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彭德怀

朝鲜战争爆发后，战火危及我国东北边境地区。作为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迅速作出外交反应，不断通过多种外交途径伸张中国的态度，同时，他在幕后指挥着抗美援朝的军事外交。

朝鲜战争爆发后，周恩来指示外交部的柴成文“需要派人同金日成保持联系”。1950年7月8日，在接见柴成文等即将赴朝的外交官时，周恩来分析了朝鲜战争的形势并交代了任务：要向朝鲜同志表示，有什么需要中国做的，请他们提出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定会尽力去做。最主要的任务是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变化。

7月10日，柴成文将周恩来亲笔签署的介绍信交给金日成。金日成阅后感谢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朝鲜的支持，并主动提出今后“有事情可以随时找我”，命令通讯兵为柴成文代办一架直通他的电话。至此，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快捷联络渠道建立。中朝电话热线建立后，两国之间开始了经常性的信息交换，遇到重大问题双方直接通气、协商，促进了志愿军提前做好各项战争准备工作。

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封锁政策，新中国无法通过外交途径与西方国家沟通。考虑到印度总理尼赫鲁同中国保持着友好亲密的关系，他本人坚持不结盟的中立政策，同时，尼赫鲁与美英的联系也较多，因此，选择了印度作为中国与西方沟通的第三国。

美国出兵朝鲜后，朝鲜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当美军企图越过三八线后，周恩来于10月3日凌晨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向他郑重地表达了中国政府在朝鲜战争中所持的严正立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潘尼迦收到来自中国政府最高级别的信息后，连夜发电向尼赫鲁总理报告。尼赫鲁接报后，迅速把中国的态度告诉了美国政府，但处于胜利中的美国政府和军队狂妄自大，没有正确地分析和研判局势，使朝鲜战争再次升级。

志愿军出兵朝鲜前后，装备低劣的中国军队能否抗衡武装到牙齿的美军，成为人们担心的焦点。为获得苏联军事援助，周恩来紧急秘密访苏，而且始终强调与苏联的沟通。当时的志愿军实力，很难完成战争中的空中掩护和防卫工作。为此，周恩来亲自到苏联协商，争取苏联方面的援助，虽然协商过程并不是很顺利，但经过不懈努力，最终还是为志愿军争取到相当大的军事装备援助。

考虑到志愿军的装备过于简陋，周恩来还争取苏联对志愿军的装备进行了换装。在周恩来1950年10月秘密赴苏携带的军事订货单上，有两批紧急购买的武器装备：第一批要求苏联政府在1950年11月30日前交货，包括火炮类11种、汽车类10种、观测仪器18种、通讯器材8种、弹药2种；第二批要求在1951年1月交货，包括火炮类10种、汽车类9种、观测仪器18种、通讯器材6种、弹药2种。这两批订货中，火炮和运输车的数量最大，这是周恩来根据我军的装备情况和作战面临的困难精心计算的。除了这份订单，周恩来还提出订购一批坦克、装甲车的要求。斯大林均答应了，并原则同意低价售给中国，中国可以向苏联贷款，分期偿还。这些武器装备后来按时交付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志愿军作战和运输的困难，在战场上发挥了很大的威力。

此后，周恩来始终主导着中国争取苏联军事援助的工作。1950年11月5日，周恩来代毛泽东起草给斯大林的电报，请求苏方为志愿军提供轻式武器装备。1951年1月起，苏联按合同陆续将武器装备运到中国，迅速装备了志愿军。1951年7月，经全盘考虑，出于作战需要和武器正规化的要求，周恩来拟定向苏联购买武器装备的订单，中央军委下达从1951年8月至1954年10月60个师的换装计划。1951年下半年，朝鲜战场出现了谈谈打打、边谈边打的情况，苏联方面对中国的订单没有按期兑现。周恩来向苏联方面发去电报，说明了战场情况并催促交付武器装备。在周恩来的努力下，1952年8月，中国接到10个师的军事装备，其中3个师的装备交给朝方，7个师的装备用于赴朝志愿军。志愿军武器从整体上得到了改善，作战火力得到了极大提高。

▲1958年10月，周恩来和陈毅在北京火车站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凯旋

在此后的朝鲜停战谈判中，周恩来始终发挥着主持指导作用。他曾说抗美援朝战争是“三年战争两年谈判”。他亲自选定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带队赴前方谈判，并选派乔冠华作为李克农的助手。谈判代表团临行前，周恩来告诉他们，谈判的方针是“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原则问题不能让步，对于非原则问题灵活对待。周恩来确定，将谈判的重点放到撤退外国军队问题上。他在给李克农的电报中指示：“必须在对方同意将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问题列入议程的基础上，我方才能同意对其他议程再加斟酌。”由于美方始终拒绝将“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列入谈判议程，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周恩来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先后起草、修改了200余份电报和发言稿，对谈判的每一个环节都给予了具体指示。在这场谈判中，周恩来从来没有出现在谈判桌上，但恰恰是他高超的谈判艺术，使得停战谈判最终取得了胜利。

——摘自《周恩来与抗美援朝的“幕后”工作》，作者：潘敬国、宋怡，原刊《百年潮》2021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