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长崎的翌日上午，长崎电视台的朋友带我们去看了市内的“唐人屋敷”，这也正是我极想踏访的一个街区。

大航海时代之后的17世纪开始至近代，长崎可以说是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港市。长崎作为一个港市的兴盛，源于大航海时代以后西洋人通过海路向东亚的拓展。1571年葡萄牙商船第一次进入长崎港，之后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也陆续进入。大约在1620年代，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商人开始频频登陆日本，而这时的江户幕府惧怕西洋人带来的基督教蔓延之后会动摇自己的统治根基，已经陆续推出锁国政策，严禁具有基督教背景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登岸，划出长崎一隅，只准许中国人和具有新教背景的荷兰人可在此与　日本做贸易。所谓“唐人屋敷”，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走到广马场商店街，入口处巍然伫立着一座石砌大门，模样犹如孔庙前的棂星门，为了不影响交通，这座石门只是建在宽阔的人行道上，又称为“诱导门”，表示由此便进入了以前“唐人屋敷”的境界。在馆内町的入口处，还建有一座黛瓦粉墙的中华门，呈飞檐翘角的风格。这两座门应该都是后来新建的。据文献记录和学者的研究，在1634年以后的十年内，每年大约平均有57艘商船自中国来到长崎，每艘船平均大约有船员50人左右，这一数字随着明清两代的海禁政策的变化有所增减。一开始中国人是可以随便居住在日本人开的民宿或简易客栈内的，这也激活了当地的青楼业，形成了江户时代日本三大青楼街之一的“丸山游廓”。后来江户幕府的锁国政策渐趋严厉，也为了减少中国船员与当地人之间的纠纷，于是在1689年建立了一个“唐人屋敷”，有点类似今天的唐人街。不过这一“唐人屋敷”是被封闭起来的，用围墙和竹篱与外界相隔，除青楼女子和僧侣之外，一般人不得随意进出。据文献记载，“唐人屋敷”共有三万六千多平方米的面积，里边除了仓库货栈等之外，大约有20栋两层楼的房子供商人和船员居住。由于经历了好几次大火，“唐人屋敷”内的建筑被屡屡烧毁。1850年代日本对外打开国门之后，西方人再次纷纷登陆日本，横滨和神户等成了日本新的对外门户，长崎的“唐人屋敷”也衰败下来了，今天只留下了部分遗迹。

在靠近旧迹的地方，走过一座石桥，迎面可见一座重檐的土神堂，最初建于1691年，后屡毁屡建，眼前的这幢建筑则是1977年复建，当年是用来祭拜土地菩萨的。当年华人居住的楼房，在历史的沧桑和原子弹的轰毁中，早已荡然无存，后来修复了“天后堂”、“观音堂”和福建会馆几处建筑。1907年重建的天后堂内供奉祭祀的是妈祖神，这差不多是中国沿海民众共同敬奉的神祗，祈求妈祖保佑海上平安，在堂内同时供奉着关帝的偶像，因此又被称作关帝庙，这些都体现了　中国的民间信仰，虽然有些芜杂，但都是华人在海外的重要文化符号。1917年复建的观音堂是一座由红砖砌成的中式建筑，正面有高大的廊柱，两侧的进门上端呈拱形，这在日本的传统建筑中是极为罕见的。在留存的旧建筑中，福建会馆大概是规模最大年代也最为久远的，1868年时由福建过来的移民创建，最初名曰“八闽会馆”，后改称现名。沿着石阶拾级而上，可见一座朱红色的大门，门匾上镌刻着“福建会馆”四个大字。进门左侧有一座孙中山的石像，这自然是后有的。走入正殿，蓦地让人回到了一百多年前的往昔，所谓画梁雕栋，朱色已经斑驳脱落，祥云仙鹤的图案也有些漶漫不清，唯正面的一块金底匾额上，可清晰地看见用黑色镌写的“桑梓万里”四个大字。

离开了“唐人屋敷”旧迹，又去看了相距不远的孔子庙。感觉上像是一个微型版的皇宫，朱红的底色上闪耀着明晃晃的金黄，大门柱子上是金灿灿的腾龙，顶部是黄灿灿的琉璃瓦，大成殿屋檐的两侧还有两条腾空跃起的飞龙，门墙等均被漆成朱红色，里面的孔子像被塑造成了戴着皇冠的帝王，与国内的孔庙大成殿大异其趣，令我想起了琉球首里的王宫。孔庙，对于海外的华人而言，已是一个文化认同的标志性存在了。

19世纪后期，列岛与大陆人员的往来进入另一个盛期，三菱汽船会社开通了横滨、神户以及长崎与上海等地的航线，彼此无需签证，在不少日本人纷纷前往中国大陆拓展的同时，南部沿海的中国居民也再度掀起了渡海东行的热潮，长崎就是一个中心点，在这里形成了新的华人社会。今天新地的中华街，便应运而生，与横滨的中华街(最早称“南京街”)　和神户的南京街并列为日本最著名的三大华人社区，成了中华美食集聚地。当地华人在每年春节都会举行舞狮舞龙的盛大灯会，于是自1994年开始，长崎市政府将此定为中国灯节，为期半个月。2018年的中国灯节是2月16日至3月4日，吸引100万左右的游客，那个时候，大半个长崎，都沉浸在中华文化热烘烘的氛围中了。

作者：徐静波  编辑：吴雨伦  责任编辑：陆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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