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六辑

史学家钱穆先生曾经指出：“今日中国处极大之变动时代，需要新的历史知识为尤亟。”他所谓新的历史知识，“贵能鉴古知今，使其与现代种种问题有其亲切相联之关系，从而指导吾人向前，以一种较明白之步骤。此等历史知识，随时代之变迁而与化俱新，固不能脱离以往之史料，惟当在旧存之史料中耐心检觅”。钱穆先生是在1937年说这番话的，那时他有创立中国新史学的宏愿，可见出整理近代史料之迫切。而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其更具有建设当下、发展未来之重要价值。这也是《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编辑们编纂这套丛书的初心与宏愿。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由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彭国忠、北京大学教授张剑和南京大学教授徐雁平轮流主编，于2014年出版第一辑，迄今已出版至第六辑，共计73种99册。丛刊旨在通过累积性工作，连续出版，整合近现代诸多稀见而又确有史料价值的文献，以日记、书信为主，兼及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序跋汇编等，为学界提供阅读和研究的便利，多层面、多角度地呈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的肌理与血脉、骨力与神韵。出版后社会反响巨大，多次获得全国和华东地区优秀古籍图书奖。

近期出版的《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六辑，包括《江标日记》《高心夔日记》《何宗逊日记》《黄尊三日记》《周腾虎日记》《沈锡庆日记》《潘钟瑞日记》《吴云函札辑释》《新见近现代名贤尺牍五种》《稀见淮安史料四种》《杨懋建集》《叶恭绰全集》《孙凤云集》《贺又新张度诗文集》《王东培笔记二种》15种。日前，“近代士人的家国记忆与生活图景”——《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六辑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查屏球、傅杰、陈引驰、周兴陆，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胡晓明、刘永翔、严佐之、杨焄，上海大学教授董乃斌，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曹旭，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陈福康，苏州大学教授罗时进，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张廷银，翁同龢纪念馆馆长王忠良等出席并发言。他们充分肯定了《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学术价值，并高度评价了其对于传统文化遗产的整理、保护，以及为中华文明血脉流传所作出的贡献。

丰富着，也校正着我们对近代史的认识

“这套书的出现，完全可以重写近代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胡晓明在会上发出这样的感慨。他说我们的近代文学史深深地受到来自西方的文学观念的影响，仅仅把虚构类的，比如诗歌、小说、戏剧看成是文学，却有这么多东西没有被文学史家所关注到。所以他认为，应该重新定义什么是文学，特别是回到中国的话语上，重新定义什么是中国的近代文学。

胡晓明说，中国的近代文学不是西方的小说可以定义的，中国文学的概念当中，就是文采，就是文章，只要这个作者他有丰富的文体，有文采，有文章，那他就应该纳入我们近代文学史家所关注的研究对象。他希望这样一套书出版以后，有人能够真正地来重写中国的近代文学史。

胡晓明还将这套丛刊的整理出版工作称之为不今不古之学，因为历史是很势利的，成王败寇，一些重大的史料很容易就被忽略掉，需要不带功利心地去打捞发掘。近代史的100年就是一部痛史，是中华民族最为惨痛的一段历史，无论是他的灵魂，还是他的身体，各个方面都遭遇了所谓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一段惨痛的历史，其实是有好多故事可以讲的。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曹旭将中国近代的这100年比喻为一个蒙面人：“脸是蒙着的，没有被我们看清就急急忙忙地离我们而去了。5000年的中华文明史，就这个100年发展变化得最快。”所以他认为，做这100年的文献整理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那么快的变革，带来了一系列的精彩，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无奈。孙中山说过，这100年是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的时代。这个100年可以抵人家1000年，里面的事情多，很多资料不仅有中国本身难解的东西，还有好多国外的，我们睁开眼睛看世界，世界也开始吸纳中国，进入他们的角度和视野。如此复杂又如此纠结，这是一个山高水深的地方，要寻觅打捞出这些珍稀史料，难度可想而知。

上海大学教授董乃斌认为，丛刊从收集、整理、出版到研究，是一条正当、健康的学术之路。第六辑集中研究近代士人的家国记忆和他们的生活图景，题目非常好，非常有意义，凸显了这套丛刊根本价值之所在。

他指出，近代士人，从读书士子到学而优则仕的官人，从一般小官到朝廷大员，用不同方式，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记载了他们的生活经历。这套丛刊，使我国的近代史变得具体、生动，有血有肉起来，一定程度上，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内外交困、矛盾重重的时代，丰富着，也校正着我们对近代史的认识。

他举了第六辑中《叶恭绰全集》的例子：“文献资料显示了叶恭绰一生的努力。从清末、北洋政府到国民党中央政府，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他都在从事实际工作，办铁道邮政，为国家的富强而尽力。他的作品样式很多，有公文、有私著，都是记叙一段历史的有价值的史料。”

▲《叶恭绰全集》

董乃斌说，爱写日记和勤于书写笔记诗文，随时记录时事和经历见闻，这是中国文化人的好习惯好传统，根子在于他们自觉的“存史意识”。丛刊的价值和成绩，有力地证实了我国文化“重史”和“文史一家”的传统是深厚而优良的，也证实了叙事传统与抒情传统并列共荣的历史事实。这是一个伟大的传统，应该重视这个传统，并且积极认真地传承弘扬这个传统。丛刊的发掘搜集、出版和研究，就是今人弘扬这个伟大传统的切实努力。这套丛刊的价值必将在历史的演变和进展中越来越充分地显现出来。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历代仁人志士的事迹值得注意，近代史料可给我们有价值的知识和精神营养，给我们教训和激励。这套丛刊的编撰和出版，可谓适当其时，脚踏实地而功在久远。

呈现个人记忆中那些鲜活的历史细节

苏州大学教授罗时进指出，近现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巨变”时期，事件连着事件，事件叠加事件。由于事件性突出，看似容易研究，但事件纠缠复杂，深入研究的难度其实很大。无论如何，正确阐论和定义“近现代”离不开文献史料。近现代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从郑振铎、阿英那一代学者就开始做了，研究机构很多，投入力量很大。但近现代史料浩如烟海，需要不断发掘，持续整理。对近现代的历史、文化、文学的发展变化，已经有了一个认知框架，这个认知框架是否完全可靠，是否有修订的空间？非系统、非重大的史料也许只有补充作用，但系统性、集成性、重要性的史料，必然形成对以往认知的反思、质疑。此丛刊的编纂目的，显然不在于推翻什么结论，改变什么观点，而在于强化近两百年的家国记忆，丰富近现代的生活图像。但客观上，随着整理工作的推进，必能促进研究，将会使过去的某些认知得到改变，认识得以完善。

对于以日记与函札作为出版重点。罗时进认为，日记和函札在近现代越来越具有“个人史记”的性质，尽管其中可能有虚构的成分，修改的痕迹，但仍然能够通过个人记忆反映出家国历史和日常生活：“我们随手翻阅此次出版的一些日记，感觉人生的道道隙缝中有真性情，也能从他们读哪些书、思考哪些问题、营造怎样的人际圈，见其学识修养与人格形象。”

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认为，以稀见史料为前提，出版这样一套近现代重要文化人物的著作是非常好的做法，而其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从中可以看到近现代人物各种各样不同的个性，各种各样不同的棱角，比如《高心夔日记》。

▲《高心夔日记》

陈尚君觉得第六辑里面最重要的一部是《高心夔日记》。而其最重要的部分是在祺祥政变之前，高心夔有一年半时间在肃顺的家里做家庭教师，所以他详细记载了肃顺的待人接物和日常处事，以及他听到祺祥政变肃顺下场以后的震惊。高心夔把他的感慨直接地写了出来，是一段情绪很强烈的评价。陈尚君说这一段太重要太精彩了，他之前仔细看过文史里面有关祺祥政变的详细研究，但印象中，当时并没有用到这个材料。现在从《高心夔日记》来看，祺祥政变中，肃顺等人根本没把慈禧那个小女子看在眼里，没有想到慈禧可以果断地把皇帝的大臣给一锅端掉，这完全是出乎他意料的，肃顺完全是大意了，他以为八大臣是先帝拜托的，是非常稳定的，他没有想到会走到这样的境地。所以这篇日记真的是太重要了。

陈尚君还将中国与日本进行了比较，认为在近现代文献的整理和出版方面，我们远远落后于日本。他指出，对于文献史料的整理和出版，可以让近现代史做到更加丰富细致准确。

同样以《高心夔日记》为例，复旦大学教授陈引驰高度赞扬了编辑所做的索引工作。他指出，日记比较零散，没有索引看起来不方便。比如张剑在《高心夔日记》“整理前言”中说高心夔脾气不好，跟他的兄弟关系好像很紧张。陈引驰读到时就想这是什么人，然后就去查后面的索引，发现这两兄弟在日记中不断出现，大哥很厉害，兄弟要吸鸦片，他发脾气把兄弟的烟具全部毁掉。所以有了索引，再顺着这条线去看，还蛮有意思的。

陈引驰同样觉得日记书信很重要：“专业学者可以看到里面的第一手材料，虽然也有问题，但要做研究的话仍是最可以依凭的。”

通过史料还原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本真状态

丛刊第六辑主编、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彭国忠告诉记者，坚持稀见性、开放性、丰富性和学术性是他们编纂这套丛刊一以贯之的原则：

稀见性，包括文献的存世量、关注度和自身价值，如果仅仅少见而无价值，是不会被纳入丛刊的。

开放性，是指选题的开放性，中国近现代史料浩如烟海，有不少文献根本不见于公家收藏或已有目录中，无法提前开列一个编排有序的书单，而这恰恰是丛刊的丰富性和魅力所在。任何预定的、一成不变的目录，在丰富多样的文献事实面前都将显得苍白、浅薄；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一部有价值的书，是编辑的期待，也是编辑的经验。“所以，单凭我们几个主编到图书馆、资料室翻检、查索文献远远不够，任何交游、任何学术同人愿意加入文献整理队伍，我们都欢迎；任何有益的建议、线索我们都采纳吸收。”

丰富性，除了指史料形态的多样性——它以近现代稀见日记为主，而尺牍、奏议、笔记、诗文集、金石序跋等等皆在内，更主要的是，丰富性与编辑对史料的理解有关。“我们认为，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宏大叙事的文本固然是史料，关涉人物的生平、思想、性情的文字也是史料，人物的读书、思考、交往、应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史料。历史建立在人物和事件之上，人物、事件是鲜活的、生动的、多样化的，因此，记载人物、事件的史料具有阐释的无限可能性，而历史，写在纸上的历史，只是阐释的一种，是历史学家的一种建构。我们要做的，是通过史料还原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本真状态，还原它的生动性、丰富性；是为不同的史家提供无限的阐释可能。钱穆先生说中国亟须新的历史知识时，考虑的是‘昔人所宝贵获得之知识，吾人或嫌不切当前需要，而我人之所欲探索寻求者，昔人或未必注意及之’，就史料而言，我们于此还要加上一层：他人所获得者宝贵者，未必切于己用；自己所需要者、关注者，可能正是他人所漠视者抛弃者。”

学术性，一指史料的学术价值，这是这部丛刊的质量保证，基本上每部书主编都会和编辑一起讨论，甚至反复辩论，才能确定纳入。二指对丛刊学术价值的开发。从第四辑开始，编辑部就在新书发布的同时，举办学术研讨会，围绕着丛刊中的史料进行学术研究。三指几位主编就某一史料自己撰写学术文章，或就某一专题组稿。

彭国忠曾经说过，整理文献是一件“有过无功”的事情，但他们仍愿意“乌鸦反哺”，尽绵薄之力，对学术界进行回报。这样的回报，他们持续至今，并砥砺向前。

作者：蒋楚婷
编辑制作：薛伟平
责任编辑：蒋楚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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