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沙特王储小萨勒曼频频向以色列发出善意。（视觉中国）

近来，沙特与以色列的关系走势不断呈现升温趋势，尤其是沙特王储萨勒曼的访美之行释放出诸多明晰的话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过去数年国际媒体有关沙以关系诸多传闻的一种正面且积极的回应。

2017年底，沙特仅低调批评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2018年3月，沙特罕见开放领空供印航赴以航班过境；4月2日，萨勒曼王储指出：“我认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有权利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项和平协议以保证各方的安全稳定和拥有正常的关系。”沙以关系从最初的水火不容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初步解冻，再到“阿拉伯之春”以来的逐步亲密，这既离不开埃以建交所带来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式微，也离不开奥斯陆进程以来巴以关系朝着和解大方向艰难前行，更无法绕开共同的伊朗威胁因素。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沙以双方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的迫切性急速上升。当前沙以双方善意且高调的频频举动被国际社会视为两国关系最终正常化的积极信号。

从现代沙特王国的建国史和以色列的建国史来看，沙特长期拒绝承认以色列主要基于民族主义而非宗教的因素。现代沙特王国是沙特王室与秉持逊尼派瓦哈比主义的谢赫家族，通过宝剑与经卷的强势结合所创立的政教联盟的王国。以色列国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产物，尽管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了减少建国阻力而在国家法律和制度层面对犹太宗教群体做出诸多妥协，但以色列的本质仍旧是一个世俗民主国家。阿拉伯世界在1967年中东战争中全线失利以后，特别是耶路撒冷被以色列全部占领以后，伊斯兰复兴主义浪潮兴起。沙特逐步高举宗教民族主义旗帜来对抗埃及日渐式微的世俗民族主义，但反以仍旧是这两种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共同标志。1979年埃以和谈以及埃以、约以建交以后，阿拉伯统一思潮陷入低谷，阿拉伯世界内部实际上部分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这扫清了沙以关系在阿犹民族关系方面的障碍。正如美国《大西洋》月刊近日的访谈披露，沙特王储萨勒曼保证说，对以色列国的存在在宗教上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只有东耶路撒冷圣殿山的命运是沙特人唯一的“宗教上的忧虑”，但他依然强调“我们的国家同犹太人之间没有问题”。

奥斯陆进程初步开启了巴解组织与以色列的和解步伐，这得到了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正是在巴以、阿犹和解的大背景下，诸多埃及、约旦以外的阿拉伯国家开始了对以色列曲折前进的和解步伐。1996年，时任以色列总理佩雷斯访问卡塔尔，双方决定互设代表处，直至2000年卡塔尔为了声援巴勒斯坦第二次“因提法达”而勒令以色列关闭驻多哈办事处。阿曼、阿联酋也与以色列发展公开的经贸关系。毛里塔尼亚1999年与以色列建交，2009年初因加沙战争之故冻结两国关系，2010年决定对以断交。2015年，以色列向总部位于阿联酋阿布扎比的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派驻外交级别代表团，这也是2000年以来以色列外交机构首度重返海湾。沙特是海合会的主导者，而海合会国家是阿拉伯世界发展对以关系的“急先锋”，它们发展对以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既是沙特意志的体现，也为沙以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经验。

1979年以来，防御伊朗什叶派的革命输出成为沙特的重中之重。随着美国两场反恐战争导致伊朗在海湾的强势崛起，以及“阿拉伯之春”以来伊朗卷入卡塔尔危机、也门内战和叙利亚内战，沙以双方的地缘生态都受到伊朗严重威胁。内塔尼亚胡将以色列定位为阿拉伯国家对抗伊朗“不可或缺的盟友”，而萨勒曼王储则称“以色列是重要经济体，我们同以色列当然有很多的共同利益”，但他随后重申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攻击。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与伊朗关系趋于紧张，美方对于其在中东的两大长期相互敌视的盟友公开靠拢而乐见其成。沙、以公开示好符合美、沙、以三方在对抗伊朗威胁上的共同利益。

作者：钮松（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编辑：陆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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