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穆欣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1961年12月，穆欣在《光明日报》编辑部。

1957年10月起，穆欣历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党组书记，直至1967年受迫害被投进监狱，主持报社工作整十年。“文革”初期，穆欣曾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本书中，作者根据亲身经历，对1957年后十年间意识形态领域里所发生的重大论争及其相关问题，分专题逐一叙列。本版内容选摘自该书“八年冤狱纪事”。

触犯了迫害狂江青

十年内乱伊始，由于阴差阳错，我被卷入斗争的旋涡。尽管对这场“大革命”“很不理解”，当时还是努力“紧跟”的，却总跟不上趟。因此，我在“中央文革小组”里经常遭到江青这个迫害狂的粗暴指责和忌恨，总说我“跟不上”，一直被她视作眼中钉。

江青是个权欲熏心的野心家，时刻梦想夺取最高权力、做女皇。而她最大的忌讳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滩的一段经历。江青非常害怕人家知道她在那时私生活的放荡堕落，生怕那些风流韵事公之于众；在政治上的自首变节行为，更是江青讳莫如深的一块心病。这场动乱开始不久，她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在上海采取过一次行动，把图书馆、报刊档案和私人住宅里有关自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段不光彩历史的报刊、照片、信件和各种文件、资料全都抄走。凡是三十年代同她共过事的人，在“文革”中都无例外地遭到她的摧残，几乎所有了解江青过去历史的人，都被以各种罪名监禁起来。笔者虽同江青在历史上从无任何瓜葛，竟也在这个问题上受到无妄之灾。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钓鱼台的住处，是照中央公布名单时的次序排列的。戚本禹始终是我的“邻居”。住进钓鱼台不久，江青还在上海，戚本禹对我说：“江青同志要我‘检验’你的著作。”我把已出版的《邹韬奋》《南线巡回》《北线凯歌》《晋绥解放区鸟瞰》《晋绥解放区民兵抗日斗争散记》等几本书拿给他看。其后他竟然对我说：不该歌颂朱德、贺龙，等等。

以后感到，戚本禹的眼睛经常对我盯着。报社每天往钓鱼台送文件，也把订的香港报纸给我送来。自“文革”开始后，港台报纸刊载造谣反共的报道骤然增多，因此常要浏览一下。这时江青成了港台报纸上的热门人物，香港报纸上常有涉及江青过去私生活的文章。有时虽曾看到这类标题，未曾看过内容。一则没有兴趣，二则没有时间，当时每天工作时间都不少于十八小时。这事却引起戚本禹的“关注”，并且报告了江青。

江青回到北京不久，7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忽然来到我们住的十六楼会议室，找我和戚本禹、姚文元一起“聊天”（这是唯一的一次）。她谈了早年的“奋斗”历史，到上海做演员的经历，也较详细地讲了她同俞启威（黄敬）、唐纳、章泯等人的恋情。最后谈到1934年在上海被捕的事：说她那时在一所女青年会办的平民夜校里做教员，有一天突然在马路上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她在狱中什么也不承认，只是大哭大闹，“弄得特务没办法对付我”，就把她放出来了。对她所谈的这些从来没听说过的事情，当时觉得有点“新鲜”，但也感到惊异：怎么她被捕后大哭大闹一通，敌人就会把她放出来了呢？（后经中共中央查明，江青1934年10月在上海被捕后，自首叛变，12月出狱。不久与国民党特务崔万秋来往，关系密切，曾在影剧界积极从事拥护蒋介石的活动，为国民党效劳。）

这次“马拉松”式“聊天”结束时已到深夜。在听她讲述这段经历的过程中，一直对她这天晚上的举动感到惊疑、迷惑，心里始终悬着一个问题：她在此时此刻怎么有闲工夫胡聊这些？答案很快有了，当她的“故事”讲完了的时候，戚本禹突然望着我说：“这些事只穆欣会知道，我和姚文元都年轻……”（按：戚、姚两人大约都小我十来岁）一语道破天机。联系戚本禹仰承江青鼻息“检验”我的著作的事，联想戚本禹以“改组”《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名义，派了五名造反派进驻报社，联想他平日虎视眈眈的眼神，马上就明白了。而后一起上楼回到住室门口的时候，戚本禹再次自我曝光，狡黠地对我说：“你最好把刚才江青同志所讲的事情追记下来，这是很有价值的……”

这天江青可能意在对我“消毒”（她受了戚本禹虚假小报告的骗），同时也对戚、姚注射“免疫”针。她在述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态度比较平静，声音还算温和，但是内心里显然压抑着恼怒，这从她的眼神可以觉察出来，既然她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就不会容忍和饶恕任何对她的窥测。尽管只是戚本禹“虚报军情”，我还是大吃苦头。

正当这时，有人写“小报告”向江青告密，诬陷我骂过“江青有精神病”。据王力说：“有人揭发穆欣在‘文革’以前说过江青有精神病，江青就说他是叛徒，让王力派人调查。我调查结果不是叛徒，江青不满意我这也是原因之一。”过了不久，江青要整王任重时就对我找茬：借口我经手印发过北京西城区红卫兵所发表的《紧急呼吁书》一事（《呼吁书》主要内容反对打砸抢。本来这是经由王任重报告周恩来，并转报毛泽东批准后，毛主席、江青和周总理在上面画了圈，再经江青送交陈伯达，由陈批交给我办理的。这时反诬我“擅自印发”，江青并在小组开会时当场把有上述诸人圈阅的原件烧毁，只留下我为办此事的电话记录），在9月间迫我停止工作一个月，撤销了办公室召集人的兼职，她还叫张春桥和王力找我谈话，逼我离开钓鱼台。此事后来被毛泽东纠正了，她才让我在9月底恢复工作。

可是，江青这个迫害狂，从来不曾饶过人。只要被她盯上了，就再也不会放过你。又过不久，根据她的“部署”，对我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严酷批斗。

1967年1月17日，那个同江青关系颇不寻常的红学家，把诬陷我曾骂过“江青有精神病”的谎言，写成题为《穆欣是反革命两面派》的大字报送来光明日报社张贴，“揭发”我所谓“反对京剧革命、辱骂江青同志的严重罪行”：

长期主编《光明日报》大量放毒的穆欣，会是革命左派吗？亲自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华君武的所谓“内部漫画”出题放行的穆欣，会是革命左派吗？

我这里只揭发他反对京剧改革、辱骂江青同志的严重罪行。

林涵表的毒草发表以后，有一天，林默涵突然打电话通知陈笑雨（叛徒，前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叫我立刻赶写一篇批判林涵表的文章……又过了两三天，前中宣部黑帮召开了一次各报刊宣传现代京剧的会议（在中宣部教育楼），我碰到了穆欣（我和他并不熟悉），他就和我说，《智取威虎山》你也写了一篇文章啊！我就和他说：“江青同志批评了我！”不料他恶狠狠地说了一句，“这个人有神经病吧！”……穆欣一定要交代他勾结林默涵反对江青同志破坏京剧革命的重要罪行。

当天下午，又有一个“文革”初期曾从军报调到光明日报社、担任过几个月副总编辑职务的江某，也跑到报社来贴出一张大字报《穆欣是什么人？》，“揭露”我“抵制林彪同志四个念念不忘的口号”。同时，和这个红学家大字报的口径一致，还“揭发”了所谓“扼杀京剧《智取威虎山》”等其他“问题”：

……林默涵妄图扼杀京剧《智取威虎山》的第一篇文章，是穆欣同意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据人民日报社李讲，穆欣在背后还辱骂和攻击过江青同志（李有揭发材料）……

两个人在同一天贴出两张大字报，一个说我“辱骂”第一夫人，一个说我“反对”“林副统帅”。凡经历过“文革”这场劫难的人，都会知道这两张大字报有何等分量！

1月18日，江青立即逼令我回光明日报社“参加运动”“接受群众批评”。看来，如此相激相荡的“日程”，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出于诬陷高手的精心策划。

这样，我就在报社被批斗了一个月。直到2月17日凌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秘书矫玉山，向光明日报社两派群众组织打来电话，传达了陈伯达“从今天开始不要再揪斗穆欣了”的“指示”。2月28日，我又重回钓鱼台住下来。这时，江青即不让我参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内部的工作，不再参加小组的会议，文件也停发了。只参加这个小组的对外活动，实际上成了挂名的小组成员。

回到钓鱼台当天，王力同我谈话说：“唐平铸还没有‘解放’，决定派你到《人民日报》去管版面。”当晚，我就到《人民日报》上班。其实，给我的这个差事根本是多余的。去了两天，唐平铸就“解放”了（他那时代理《人民日报》总编辑职务），马上回到《人民日报》来上班。而在我和唐平铸被揪斗期间，张春桥已从上海调来一个人到《人民日报》做总编室主任，此人就是后来传说曾把“墨西哥”读成“黑西哥”、“钓鱼岛”读成“钩鱼岛”，出了许多洋相的那个《人民日报》总编辑。

又捅了毛家湾的马蜂窝

这个时候，另一个害人精叶群也将罪恶的黑手向我伸来。

这里再说叶群和江青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给我们全家送来的灾难。

叶群担惊受怕的一块心病，也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她的罪恶历史。她和江青一样，既要遮掩私生活的放荡堕落，又要抹掉政治上的朝秦暮楚。在她逐渐发迹的时候，唯恐自己的丑恶历史曝光，便依仗林彪手中的权势，毫不手软地除掉一切知情的人。1967年六七月间，我的弟弟杜保同在参与外调工作中无意间撞击了叶群的反动历史，结果九死一生，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也给一家老少带来天外飞来的横祸。

要讲清这事的来龙去脉，还需从头说起：1967年7月，我在第七机械工业部设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一个研究院工作的弟弟杜保同，拿来他所参加的群众组织“新红联”外调组刚从长沙回来写的一份《关于蒋匪军委第六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情况调查》。我把这批材料带到钓鱼台，交收发室分送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林彪等人。这份材料中列举曾在那个“青训班”受过训练，目前在我党、政、军领导机关任职的十多人的名单，其中就有叶群。叶群在外面用的名字是“叶敬宜”，笔者和杜保同以及所有参加调查的人都不晓得。他们照写，我也照转。事情过后，并未留下什么记忆。

原在“青训班”担任教官的欧阳敏纳，在向“新红联”外调组提供这些材料之后，立即又向林彪告密，希望林彪“注意”。叶群看了这封信十分紧张，向林彪讨主意。林彪说：“搞倒你，目的是要搞倒我。”随即亲笔写信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要他迅速查清涉及此事的有关人员和“后台”。

吴法宪马上把何汝珍等人召去说：“现在我派一架专机，送你们到长沙去完成一项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政治任务。据可靠的报告，有人在长沙搜集叶群在‘青训班’的材料，凡是接触过这个材料的人，都把他们抓回北京。

他们在追查中发现，杜保同经由我转送过这份材料，认为我是“黑手”。以后林彪就勾结江青下令将我和我弟弟杜保同、我的妻子张卉中拘留审查，进行迫害。

我在8月底和9月初两次被绑架的情形，杜保同原是知道的。但他缺乏政治经验，继续住在天桥红星旅馆。实际上，他和其他有关人员已被严密监视。吴法宪“放长线钓大鱼”，故意让他们继续活动，以便搜集“罪证”。12月2日深夜，吴法宪盗用中央军委名义，派出何汝珍等在红星旅馆将杜保同等绑架。杜保同被抓的第二天早晨，就对我的迫害升级，宣布加以“监护”。出狱后方才知道：自己不单“得罪”了江青，还捅了毛家湾的马蜂窝，惹恼了林彪和叶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