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的火车上，刘师傅问，如果过几天他的故事上了报纸，能不能给他邮寄一份?在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开始在纸上写地址，还没写完，又把笔放下，转而掏手机给媳妇打电话，他不好意思地说，“出来久了，家里地址有点记不清了。”接着又感慨道，“真该换个近点的地方(打工)，多回家看看了。”

　　春节前夕，记者踏上从上海开往沈阳的G1258次高铁，在分享满车旅客回家过年的喜悦之余，发现列车中的外来务工人员，很多都曾辗转于多个城市打工。最近几年的一个整体趋势是，随着二三线城市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多，他们开始倾向于“就近务工”甚至在“家门口”打工，赚钱和照顾老家亲人“两不误”。

　　完成时：钱不多家亲了

　　“钱和以前差不多，但感觉和家里亲了。”老梁考虑，等家乡再发展几年，然后回家种地，农闲时再在附近县城打零工。

　　列车经停济南西站时，39岁的老梁上车了，左手拖着一只中号行李箱，右小臂挡在左胸放钱包的位置，手里捏着火车票，上面显示目的地是锦州南。

　　坐下后，老梁很快和周围旅客熟络起来，彼此用口音浓重的东北方言交流着。在逗邻座一个小男孩时，他居然张口来了几句粤语，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原来，老梁此前在珠三角打了近10年工。

　　他说，当初一心想着要多赚钱，但具体要去哪里、该怎么做，心里也没方向。问遍了身边的同乡、好友，大家都说打工得去北上广，活儿多、钱好赚，于是就跟着同乡稀里糊涂到了珠三角，在建筑工地当起了“小工”。

　　其实，老梁不是很愿回忆在南方的日子。2012年他离开珠三角前夕，当地小工日薪已经超过100元，工地住宿不要钱，去掉每月400元盒饭钱及抽烟、喝酒、买日用品的开销，每月可以攒1500元。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放弃所有休息日，每年最多回老家2次，一次农忙、一次过年，平时顾不上留在老家的父母和儿子，更别说在南京给人当钟点工的妻子。

　　最初几年，这样的生活模式似乎没什么问题，但在2012年，老梁的儿子得了阑尾炎，因为种种原因耽误了治疗，最后花了近万元才抢救回来。这件事让老梁夫妻很自责，因为他们相信如果当时能陪在孩子身边，肯定不会放任病情恶化。去年春节，老婆辞掉工作回老家种玉米，老梁也决定换到一个离家近的地方打工，方便照顾家里。

　　隔了10年，再次向身边的同乡、好友打听哪里可以打工，老梁发现选择多了很多。“以前搞建筑只能去大城市，现在不同了，随便一个县城都到处是工地，工钱也不低。”他说。

　　跟着当地一个口碑不错的包工头，去年春节过后，老梁坐了11个小时火车来到济南，在一个建筑工地上负责施工放线，每月2000元。济南物价比珠三角低，去掉各种开支，他一年攒了1.5万元，还前后回家5次，包括清明、农忙、冬至，还有一次，“儿子给我打电话，所以就回家了”。

　　进行时：最后一次春运

　　“明年不出来了，得把所有东西都带回去。坐火车，好放行李。”老马的妻子杨艳茹说。

　　一等座车厢里，老马夫妇格外醒目，因为和其他旅客相比，他们行李特别多。除了怀里的小包，头顶行李架上还有3个旅行包，车厢连接处的大件行李架上还有2个巨大的帆布包，摸上去软软的，里面似乎是被褥衣服。

　　自从2004年离开安徽老家到昆山打工，此前几年春运，他俩为了省钱都坐大巴，今年为何舍得坐高铁，还买了一等座?

　　杨艳茹和丈夫都是46岁，这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次春运。几个一起干活的老乡说要送他们礼物，就“凑份子”买了高铁票，让他们先到徐州和亲戚会合，再一起回家。

　　如果说老梁因为孩子得病而回家多少带点偶然性，老马夫妇决定结束10年的异地打工生活，更多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

　　老马有3个孩子，2个女儿1个儿子，儿子出生时罚了8000元，罚得家徒四壁。为了供孩子吃饭、念书，2004年，夫妻俩一起到昆山一家自行车配件厂当工人，孩子就留给老人。前后换了几家工厂，在流水线旁站了10年，夫妻俩每月能赚1万元。看起来不少，但去掉在昆山的花销，剩下的钱也只勉强够供3个孩子读书。

　　杨艳茹说，每次过年回家，会有种“活着没啥意义”的感觉，10年前家里就没什么像样的家具，“如今家里还是什么都没有，只有3个孩子”。

　　因为没钱，老马家过年不发红包、不打麻将，全部开销加一起，花费不过3000元。

　　虽然不知道国家于2010年批准设立的“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是啥，但从一两年前开始，老马夫妇发现老家附近各种工厂多了，身边也开始有常年在外打工的老乡返乡工作。去年，杨艳茹一个亲戚也从外地回到老家，两人平时偶尔通电话，亲戚的话让她有些动心。

　　“在昆山，抬手都要花钱，但在老家，住房子不要钱，吃的菜地里有，也不花钱。”据杨艳茹的亲戚说，在老家赚2500元，和在昆山赚5000元生活质量一样。

　　通过中介，夫妻俩去年底和老家一个数码产品代工厂谈妥，年后去上班。因为都是熟手，中介说如果愿意加班，每月到手3000元没问题。

　　“反正在哪里都是干活，在老家赚3000块肯定比在外面赚5000块实惠。”杨艳茹充满期待，“明年过年，就可以给孩子买更好点的新衣服了。”

　　未来时：考完证再回家

　　老刘买好了初八的回程票，因为还有技术没学到手，还有证书没考出来。他把工厂看成了“倒贴钱”的“学校+实践基地”。

　　12号车厢里的刘师傅和他的侄子小张都属于比较“嫩”的外来务工人员。刘师傅今年34岁，之前在沈阳路边摆了六七年水果摊，感觉没有发展前景，而且也厌倦了和执法人员玩“猫抓老鼠”，所以2012年来到昆山一家工厂，经培训后成了一名氩弧焊工。小张则因为不爱念书，去年跟着舅舅“出道”，坐在车厢里，虽然想尽力装出一副酷酷的、成熟的模样，但不管眼神还是谈吐，都孩子气十足。

　　对自己头一年在外打工的感受，小张用“新鲜”和“爽”这两个词来概括。新鲜是因为在昆山见识了很多以前只在电视里见过的东西;至于爽，则是工厂老板有几次请客，他玩得很开心。

　　其实，老刘和小张的工厂对工人不算“舒服”——工作日每天工作10小时，周末每天工作8小时，一般不休息，但对小张来说，能学到技术，还有3000元月薪和年终奖，他已很知足了，自然也不会轻易放弃这份工作。有意思的是，在小张眼里，“春节回家”其实是一件含义很明确的事情，就是把攒着的3万元交给爸妈，然后再加各种同学亲友聚餐。

　　“等回到家，我要吃火锅，还要吃猪肉粉条。哎呀，你就别问了，再问我都饿了。”他向记者“抗议”道。

　　相比小张，老刘考虑的问题多些。

　　“现在每个月能赚5000元不假，但总觉得在外面不踏实。”他心目中的“踏实”很现实，就是房子、户口、社保，可惜昆山的房价承担不起，工厂也不给交金，当初在路边摆小摊卖水果时“没有发展前景”的感受时隔两年又来了。

　　“我一直没把老婆、孩子接出来，因为其实沈阳工厂也多，等我学好技术、考好证书，到时候也见识得差不多了，就回家找份有前景的工作，工资肯定比现在还高。”说到这，老刘露出一个特别憨厚的笑。

　　文汇报记者 叶松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