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东国家在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上艰难前行。传统热点问题久拖不决,新的热点问题层出不穷,多国发生新一轮政局动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虽遭受重创,但仍伺机卷土重来,中东局势发展中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域外大国和地区国家纷纷调整自己的对外战略,各种力量分化组合,多极化格局初步形成,中东在奥斯曼帝国解体近一百年后将迎来新的“百年变局”。
民众抗议活动再掀狂澜
2010年底民众抗议活动从北非蔓延至西亚,席卷突尼斯、利比亚、埃及、也门、巴林、叙利亚等国。受此影响,多数国家主动或被动进行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但是各种矛盾积重难返,改革成效尚不明显,甚至酝酿新的危机。除阿联酋、卡塔尔、阿曼、科威特等少数国家外,中东政局总体不稳,改革乏善可陈,经济增速普遍放缓,在全球产业分工中被进一步边缘化,引发新的政治危机。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左)与突尼斯总统赛义德(右)。 |新华社
2019年阿尔及利亚、苏丹、黎巴嫩、伊拉克、埃及等国爆发不同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游行。这次新浪潮导致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和苏丹总统巴希尔下野,黎巴嫩总理哈里里和伊拉克总理阿卜杜勒-迈赫迪被迫宣布辞职,上述四国至今未走出危机的阴影。此外,9月埃及爆发近年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民众对执政当局也提出不满。
与2010年底开始的动荡相似,此次街头政治主要发生在共和制阿拉伯国家,而君主制国家总体上局势稳定。但是,与上一次民众抗议活动喊出的“民主”“自由”等政治口号不同,2019年发生的一系列动荡中,示威者的主要诉求是民生,即群众要求改善经济、提高就业、惩治腐败、稳定物价和振兴产业,转型国家民众对政府“不作为”和民生业绩不佳普遍感到失望。中东各国虽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积极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就业,但受国际油价低迷、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中东人口快速增长、地区国家间地缘政治争夺升级和外部势力插手中东事务的多重影响,中东地区经济、社会和政治转型步履蹒跚。
第二波民众抗议活动还产生溢出效应,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这三个非阿拉伯国家的国内局势也陷入动荡。2019年,受美国“极限施压”的影响,伊朗经济陷入困境,物价上涨,多地爆发群众示威活动。土耳其举行地方选举,埃尔多安领导下的正义与发展党受挫,最大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与好党结成“国家联盟”,赢得12座大城市中的7座城市,包括首都安卡拉和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民众对土耳其经济增速放缓不满,埃尔多安总统和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基础受到削弱。以色列在2019年举行了2次大选,但利库德集团党魁内塔尼亚胡与蓝白党领导人甘茨迟迟未能实现组阁,加上内塔尼亚胡总理受到贪腐指控,国内政治也陷入危机。
地区多极化格局轮廓渐清
2019年,域外大国和中东地区国家积极调整对外战略,影响力此消彼长,推动了中东多极化格局的形成。特朗普政府奉行“总体超脱、有限介入”的政策,压缩在中东的军事投入,减少在叙利亚库尔德地区的军事部署。截至2019年12月,美国已从叙利亚库尔德地区撤出主要军事力量,仅保存约600人用于保护关键设施和交通要道。特朗普政府以伊朗为战略遏制对象,构筑“反伊朗统一战线”,大力扶植以色列,打造海合会与埃及和约旦的“中东战略联盟”。但在沙特石油设施和阿联酋油轮遇袭后,特朗普政府却采取超脱政策,不愿意为盟友火中取栗,更不愿意同伊朗正面对抗。为赢得土耳其的支持,美国抛弃了反恐盟友——叙利亚库尔德人,导致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如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等纷纷调整自己的政策,奉行大国平衡战略。
俄罗斯利用特朗普政府战略收缩的契机,在中东积极拓展政治和军事影响力,反制美国和西方的制裁。普京政府在叙利亚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和拉塔基亚的赫梅明空军基地等驻守数千战斗人员和军事顾问,扩大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促成叙政府军与库尔德武装的和解。2019年10月,普京高调访问沙特和阿联酋,试图在美国及其盟友之间打入楔子,增强与海湾国家的能源合作,巩固俄罗斯—土耳其—伊朗战略大三角,并以核能、军售为抓手,强化与埃及、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等国的战略合作。
2019年,欧盟忙于内部事务,对中东问题的介入意愿下降。在巴以问题、伊朗核问题的解决出路方面,欧盟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坚持多边主义和“两国方案”,与美国划清界限,反对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朗核协议、偏袒以色列、纵容土耳其越境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做法。2019年2月,首届阿盟—欧盟峰会在埃及红海海滨城市沙姆沙伊赫举行,体现出双方互有所需;受中东非法移民涌入的影响,欧盟对推进“地中海联盟”、将西亚和北非国家纳入自己的发展轨道存在分歧,热情不高。
2019年,中东国家普遍奉行“向东看”战略,积极发展与亚洲大国的政治、经贸与能源合作,2019年2月沙特王储萨勒曼访问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12月伊朗总统鲁哈尼访问马来西亚和日本。中国以“一带一路”为抓手,倡导“以发展促和平”,推动与中东各国的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深化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以联合国为舞台,开展斡旋外交,积极促进中东地区的冲突解决,于2019年11月召开首届中东安全论坛,为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方案。除中国外,日本、印度等也积极参与中东安全事务,提升中东在外交全局中的地位,如6月日本首相安倍访问伊朗,试图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开展斡旋。
从地区层面来看,中东各国实力增长不平衡。西亚地区群雄争霸,土耳其、伊朗、沙特、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等在外交上积极进取,争夺话语权;北非地区强国如埃及、阿尔及利亚、苏丹等经济增长乏力,疲于应对国内矛盾,在中东安全事务中影响力下降。
土耳其利用美俄矛盾,在叙利亚北部发起“和平之泉”行动,跨过幼发拉底河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试图建立更多的缓冲地带,引起阿拉伯世界、欧盟等普遍不满。土耳其还巩固与卡塔尔的关系,充当巴勒斯坦的“代言人”,为巴勒斯坦事业摇旗呐喊,以提升在逊尼派阵营内部的感召力。
沙特和阿联酋在本国石油设施与海上油轮遇袭后,未能得到美国的安全保护,不得不寻求与卡塔尔的和解,并有限度改善与伊朗的关系、管控分歧。伊朗受美国“极限施压”的影响,石油收入大幅萎缩,外汇储备不足,国库空虚,不得不利用巴以、叙利亚、也门等地区热点问题牵制美国,同时主动缓和与伊拉克和海湾国家的关系。以色列积极与海合会、埃及和约旦等构建“反伊朗统一战线”,但其在巴以问题上奉行强硬立场,越境打击叙利亚境内目标,削弱了与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合作的战略基础。
阿拉伯国家内部长期不和,在外部势力的干预下进一步“碎片化”。然而,2019年阿拉伯国家在土耳其进军叙利亚、以色列空袭加沙、伊朗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等多重压力下,内部关系出现了一定缓和,如期召开了第30届阿盟峰会和第40届海合会峰会;阿盟和海合会还就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构成的安全威胁问题召开紧急会议。埃及、阿联酋等8个阿拉伯国家支持叙利亚重返阿盟,有助于阿拉伯国家弥合分歧。但是阿盟内部各成员国利益诉求不同,对外战略差异甚大,群龙无首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改观。
区域热点问题积重难返
2019年,中东传统热点问题久拖不决,新的热点问题不断涌现,形成相互叠加的累积效应。在巴以问题上,美国公布“世纪协议”的经济方案,计划通过吸收中东富国的资金,实现对巴勒斯坦及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投资,以促进巴经济发展,使之放弃政治诉求,此方案自然遭巴勒斯坦和广大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抵制,被戏称为“下个世纪的协议”。在美国默许下,以色列宣布对被占领土戈兰高地拥有主权,在约旦河西岸修建更多犹太人定居点,加大对加沙地区哈马斯的围困及其领导人“定点清除”,巴以矛盾上升。
叙利亚冲突进一步陷入“代理人化”,叙政府军、民主军、自由军、土库曼旅、宗教武装派别等成为大国地缘政治的工具。10月,在叙利亚北部地区,土耳其政府发起代号为“和平之泉”的军事行动,美国、俄罗斯、土耳其、叙利亚政府在库尔德地区的争夺加剧;在叙利亚南部地区,以伊朗、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为一方,以以色列为另一方,双方多次交火。
也门危机持续发酵,酿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沙特和阿联酋等阿拉伯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束手无策,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反遭不明“无人机”袭击,损失惨重。伊朗和沙特、阿联酋、巴林等缺乏战略互信,影响了也门局势政治解决的进程。
在北非地区,利比亚东西两个政府、两个议会的分裂局面常态化,武装冲突时有发生。位于首都的黎波里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虽获得联合国承认,但未能控制全国局势,西方指责俄罗斯支持利比亚军事强人哈夫塔尔,其领导的“国民军”多次进攻民族团结政府。此外,中东海上安全、东地中海油气之争、中东水资源争端等有抬头的趋势,恐将成为新的热点问题。
中东反恐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丧失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控制版图,不得不化整为零、改头换面,通过潜伏实现“当地化”和“本土化”,从攻城略地转向地下活动,恐怖活动暂时处于蛰伏期。2019年11月,美国宣布打死“伊斯兰国”组织头目巴格达迪及多名骨干,使该恐怖组织元气大伤,被迫与“基地”组织和其他极端组织“合流”,保存有生力量。极端分子甚至乔装成“难民”回流至东南亚、南亚、欧洲和中东其他地区,等条件成熟后“东山再起”,伺机回到中东地区实施破坏活动。
尽管“伊斯兰国”受到沉重打击,但是在叙利亚伊德利卜省、也门、伊拉克、埃及西奈半岛、索马里、利比亚等地,“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索马里青年党等依然活跃。中东地区大国博弈升级,域外大国代理人战争持续,热点问题久拖不决,中东多国政局动荡,都为中东恐怖组织卷土重来提供了重要契机。也门、索马里、叙利亚、利比亚尚未实现和平,阿尔及利亚、苏丹、伊拉克、黎巴嫩出现新的热点问题,为恐怖组织死灰复燃提供了温床;美国偏袒以色列,有可能引发中东地区新一轮“反美主义”和“反犹主义”,导致“激进化”和“极端化”,中东热点问题解决难度增大。
展望2020年,中东国家将在动荡中继续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调整内外政策,各种力量将继续分化组合。实现中东和平与发展,建立行之有效的冲突预防和解决机制,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文摘自《变局与调适 复旦国际战略报告2019》)
作者:孙德刚(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编辑:沈钦韩
责任编辑:陆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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