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志愿医生团队六年多来累计服务患者96404人次

在营尔村义诊。（除署名外，均叶松亭摄）

因为不咋识字，河北省阜平县台峪乡营尔村68岁村民田进国和老伴刘爱荣，差点儿错过一桩大好事。

前一天晚上，村卫生室医生李占山在村民微信群发布通知，次日上午有城里专家来村义诊，免费检查、免费看病、免费发药。这事儿直到第二天上午才传到田进国耳朵里，老两口抓紧吃完早饭，换了外套，揣好身份证，匆匆走出门去。等来到村卫生室大院里，距离义诊开始还有约2小时，已有不少村民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有的讨论彼此病情，还有的感慨，这批专家来得真是时候，今年夏天发大水，阜平虽然没有涿州受灾重，村子周围也被冲坏了3座桥，眼下已进行抢修，但出远门还是不方便。聊着聊着，村头小路远远驶来一辆中巴车，车头拉着横幅，上书“中国志愿医生行动·河北站”字样。

“中国志愿医生”是一支由医务工作者组成的志愿者团队，成立于2017年，曾获评2019年全国“最美医生”，现有成员6500多人、覆盖38个专科。团队依托北京凌锋公益基金会，以“用爱心呵护健康，用智慧改变贫困，用行动赢得尊重”为使命，定期组织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生前往医疗资源匮乏地区开展义诊，助力解决百姓“看病难”，提升当地医疗水平，留下“走不了的医疗队”。

本次“中国志愿医生行动·河北站”，团队组织了20名来自北京、河北、甘肃、广东等地的医生，分成4队，用了4天时间走遍河北省阜平县和巨鹿县22个偏远村庄，累计义诊3500余人次、发放各类常用药物价值20余万元。据统计，类似义诊活动今年已举行5次，2017年以来累计服务患者达96404人次。

在高阜口村义诊。

“唠叨式”问诊法与“健康小屋”

志愿医生刚坐下，营尔村翘首以盼的村民们就把义诊台围了个密不透风。面对急切又略带羞怯的村民，宁夏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首席专家文永霞使出她自创的“唠叨式”问诊法。一位大婶排了半天队，好不容易轮到她，突然间记不起每天服用降压药的商品名，急得直跳脚，反复念叨“就是卫生室给的”。文永霞没有催促，笑眯眯地和她聊起家长里短。大婶慢慢平静下来，可还是想不起药品名，文永霞让她回家拿药盒，答应一定等她回来，再晚都等。另一名丘脑梗死患者因为半身麻木来问诊，两人聊了半天，最后文永霞说，“除了年龄，你没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其他危险因素，卒中再发风险不高，一辈子只得一次中风的可能性很大。好好康复、按时吃药，乐观地做个‘服药的健康人’。”听到这句话，始终绷着脸的患者终于露出一缕笑容。

在巨鹿县小吕寨镇南大韩村，张京和詹健飞两位擅长针灸、正骨等传统中医技法的志愿医生，受到村民热烈欢迎，排队看病的人几乎从治疗室站到屋外马路边。镇中心卫生院安排了中医科年轻医生作为助手跟随学习。张京的助手王淑婷说，“张老师是来自北京的中医专家、非遗传人，但说话和治疗特别实在，一点没有高高在上的感觉，教病人在家康复锻炼，用的药品和器具都是就地取材，让我受益匪浅。”詹健飞的助手王容则说，“詹老师外号‘犟医’，医术上却没有执念。他教导我治病不必拘泥于学派，要长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才会有更多选择。今天来的很多都是腰腿痛患者，他用中医六纲辨证制定针灸取穴方案，用西医解剖知识辅助中医手法理筋，用运动康复理念指导现场复健动作，效果立竿见影。”

志愿医生詹健飞为病人针灸。

首日义诊结束后，二队队长、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贾同乐在日志中总结道，“疾病有按地区分布特征，营尔村以高血压等慢病为主，高阜口村以颈肩腰腿痛为主”，他对此提出加强慢病防治宣传、大力倡导低盐低脂饮食等建议，并及时反馈给卫健部门。

这次义诊，北京凌锋公益基金会还为中国志愿医生配置了一辆装载小型核磁共振扫描仪的车辆随行，插上电源就能随时随地对患者头、颈、膝盖等部位进行核磁共振检查，且当场就出结果，帮助医生快速、精准揪出病变部位。这是“核磁车”继今年中国医师节跟随中国志愿医生赴西藏义诊后第二次参加“实战”。据中国志愿医生发起人、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介绍，随着“核磁车”逐渐成为“标配”，团队正和相关企业合作研发“五辆车”，即核磁车、手术车、体检车、妇科检查车、药械运输车，“未来有了这‘五辆车’，团队诊疗手段将更丰富。”

村民走进“核磁车”做检查。

除了看病，义诊还有一项重要任务，考察各村“康复健康小屋”的使用情况。

凌锋说，“康复健康小屋”是中国志愿医生转型的标志。2021年以前，团队主要在原国家级贫困县举行义诊，帮助提升县级医院水平，努力实现“大病不出县”。随着贫困县“摘帽”，2021年起，团队重心下沉，与北京凌锋公益基金会一起，为脱贫县的村卫生室无偿捐建配有常用康复器材及诊疗设备的“康复健康小屋”，指导村医掌握基础中医诊疗与康复技术，满足村民对慢性病防治的基本需求。截至目前，各地已建起近300座“康复健康小屋”，累计服务村民10余万人次。

中国志愿医生发起人凌锋在村卫生室与医生交流。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康复医学一科治疗师孙月鹏，在各村“康复健康小屋”中收获众多拄着拐棍、坐着轮椅村民们炙热的眼神。烤灯、中频电疗仪、频谱治疗仪……他忙着给病人检查治疗，见缝插针教村医操作器械，还不忘大声吆喝，“欢迎大家平时多来坐坐，小屋不收钱！”

志愿医生孙月鹏在“康复健康小屋”为病人治疗。

民间组织走出国门，为中国医生“长脸”

除了在国内义诊，中国志愿医生还尝试走出国门，有的放矢地开展专家型精准医疗援外。

2017年，团队首次出国就遇到个棘手问题。当时，凌锋带队前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参加学术会议，恰巧当地中资企业一名中国工人突发脑动脉瘤破裂出血，需要马上手术，但因条件有限，只能拖着保守治疗，生命危在旦夕。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陈革告诉记者，当时面对的几乎是个“死局”。回国开刀，病人熬不过长途跋涉；就地开刀，没有医院具备手术条件，也没有医生有能力做这种手术，志愿医生虽然能做，但没有埃塞俄比亚的行医资质，万一发生意外需要承担法律风险。

关键时刻，志愿医生没有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是决定见死必救！有的跑遍亚的斯亚贝巴各大医院，把手术要用的设施设备集中到条件最好的一家医院，有的联系埃塞神经外科协会，协调有资质的埃方医生配合志愿医生行动……仅仅一夜，手术所有条件全部准备完毕，次日上午，埃方医生和鲍遇海、陈革两名志愿医生共同走上手术台，联手完成动脉瘤夹闭手术，成功挽救了病人的生命。

陈革手机里至今保存着那位中国工人发来的几段视频和信息，除了感谢与祝福，还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因为被推进手术室时已昏迷，他想通过照片看看恩人的相貌，“在我有生之年一定好好记住您们，也要让我的儿孙都知道您们”。

陈革手机里保存的一条信息。（受访者供图）

如果说，这次救人有些歪打正着，那2018年和2019年中国志愿医生分别在几内亚和埃塞俄比亚开展的行动，则为民间组织成建制开展医疗援外积累了成功经验。

两次行动的临床负责人都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儿童神经外科中心主任曾高，他说，感受截然不同。

在几内亚，由于出发前的筹备时间只有2个月，曾高几乎把全部业余时间和精力都拿来找队员、买设备。问遍同学、老师、学生、同事，终于拉起一支无需磨合就能马上开工的手术团队；和国内众多厂家“死磕”，只为拿到“地板价”，多买一把钳子也好。团队为几内亚之行筹集了价值120万元的医疗设备、手术器械、耗材和药品，却差点连8名队员的飞机票都没着落。最终他们在几内亚克服重重困难，甚至要举着手电筒做手术，累计完成接诊20人次、手术7台、查房102人次、病例讨论27人次，还对几方医护进行了29个课时的理论及操作教学。

在埃塞俄比亚，志愿医生为中国医生“长了脸”。不同于在几内亚时主要操刀脑积水等常规手术，团队在埃塞俄比亚面对的是真正的疑难杂症。听说中国专家来看病，当地几家大医院把治不了的病人全推荐过来，团队用两周时间做准备、筛选病人，第三周连续完成6台高难度手术。曾高做第一台手术时，病人原来医院的医生也跟着走进手术室，“以为他们是来看我做手术的，没想到等手术结束，他们说，因为手术难度很高，其实他们是来准备收尸善后的。”就这样，团队用精湛娴熟的医术，赢得了埃塞医护以及其他国家专家的钦佩。但也有遗憾，原本第三周打算安排7台手术。“这种高强度连续作战我们扛得住，搭台的护士、麻醉医生受不了，因为担心疲劳作业，被迫取消1台。”曾高感慨道，“那是个患有颈椎肿瘤的年轻女性，我们给了她希望，但没能兑现承诺。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回去。”

志愿医生曾高（右一）在埃塞俄比亚为当地病人做手术。（受访者供图）

凌锋表示，后续将继续以专家巡诊的方式组织志愿者赴非洲，支援中非友好医院的专科建设，对需要援助的国家提供精准帮助。

志愿医生中的“上海好人”

中国志愿医生团队中活跃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其中有不少上海医生的身影。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陈左权，是首批加入团队的医生之一。此前他曾连续三年在青海玉树参与义诊，看病、发药，每天从早说到晚，讲得嘴角泛白沫。“参加这种‘摆摊式’义诊也很开心，但所有人去了都当内科医生使，我是外科医生，总感觉有些使不上劲，毕竟手术台才是我们的‘主战场’。”正因为如此，当听说中国志愿医生可以对接各地卫健部门、精准了解病人需求，不仅能组织“摆摊”，还能安排手术时，陈左权毫不犹豫选择了加入。

2020年10月，陈左权参加了在新疆墨玉县的义诊，尚未出发就被“点将”，要去做两台脑血管病介入手术。这种手术在上海不稀奇，在墨玉却暂时没人能做。团队兴致勃勃地出发，不料，刚抵达就接到噩耗。“原计划15日上午做手术，可14日深夜一名病人再次脑出血，没等到手术就去世了。另一名病人手术则很成功。”后来得知那位病人康复情况良好，专门给医院送来锦旗，陈左权内心五味杂陈，“为活着的人高兴，但也会想到去世的那位病人，如果我们早一天到，如果墨玉医生也能做这种手术，他也许还有机会生存。”

陈左权在新疆做完手术后，汗水浸湿衣服。（受访者供图）

现实没有如果，但通过努力，可以尽量阻止悲剧重演。义诊结束2个月后，陈左权邀请墨玉县人民医院相关科室主任和医生来上海参加学术会议、实地观摩各类手术。对墨玉县不少医生来说，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经历，他们如海绵般表现出强烈的学习愿望。“科室主任都亲自动手，从写病历这种基础工作做起，努力提升自己。”再后来，双方建立了线上交流机制，陈左权团队每周一把科室上周手术全套病例资料发给对方学习参考，墨玉县医生有问题则随时线上提问，这套机制至今仍在顺利运转。

陈左权说，中国志愿医生的行动都是“不取报酬、全力奉献”，有时还要自掏腰包补贴少许，但乐在其中。“助人是医者本性，何乐不为？”他笑道，因为工作繁忙，只能选择部分参与，“等再过几年我退休，每年都要拿出大把时间去义诊！”

陈左权的愿望，在上海蓝十字脑科医院内科医生陆兰英身上实现了。自武汉市肺科医院退休后，她来沪与家人团聚，一边继续在医疗机构发挥余热，一边积极参加中国志愿医生活动，2018年至今，先后在广西、宁夏、新疆、四川、海南等地参与5次义诊。

在陆兰英眼里，参加义诊不是她单方面付出，而是某种“双向奔赴”。临退休前，她被确诊患上甲状腺癌，在先后经历了手术与一年两次碘131治疗后，陷入深深的焦虑，“觉得没有了寄托，当了几十年医生，突然好像就没用了，以后只能在家养老”。就在她大病初愈却情绪最差的时候，中国志愿医生组织去广西巴马义诊，家人鼓励她也参加。在广西，陆兰英5天辗转奔波于5个医疗点，共接诊150多人，身体虽然疲劳，精神反而焕发，内心也越发坚定，“我就是想当医生，就是喜欢做临床”。据她回忆，在一个村庄遇到个瘦弱的女中学生，带着妹妹一起来看肺结核。“女孩很清秀，眼睛里却透着一股眼巴巴的祈求，我心想，一定要想办法治好她们全家。”陆兰英不仅仔细给她看病，得知女孩会用微信后，还主动与她加了好友，约定以后村里老人小孩等如果身体不舒服，她可以帮忙在线问诊。

志愿医生陆兰英义诊时为病人读CT片。（受访者供图）

随着一次次出发，陆兰英“远程守护”的村庄越来越多。譬如，在四川甘孜，部分村庄患肺结核的病人比较多，陆兰英义诊结识当地医生后，不仅持续在线给予医疗技术方面指导，还帮助他们进一步深入了解国家关于肺结核病诊断与治疗的各项减免政策，更协助与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等专业机构取得联系，提升当地医生对于结核病的诊疗水平，确保患者能就地得到及时诊断和有效治疗。

中国志愿医生誓言。

>>>记者手记

他们是当代最可爱的人

从沟通联系到实地采访，两周时间，接触了约30位中国志愿医生。对他们每个人我都想问一句，为啥这么“傻”？

因为当志愿医生不赚钱也不赚名，因为参加活动占用的都是休息或陪伴家人的时间，因为义诊强度极大——有人3天连做21台关节手术，有人累到腰椎间盘突出返程只能趴在飞机座位上，有人高原反应严重被迫坐在高压氧车上为病人看病……怎么看，都不“划算”。

当然，这个冒犯的问题没有问出口，答案却在一路的采访中逐渐丰满直至呼之欲出。

答案藏在义诊现场村民的欢声笑语中。当看到脑梗后遗症失语的年轻人，经过针灸重新开口说话；当看到病人因为治疗效果良好，让家属蹬20公里三轮车追着义诊车队从一个村庄赶到另一个村庄……这些令人动容的瞬间，是志愿医生不竭的动力源泉。医生的快乐，来自病人的快乐。

答案藏在村卫生室逐渐变凉的盒饭中。义诊组织者最头疼的，永远是到饭点催医生吃饭，不催不去，催多了又会被埋怨。“没看到还有这么多病人嘛？哪有空去吃饭！”这是一位温柔的女医生在义诊中说过的最“凶”的一句话。

答案藏在大家都熟悉的那篇《纪念白求恩》中。问了好几位志愿医生，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最喜欢的文章都是《纪念白求恩》。有人张嘴就能背诵全文，有人即便背不全，至少记得那个令人振奋的结尾。“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或许正因为打心底认同这份“傻”劲，中国志愿医生的队伍才会越来越壮大，凝聚力越来越强。正如凌锋教授接受采访时所说，“在我眼里，他们是当代最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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