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系列 （有机玻璃）龚新如 选自2018上海艺博会

统计一下《钱锺书手稿集》关于法语书籍的笔记篇幅，排在头三名的作者肯定是：普鲁斯特、福楼拜和圣伯夫。圣伯夫（Charles Augustin Sainte-Beuve，1804-1869），或被译作圣勃夫，比如前几年整理出版的范希衡译稿，上千页的《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钱锺书则称他作“圣佩韦”，——这是《韩非子》里的话，拿来好像要和朱自清先生的字凑成一对儿，这至少比“爱利恶德”那名字看起来用得尊重些。

福楼拜和圣伯夫的相似度也许更多些，《容安馆札记》第六百三十五则的杂记里提到当代学者对圣伯夫小说《快感》（Volupté）和《情感教育》的比较，指出同类题材的女性人物形象在文艺复兴意大利诗人处早有先声。可我们多少有些好奇，喜爱普鲁斯特的同时也能欣赏圣伯夫么？《容安馆札记》第七百十八则里就抄过普鲁斯特 《驳圣伯夫》里的一句话，谓其作品“算不得有深度”（L’oeuvre de Sainte-Beuve n’est pas une oeuvre profonde）。有些地方，钱锺书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钱锺书的老师吴宓也很推重圣伯夫，1923年《学衡》杂志刊载尚是东南大学学生的徐震堮翻译的《圣伯甫释正宗》《圣伯甫评卢梭忏悔录》二文，前面都有作为指导老师的吴宓所作长篇大套的编者按语，称圣伯夫是“法国十九世纪文学批评巨子”。《释正宗》这篇颇为重要，以“正宗”译法语“经典作家（classique）”一词，正是学衡派强调“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的追求对象。此文后来又有李健吾和范希衡的不同译本，可见是常读常新的圣伯夫代表作。深刻影响吴宓的哈佛导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也是圣伯夫的拥趸，《容安馆札记》第一百一十九则，抄录某书中记哈佛一教授，长于批评，其idol为Sainte-Beuve，钱锺书遂谓此人必是白璧德。《容安馆札记》第十九则专论圣伯夫《文学肖像》（Portraits Littéraires）第一卷，开篇总论说，“论文处著语无多，谈言微中，总是偏师，非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也。此为少作，故尤欠鞭辟入里。”可以参看第二十三则开篇对法郎士（Anatole France）《文学生涯》（La vie littéraire）这种效仿之作的评价。 《文学肖像》此书全三卷，除了范希衡的选译，比较大的中文版结集是前几年“西方传记文学经典”里的一本，挑了些鼎鼎大名的传主。钱锺书对此书兴致不高，《外文笔记》零零落落抄录，不过十页篇幅，且故意忽视很多那些大人物的内容，应该是上述批评意见的具体体现。

钱锺书最感兴趣的当然还是代表了“圣伯夫的方法”之高峰的《月曜日丛谈》（Causeries du lundi）。《中国诗与中国画》里引圣伯夫的话“尽管一个人要推开自己所处的时代，仍然和他接触，而且接触得很着实”。他和圣伯夫生平上有相似之处，都是生在世纪初年，跨过所在那个世纪中叶的大革命时代。读书笔记里摘录《丛谈》前言的句子：“时代又变得艰难些了，狂风暴雨和街谈巷议迫使每个人都把嗓子放粗……我相信，我对作品和作家自觉是真理的话，终于可以爽快地说出来了”（范希衡译文），未尝不可视为某种理想。《容安馆札记》对此书的征引主要体现于页边补注，《管锥编》里的引文都见于“增订四”，《七缀集》里倒是反复出现，也许说明钱锺书读此书时间略晚，——《新月曜日》的十多卷却可能是早读过的，尽管在《外文笔记》排订的顺序看起来在后面。钱锺书读《月曜日丛谈》的笔记篇幅总共长达五百多页。“文评于文章诸体中最为后起”（钱锺书译法郎士语），长篇大套地抄写，肯定是很欣赏其行文风格的了。有个大胆的设想：五六十年代的札记，也许本要催生一部大部头结合作品与作家的批评文集？只是，后来另有感悟，因此转向变成了《管锥编》的构思？无论如何，《管锥编》的结构，自然是突破了文学批评的格局的。

因此，做了很多功课的《月曜日丛谈》笔记，最后也就只是留下了五百多页的摘录和少量批注，这部分内容同那些作为未完成的研究计划材料的笔记不一样。暂且不管文学批评的事，通过那些批注，也可以发现一些有趣好玩的内容。《丛谈》第四册，《圣埃傅尔蒙与尼侬》（Saint-évremond et Ninon）。这位尼侬女士是十七世纪巴黎文坛著名的沙龙女主人，机智与魅力出众的交际花，也是女作家。她的情人除了王公贵族（据说红衣主教黎塞留出价五万法郎求一亲芳泽），还有那位著名的格言作家拉罗什富科（Fran？ois de La Rochefoucauld），钱锺书在页眉就标注了他的名言：“那些放纵于爱欲的女人，爱欲不过是她们最小的过失（见《道德箴言录》第131条：Le moindre défaut des femmes qui se sont abandonnéesàfaire l’amour,c’est de faire l’amour，从前的中译本把faire l’amour译作‘制造爱情’）”，说的是这位女士。《管锥编》引席勒诗中嘲讽“一妇以诗名者”，谓其夫如“名妓之绿巾夫”，用的典故即“尼侬的男人”（Ninons Mann）。

尼侬当年的沙龙接待过很多著名文学家，比如拉辛、布瓦洛、拉封丹、斯卡隆、赛维涅夫人等等。赛维涅夫人的丈夫和儿子先后都陷入过对于尼侬的爱情之中。钱锺书抄书笔记标识处，圣伯夫提到有人为赛维涅夫人编的《生平与著述录丛》（Mémoires touchent la vie et lesécrits de Mme de Sevigné，1842-1865，共 六 卷），传记资料部分涉及尼侬事迹太多，简直可称为“尼侬外传” （la Chronologie de Ninon）了。这位编者叫瓦尔克纳尔（Charles Athanase Walckenaer，1771-1852），《月曜日丛谈》第六册里有一篇在他去世后不久写的悼念文章。钱锺书摘录了一小段关于其传记文章风格的评价。在此之前的一篇，题为《维耶曼与库赞两先生之荣休》（De la retraite de MM.Villemain et Cousin），是对索邦两位文学系教授的职业成就的论述。其中维克多·库赞在此前不久刚刚刊布了他对隆格维尔夫人（Madame de Longueville）的重要研究，是四卷本的大部头著作。隆格维尔夫人与尼侬一样，都是十七世纪的交际场明星，风流妇班头，甚至两人有同一个相好，那位格言作家拉罗什富科。圣伯夫指出，库赞书中对于隆格维尔夫人洋溢着虔诚的颂扬之词，其情态好似为赛维涅夫人著书立传的瓦尔克纳尔一样。钱锺书在此加批注说：“如陈寅恪之于柳如是。”

《圣埃傅尔蒙与尼侬》笔记上的批注则说，“道光时陈昙（仲卿）《邝斋杂记》卷8，记夷妓，不知是Ninon否？”《邝斋杂记》那段文字如下：

潘观察正威为余言：有夷妓某，年六十馀，恒恒如二十许人，彼国王孙公子、富商大贾皆乐与之交，竟爱而忘其老也。积赀至二百馀万，所蓄妓为其儿孙行者殆二百馀人。为自叙一篇，自言数十年来阅人多矣，惟所欢某是真男子，以赀二十万赠之，其馀半以纳国王，半以分所亲。盖彼国俗蓄赀不必以贻子孙，亲戚朋友皆在分财之列。有写字箱，行止必以自随，处置身后事宜，久经书明藏箱内。

潘正威指的是广州潘氏“同文行”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一代经理人物，有诗集存世。当年十三行街上，“同文行”与法国商馆是近邻，向友人谈论西方人的遗产处理方式而带出法兰西的风月佳话也很正常。然而仅谈其遗产分配，不言其“自叙”之内容以及所交文人亲友是何等人物，也只能说是“在商言商”了。如果可断定是尼侬，那么这段掌故也很有意义，可看作是西方文学掌故的东传资料。尼侬好施与钱财也是名声在外，八十五岁临终前还给了一个朋友的儿子两千个里弗尔银币作为“买书钱”，那个十一岁的孩子长大成人后也成了作家，笔名叫作“伏尔泰”。

作者：张治

编辑：谢娟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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