。台湾的樟脑业也开始发展起来，并向南亚和东南亚出口。资料显示，1893-1894年间，台湾茶、糖、樟脑、煤的出口平均值，较1868-1869年间增长了7.3倍，从大陆进口增加了8.8倍。从1895年起日本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实际上打断了台湾原本发展较为顺利的近代化进程。

 

经济本质：殖民地经济

 

文汇报：日本学者矢内原忠雄在《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一书中指出：“殖民地贸易，是工业国对农业国的贸易，是精制品对粗制品的贸易”，“在重商主义的见解，殖民地是为本国而存在；是根据本国商品的要求，限定殖民地产业的种类。台湾的使命，亦在为日本商品的需要地及农产物的供给地”。所谓“日本殖民带动了台湾工业化的进程”，是不是抹杀了殖民时代台湾经济是“殖民地经济”这一本质特征？

 

王晓波：正是如此。日本引进本土的资本主义企业到台湾来，但却不准台湾的地主将土地资本转变为工业资本，曾明令禁止成立全部股东为台湾人的公司。直到1941年，股本金20万元以上的台湾大企业，91.1%的资本是来自日本本土的资本，台湾人的资本仅8.3%。而这8.3%的投资，还主要来自那些日本殖民当局赏赐给卖身投靠的台湾人。可以说，在日据时代，台湾有工业，但没有台湾民族资本家。日本人曾在台湾大规模发展制糖业，但最后日本人的糖业占全台湾糖业的95%强，而台湾人自身的糖业尚不足全台湾糖业的5%。曾有人说，日本殖民者把台湾建成了“糖业王国”。这种说法把是非完全颠倒了：日本人建成的不是台湾人的“糖业王国”，而是把台湾建成了日本人的“糖业王国”。日本制糖会社向台湾蔗农收购甘蔗时，收购价完全由会社单方面决定，压价收购、盘剥蔗农极为常见。以至于当时台湾人有句俗语：“最傻的是种了甘蔗卖给会社的人。”

 

戚嘉林：日本始终将“日台经济”定位为“工业日本，农业台湾”。台湾的所谓纺织业，其实最初是以生产麻袋为目标的，为的是将台湾生产的大米、白糖等大宗货物装在麻袋里运往日本。直到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深感本土兵源不足，要每年从台湾征召几万名“军夫”、“志愿兵”，才不得不从本土迁来两三家服装厂，以生产军服。日本还曾在高雄建了炼铝厂，但产品为粗制品铝块。所有的铝块都运回日本，在日本再加工成铝板，用于飞机制造业。当时日本的飞机年制造能力已达几千架，但一个飞机尾巴也没有在台湾生产过。

 

日本在台湾发展农业的真相又是如何呢？台湾人原来习惯吃“在来米”，而这种米不合日本人的口味。因此，日本以“选择适合日本人口味”为目标，在1926年完成了米种改造，命名为“蓬莱米”。由于大量使用化肥和兴修农田水利，台湾的大米产量剧增。1920年，台湾稻米总产量为69.2万公吨；1938年，增至140.2万公吨，18年间稻米增产203%。事实上，台湾人的人口数量也在增长，但台湾自身的稻米消费量却在逐年减少，1936-1937年间比5年前减少了7.6%，而同期甘薯消费则增加了46.5%。到二战末期，台湾居民配给米粮一个月不足20天，尽靠甘薯度日。而大量的大米却依然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以至于日本人平均每人每年可用稻米消费量是台湾人的1.6倍。由此可见，日本人在台湾兴建农田水利，并不是给台湾人带来“福利”，目的还是为了日本自身利益的需求，多产水稻以运往日本本土和东南亚战场。

 

“警察政治”：法西斯鹰犬

 

文汇报：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理事长丘秀芷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曾说，在日本占据我台湾时期，台湾民众最为痛恨的就是日本警察，很多次起义就是日本警察对民众的欺压引爆的。所以，老百姓暗地里称日本警察为“四脚狗”。您能介绍下当时的台湾警察制度吗？

 

李理：日本据台50年的殖民统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警察政治”。当时日本殖民政府所执行的政策：治安的维持、专卖制度的实施、公共卫生制度的建立、现代学校教育的引进、对少数民族的教化、生产经营活动等，都借助于完备的警察制度来完成。日本学者持地六三郎也认为：“台湾的警察，实为殖民政策的重心所在。台湾的警察，除其本身固有的事务以外，几乎辅助执行其他所有的行政；过去有所谓‘警察国家’的理想，这一理想在台湾已经成为事实。台湾殖民政策的成功，一部分不得不归功于这一警察制度。”

 

而日本在台湾对汉族人实施的保甲制度，成为日本警察对全社会监督和控制的重要工具。因为只要是台湾人，不论男女老少，都是保甲民，都为警察统治的辅助机关所控制。日本殖民政权经由保甲制度渗透到民众基层，除了利用保甲来协助警察维持地方治安外，还进入教育、产业、经济及交通等各方面，保甲无不参与。其对台湾民众的控制之严、之细，绝非今人可以想象。试举一例，《保甲条例施行规则》规定，“让外地来人住宿，或自家人有一晚以上的旅行时，及食宿人离开，或旅行者归来时，马上报告甲长”。凡有违反规定的，同一保甲的民众还要承担连坐责任。由此可见，日本以警察为强制手段，从思想到生活，试图改造台湾人民，一方面试图令台湾人民成为其民族性的翻版，另一方面又是为了让台湾人民成为其殖民统治下的顺民。

 

文汇报：殖民时期，李登辉的父亲李金龙不是当过“巡查辅”吗？“巡查辅”与警察有什么区别？

 

李理：“巡查辅”用今天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协警”，不是正式的警察编制。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人是不信任的，据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写的《台湾的警察》一书记载，1931年警察现役人员中，全台239名警部补中仅2名台湾人；781名巡查部长中仅有6名台湾人。日本也曾在台湾少数民族中刻意培养完全日本化的样板人物，花冈一郎是个典型案例。他取日本名字，以日本仪式举行婚礼，成为雾社分社的乙种警察，被派驻在波亚伦番童教育所任职。但在1930年“雾社事件”爆发后，花冈一郎不愿再做日本人的鹰犬，先枪杀妻儿后，再以赛德克族的刀切腹自杀。

 

至于“巡查辅”，台湾民众在背地里也有一个绰号：“萨卡”，意为“三脚仔”。李登辉的父亲死的时候，曾有当地报纸拍马屁说，李金龙有个外号叫“三脚仔”，说他比别人多一只脚，意思是他比别人勤快。这真是无知又无羞的解读，当时老百姓称“巡查辅”为“三脚仔”，其实是讽刺他连日本警察“四脚狗”都不如。日本警察制度本质上视台湾人民为劣等民族，赋予警察以无限权力，以法西斯手段肆意侵犯台湾民众个人的一切空间，达到管制、蹂躏和镇压台湾人民的目的。

 

教育歧视：培养“顺民”

 

文汇报：1900年，日本开始在台湾设立公学校；1919年，日本在台湾又开办了帝国大学，有人据此认为日本给台湾人带来了现代教育，为台湾培养了现代化的人才，真相确实如此吗？

 

戚嘉林：歌颂日据时期台湾教育的人，说明他要么对当时的台湾教育一无所知，要么就是存心颠倒黑白。台湾民众并没有平等教育的机会。台湾总督府于1898年7月颁发《台湾公学校令》，以地方经费设立六年制公学校。但直到1931年，也就是日本殖民台湾36年后，台湾小学生的入学率仅为33.8%，与日本本土相比，落后大约半个世纪。

 

当时台湾官方称从日本本土去台湾的日本人为“内地人”，因此它推行的政策号称“内台无差别”，试行日台共学，但实际上它实行的仍是歧视教育。1922年日本殖民当局公布了《台湾教育令》，规定常用日语者进小学校、不常用日语者进公学校。所以，台湾当地人的孩子只能进公学校，而日本人的孩子都进了小学校。小学校不仅人均教育经费大大高于公学校，而且接受的是励志教育；但公学校施行的是顺民教育，绝口不提学生长大成人后要主宰自己的命运。日本人占领台湾后还长期不设普通初中，在台湾士绅的强烈要求下，才于侵台20年后的1915年在台成立“公立台中中学校”。但直到1944年，中学里台籍学生所占比例仅为47.7%，而占全台人口总数仅为6%的日本人却占了中学生名额的52%。对台湾人而言，殖民当局对他们实施的仍是“愚民教育”。

 

蓝博洲：台湾人的大学教育也饱受歧视。除了医学专门学校和台南高等商业学校，其他一切高等学校都在日本举行考试，以谋吸收日本本土学生到台湾来上学。而大多数台湾人则因无力支付到日本去考试的费用而失去了升学的机会。其结果当然是由日本人占了高等学校的大部分名额。从所选专业来说，台湾人可选择的专业仅为医学、理学，而文政学的比例极低。以1944年为例，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的台湾学生仅2人，日籍生为30人；而医学部的台湾生为80人，日籍生为77人。

 

我查了当时有关的法律条例，没有查到一条是明令限制台湾人学文政的，但台湾人从帝大文政学部毕业后，难以找到工作，这让台籍生主动放弃文政专业，也就是放弃未来从政的道路。而这就是日本殖民当局所要达到的目的。当时大多数台籍生只能小学、中学毕业后到日资企业从事低级的技术和管理工作。因此，所谓教育制度的同化，实则近乎剥夺了台湾人高等教育和未来从政的权利。

 

“日本国民”：天大的谎言

 

文汇报：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台湾总督府总务长官森冈二郎提出了在台实施“皇民化运动”。所谓“皇民化”，真的是要把台湾人变成日本国民吗？其实质又是什么？

 

王晓波：所谓“皇民化”，不过是“去中国化”而已。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从精神上强化对台湾人民的奴役，给台湾人民一个将成为“皇民”的幻觉。“皇民化”一推行，首先就废止了当时报纸的汉文版面，中止了闽台语的广播，还强制推广日语以及让台湾民众烧毁祖宗牌位，改为奉祀日本的神宫大麻等。到1941年，为了让台湾人当兵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炮灰，还让台湾人更改日式姓名。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台湾民众的强烈抵制。如，原来姓黄的改为“广田”，姓雷的改为“雨田”。直到1943年11月底，本岛人更改姓名者主要为在日企工作或担任公职的人员，仅占台湾当时613万本岛人口的2.1%。

 

台湾人实际上从来也没有成为法律意义上的“日本国民”，日本本国国民当时还享有日本明治宪法规定的权利，有集社、出版和选举的权利，而台湾人没有选举国会议员的选举权和名额，《台湾青年》杂志也是在东京出版的。甚至在台湾同样的公职，台湾人的薪水要远远低于日籍人；在学校里，如果日台学生合班上课，台湾学生不能第一名，只能是第二名。即使没有第一名，也必须是第二名。直到1945年4月，日本国会才通过让朝鲜人和台湾人在战后有选举权和国会议员名额的决定，但“八一五”以后日本就战败投降了，台湾光复，朝鲜独立，所以台湾人一天也没有当过真正的“日本国民”。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开始在台湾征召“军夫”，所谓“军夫”实际上就是军需品的运输队，因为台湾人是不能当“皇军”的。所以当时台湾百姓讽刺说，日本军队内的等级排序是：军人、军犬、军马、军属、军夫。但到了1941年，日本战事吃紧，兵源枯竭，才开始在台湾招募“志愿兵”上战场。由于几十年的“皇民化教育”，当时确实也有一些青少年愿意去当“志愿兵”、“义勇队”。1945年1月，当日本面临着美军对其本土登陆作战的可能时，才以“感谢皇恩”之名在台湾实施“全面征兵”，图谋拿台湾青年的生命再进行一场塞班岛式的“玉碎之战”，以尽可能拖延美军进攻日本本土的时间。据日本方面的资料证实，日军共征调20.7万台湾青年入伍（士兵及军夫），其中30304人丧生战场。

 

那些被欺骗从军的人，就真的是“皇军”吗？1982年，东京法院针对台籍日本兵的抚恤申诉作出判决，台籍日本兵的抚恤不能比照日本兵，因为台湾人不是日本国民。所以，台湾人不仅一天也没有当过日本国民，就是日本“鬼”也当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