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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再次到深圳视察，组织安排我负责做记录工作，而后我又参加组织并积极推动深圳率先宣传报道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精神的工作。现把情况追忆、整理于下：

全程记录讲话一字不漏

当时，我是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分管对外宣传和新闻出版工作的副部长。1992年1月18日，根据上级的通知精神，我通知《深圳特区报》和深圳电视台：有重要的接待和报道任务。

小平同志一行乘专列于1月19日上午9时到达深圳。稍事休息之后，于10时在谢非、李灏、郑良玉、厉有为、李海东等省、市负责同志陪同下，乘车视察深圳市容和皇岗口岸。小平同志边看边就改革开放和办特区的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谈话。

当天晚上约7时左右，邓办主任王瑞林和省、市领导在迎宾馆六号楼开碰头会，总结当天接待工作情况，布置明天考察行程的保安和记录等工作。我和市委办公厅、市公安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也列席。会上，王主任提出：“这次南行，在武昌短暂停留的时候，老人家就有很重要的谈话。今天上午一到深圳就马上要视察市容。可见老人家仍然十分关心改革开放和深圳特区的发展情况。邓主席这是第二次来深圳特区考察，已经是88岁高龄的老人了。深圳市委要指定专人作详细记录。”根据王主任的要求，经市委领导推荐，会上决定由我负责做好记录工作。王主任还特别对我交代说：“老吴同志，你就负起责任，把记录工作做好。一定要详详细细，不能漏，又要准确。”

会议结束之后，回到五号楼的住处，我马上向陈锡添传达预备会议上关于要做好记录工作的要求，并同他商量，要求他同我一起做好记录工作。因为多一个人做记录，会对完成任务更加有把握；同时，有了详细记录，他写新闻稿就有基础了。陈锡添马上表示同意，并且在以后几天都同我密切合作。

1月20日，吃早餐的时候我找市委书记李灏同志，当时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同志也在。我向他们汇报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担心会漏掉一些重要记录。比如出发后在路上时，只有省、市的主要领导能陪同小平同志在中巴上，小平同志的谈话我没法记录；还有小平同志的四川口音很重，我们一下子会听不清楚。希望批准我们带录音机，并且允许从市委宣传部调一名四川籍干部到迎宾馆协助记录整理。两位领导听后，都表示理解和支持。李灏书记还说他负责向王主任说明。

1月20日9时在迎宾馆上车的时候，我交了一个录音机给李灏书记。9时30分，小平同志到达国贸大厦。9时45分，小平同志坐电梯到49层的旋转餐厅，坐下来。李灏坐在旁边指着“深圳经济特区规划模型图”，简要地向小平同志汇报深圳建设和发展的情况。邓小平开始时一边听、一边看规划图，或观望外边的深圳市容，后来就插话。我和陈锡添由于有特殊任务，站在邓小平和谢非、李灏、卓琳同志的后边。我一见小平同志开始插话，示意李灏书记注意录音机。李灏马上伸手按动西装口袋里的录音机开关，向我点头，意思是说：“好了。”我放心地同陈锡添退到后一点地方专心作记录。

按计划，小平同志从上国贸大厦到视察结束只有半个小时，但小平同志从一边听汇报到自己讲，发表了十分重要的谈话（这些重要谈话内容后来都形成中央文件和公开发表），时间很快就过了半个小时。他老人家还余兴未尽。最后，只能由他的女儿邓楠说：“老爷子，我们还要去参观另一个地方呢。”

10时25分，小平同志从国贸大厦下来以后又到深飞公司视察，快中午12点才回到迎宾馆。我马上找李灏书记的秘书刘润华要录音机，顾不上吃午饭就回五号楼住处整理记录。可是录音机放到没一半就没有了声音。再试几次，都一样。如果没有录音作重要依据，邓小平同志上午在国贸大厦发表的十分重要的长篇讲话，只靠笔记，整理记录稿将可能会出现疏漏，核对更加困难。我当时很紧张，不顾一切地到餐厅直接找李灏书记。李书记听了也有点紧张，说：“我确实按了开关，听到它开始录音了。中间没有再碰它呀。怎么办？”是啊，怎么办才是最重要。我在心里埋怨自己：很可能是录音机中间出了毛病，这种问题怎么能找领导，赶快自己想办法。我一边在心里想，一边离开，突然想到谢非书记的秘书陈建华同志。多年前，时任省委副书记的谢非同志来深圳检查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时，市委让我带路和陪同，我就开始同陈秘书相熟悉。他工作很认真、仔细，可能会有录音。当我正在餐厅里观望、寻找时，陈建华已经在一张餐桌旁站起来，笑着看我。他已经听到我向李灏汇报的谈话，主动走过来，拉着我到餐厅外头，笑着说：“怎么样？要我帮忙吧？“他比我年纪小很多，但我们像老朋友。我说：“小陈，赶快拿出来吧。什么条件，尽管说。”事实上，陈建华录了邓小平在国贸大厦重要谈话的后半部分，我们录了前半部分，正好互相补充。当天下午，小平同志没有出行，我们也就没有跟随和记录任务。我立即同深圳广播电台台长马导明通电话，请他调一位政治可靠的技术员带着录音设备到迎宾馆。我又从市委宣传部调四川籍的凌泳同志到迎宾馆，先由他们把上午邓小平在国贸大厦发表重要谈话的录音一字不漏地变成文字稿。我再根据记录，对文字进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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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华对我的记录工作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为了对他表示感谢，我送他一套小平同志在国贸大厦谈话的完整录音带、一个高质量的录音机和几盒空录音带。这也算是在跟随邓小平视察深圳做记录工作的一段有趣的小插曲吧。

以后几天，在跟随邓小平视察过程中，我都特别小心地做好准备工作。每天早上出发时，我就把经过检查处于良好状态的录音机交给李灏书记，回到迎宾馆再取回来，先交由凌泳录成文字，我和陈锡添再结合笔记，整理成邓小平视察活动和讲话的文字稿，最后送给邓办王主任审核。由于要保证做到详细、准确、完整，又要赶时间，那些天我和陈锡添经常加班加点，每天都是12点以后才睡觉。

1月23日上午，小平同志离开深圳，坐船到珠海视察。9时40分，当大家在深圳蛇口码头送邓小平同志走上船桥的时候，老人家走了几步后突然回过身，李灏赶紧迎上去。我也立即跟在李灏后边。老人家将右手抬到齐胸位置，挥一下，语重心长地对李灏说：“希望你们搞得快一点。”李灏激动地表示：“我们一定会按您的指示办。”

等待邓小平上船以后，李灏书记问我：“松营，刚才小平同志说的话你听清楚了吗？”我说：“听清楚了。他希望我们要搞得快一点。”李灏吩咐说：“这话很重要。你一定要在记录稿里写出来，”

当天回到深圳迎宾馆，我和陈锡添就抓紧时间，对邓小平同志五天来在深圳视察的谈话记录稿进行综合，整理成一万多字的《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特区的重要谈话（记录稿）》。第二天，我将全套的记录稿和录音带送市委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厅主任任克雷同志，由他报市委领导和报送中央办公厅。

必须提到的是《深圳特区报》摄影部主任江式高同志。在接到任务之后，虽然当时上级通知是不能公开报道的，但他仍然天天背负十几斤重的摄影器材，丝毫不松懈、十分认真地进行记录工作，为历史留下了许多“邓小平在深圳”的珍贵照片。还有深圳电视台的记者桂颂平等人也是努力地用镜头记录邓小平在深圳的珍贵画面，为日后宣传报道邓小平同志在南方重要谈话精神，作出了不可取代的重要贡献。

向港媒透露消息

1月20日中午，我回到迎宾馆5号楼房间，正在整理录音，就接到市委宣传部外宣处处长黄新华（他当时又是市政府的新闻发言人）的电话，说香港无线电视台打了很多次电话，称他们上午接到很多观众电话报料：邓小平正在深圳视察。为慎重起见，希望深圳市政府新闻发言人能够证实，并提供更多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新闻。黄新华问我怎么办。

这可把我问住了，拿着话筒停了好一阵子。邓小平到深圳视察的事情，在当时组织上是要求绝对保密的。但是，事实上邓小平上午在闰贸大厦、深飞公司已经同成千上万的群众见面。在国贸大厦的大堂和广场上，当时还有不少香港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一定会兴奋、惊奇地立即用电话通知自己的亲朋好友。从这一点来说，已经没有“保密”可言。再说，邓小平到深圳特区视察，再一次在关键时刻亲自支持改革开放、关心深圳特区的发展，是多大的好新闻！我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果断地对黄新华说：“就回答他们，邓小平是在深圳视察。至于其他情况，暂时还是一句也不能说。”

快到中午1时，多数同志已经吃完回房间休息了。我到餐厅吃饭，看到电视机里香港无线电视台正在播送“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特别新闻。主持人简短地说明之后，就播放黄新华的电话录音。记者电话问：“邓小平是不是在深圳视察？”黄新华在电话里简明地回答：“是。”电视屏幕上同时出现黄新华的头像资料，然后，就反复地播送这条“特别新闻”。

当天晚饭后，黄新华神色紧张地到迎宾馆找我，说有关部门正在追查透露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消息的问题。我当时心里不觉一震，但想了想，还是安慰他：“中午香港电视的新闻播出之后，下午香港股票升破4500点，很多人会请你这个新闻发言人吃饭呢。你还怕什么？如果有责任，完全由我来承担。”我当时虽这么说，但心里明白：这种事情可大可小。黄新华走后不久，我就到“松园”分管宣传口、又全程陪同接待的市委副书记厉有为同志住处，向他“坦白交代”：“黄新华是我的下属，是我同意他那样答复的，有错误的话，完全由我负责任。我愿意接受组织的批评、处分。”有为同志听了以后笑着说：“哎呀，事情已经过去了。社会上对小平同志到深圳特区视察的新闻反映很好嘛，今天下午香港的股票指数大幅攀升哩。你回去干你该干的事情，好好休息吧。”听了领导的一番话，我心中的石头才真正落地。

好像邓小平根本没来过深圳

几天来，在跟随邓小平视察过程中，我总感觉到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不但对深圳特区、而且对全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应该尽快地宣传和报道出去。同时，海外尤其是香港的一些媒体由于得不到详细的真实情况，作了许多道听途说的报道，应该及早给予澄清。加上这次小平同志视察深圳，《人民日报》没有记者跟随，新华社有记者来，却又是“总社没有要求发稿”，越发使我感到自己担子很重，责任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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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小平同志就要离开深圳了。早餐的时候，我分别向李灏和厉有为同志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建议在小平同志离开深圳的第二天，深圳的新闻单位对他在深圳的重要讲话精神进行正面报道。两位领导都很赞同和支持这个意见。吃完早餐之后，我跟着李灏书记到桂园别墅向邓办王主任汇报。但是经过一番请示之后，得到的答复是：“不破这个例。”（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邓小平不再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他要求对他的活动也不再作宣传报道。）也就是不同意我们公开报道。

1月23日上午，送别小平同志、从蛇口回深圳迎宾馆之后，我和陈锡添的心情总是不能平静，两个人自然地议论开来：“国家主席杨尚昆也正好在深圳特区视察。过两天杨主席离开深圳之后旨定是要发稿的。发表的时候能不能把邓小平和杨尚昆一起在仙湖考察、同时种树，一起在迎宾馆接见省、市和部队领导的过程，将邓小平部分重要谈话精神带出来？这样的话，既显得很自然，又一举两得。”我们越谈论越激动。我当即打电话找跟随杨主席采访的《深圳特区报》主任记者欧阳佳，讲了我和陈锡添的想法。他听了很激动，表示赞同。1月25日下午，欧阳佳在陈锡添的指导和帮助下，很快就把稿子写出来。我看过后，觉得很不错，对个别地方作了修改之后，要他赶快送审。我还通知江式高和几天来跟随杨主席作采访的《深圳特区报》摄影部副主任王叙照准备有邓、杨一起在深圳的照片。可是晚上欧阳佳告诉我，稿子送杨办审核后很快就被退回。杨主席的秘书特别强调：已经请示杨主席，除非你们请示邓办同意，否则写杨主席的稿子不能带有邓小平视察的内容。”

这样，1月26日见报的杨尚昆主席在深圳视察的新闻，只字未提两位领导人在深圳相会、交谈的事，好像邓小平根本就没来过深圳。不了解内情的读者对此很大意见，打电话到市委宣传部以及报社、电台和电视台提出批评。我这个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和邓小平视察深圳的跟随者和记录者，内心更不能平静，决心寻找机会，一定要尽快把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精神宣传报道出去。

——摘自《纵横》2010年5月 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