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杨一村在改造时，基层立法点曾举行过座谈会，解决改造过程中的矛盾纠纷，确保整体风貌协调一致。图为改造后的曹杨一村。

曹杨新村，新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虽然这里房龄普遍较老，但得益于便捷交通、各种生活设施充足，房租相对合适，不少在中心城区上班的年轻白领喜欢租住于此。随着上海进入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阶段，年轻人眼中性价比较高的合租房，却给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带来风险隐患。

这两天，依托于社区内的曹杨新村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一项调研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根据市人大常委会今年立法计划，住房租赁条例的立新废旧被提上了日程。“我们要把调研中提炼出的‘问题清单’反馈上去。”曹杨新村街道党工委书记许春辉说。

在这里，七十年来，“人民当家作主”的火热实践贯穿其间。如今，立法点开进居民区，信息采集点覆盖每个居委会，“小巷总理”成了信息员，广大居民群众在一场场秉持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的立法调研、交流等实践中，学会了如何反映情况、表达诉求，如何科学建议，将民心民声原汁原味地反馈至立法机关。

“人民呼声”迅速转化为立法项目

随着立法联系点功能进一步拓展，民意体现不止于“立法中”“立法后”，也不断向“立法前”延伸。

经济社会发展，房屋租赁需求不断变化。然而，许多新兴租赁模式隐藏着风险点，亟需法律予以规制。此次调研中，曹杨新村街道人大工委科长周阮文发现，虽然合租房不属于群租性质，但因其流动性大、较难管理。譬如，有企业以单位名义整租房屋作为值班宿舍，人员每日轮换，很难动态核实人员信息。调研中，结合各方意见，立法点提出建议：应该界定房东、承租人等各方主体的职责，最好还能明确相应处罚措施。

不只是房屋租赁，该立法点还将视线瞄准了基层社区治理中的“硬骨头”——住宅小区综合管理。商品房、老公房、动迁房……超大城市里，用“千房千面”来形容类型多样的居民区，一点儿不为过。想用一部法规厘清社区内“三驾马车”的权责，也十分考验立法智慧。

此前，市人大向各基层立法点征集立法项目意见，周阮文代表社区居民发言。结合老工人新村的实际情况，他提出：“希望考虑为住宅小区综合管理立法。”没想到，今年立法项目计划中，该项目赫然在列，这让大家信心倍增。在周阮文看来，基层立法点深入参与立法项目选择，能让法律法规在立法前就更贴近民心民意，也让有限的立法资源用在刀刃上。

从小雨篷到充电桩，一户一策调解

从立法的“敏感度”到民生的“感知度”，其背后正是丰富实践中“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完善的民意征集机制。借由一次次敞开心扉、直抒胸臆的座谈会，“呼声能被听到、建议会被采纳”。

初夏的上海，雨水丰沛、阴晴无定。采访当天，豆大雨点密密麻麻落向红色雨篷，成为好听的“鼓点”。在曹杨新村，即便是这顶不起眼的小雨篷，也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结出的硕果。

作为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保护建筑，曹杨新村留存着特殊历史记忆。然而，居住于此的人们却过着逼仄生活。厨卫合用、嘎吱作响的木质楼梯，让老房渐失光彩，改造势在必行。

最初的设计图纸里，设计师还原了上世纪50年代的建筑原貌。鹅黄色拉毛涂装、屋顶的砖红色瓦片……都照着记忆中模样“一比一”重现，却也忽略了居民们的一些现实需求。作为信息员的“小巷总理”施云霞收到一箩筐“需求单”。能否装个雨篷、安个晾衣杆？能否加个充电桩？看似不起眼，却实实在在影响着居民的幸福感。

趁着此前《上海市促进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条例》意见征询这一契机，该基层立法点将座谈会开进了正在改造中的曹杨一村。透明公开的对话中，居民们逐渐吐露心声：有人觉得家里刚装修完，推翻重来有些“吃亏”；有人说家里人口多，怕改造后还是不能满足实际需求……一场谈论下来，大家自己“咂摸”出了老房改造过程中矛盾纠纷的解决机制，纷纷建议：借助立法点“智囊团”资源，搭建起共商共议平台，推动矛盾纠纷在“众人商众人议”中妥善解决。

建议有了，对策也“齐活”。针对雨篷、充电桩等共性需求，社区“集单处理”，确保整体风貌协调一致。以充电桩为例，每幢楼门口腾挪出空间加装三个充电位，居民在家门口轮次充电。设计师们实行“一房一方案”，保留保护历史风貌同时，也尽可能满足个性化需求。“这就是将立法信息采集点设在居委会的好处，让法规法条在诞生之前就具备了可操作性和生命力。”施云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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