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政治生涯中的第一件大事，是他发起的新场演说会，以及由演说会引起的“新场党狱”。关于这一事件，黄炎培在《八十年来》中有详细的回忆。要点如下：

１、1903年8月10日（六月十八日），黄炎培、张访梅、顾次英等，应邀到南汇新场镇进行演说。

２、地方痞棍向南汇知县戴运寅密报，称黄等演说“毁谤皇太后、皇上”。

３、8月15日（六月二十三日），戴将黄等四人拘捕，并向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请示如何处置。

４、8月18日（六月二十六日）中午十二点三刻，戴奉到江苏督抚“就地正法”的命令，但此前半个小时，黄等四人已由美国在沪的传教士步惠廉保释出狱，乘轮东渡。

事件并不复杂，黄氏说得很清楚，也颇具戏剧性。以后，学术界对这一事件的提法，无论是黄炎培年谱，还是黄炎培传记，自然多依据这一回忆。在回忆录中，黄炎培对获保东渡的细节描述得非常具体，但是，对他们几人演说的到底是什么内容，地方痞棍为什么要向知县报告，他们被捕的细节怎样，只是一笔带过，说得不详细。而这些，恰恰是研究作为革命家的黄炎培的最重要的内容。于是，不少研究者便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想象，说黄炎培当时如何宣传反清，如何宣传反帝，如何宣传革命。事实真相到底怎样？最近，笔者查阅了当时的报刊，找到了一些资料，大体弄清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章士钊等人主办的在上海出版的《国民日日报》，在1903年9月25日、9月27日和9月29日，连载《新场讲学会之历史》，详细介绍了这一事件。同年9月21日，由江苏籍知识分子在东京出版的《江苏》杂志第六期，以12页的篇幅发表《南汇县党狱始末记》，也详细地介绍了这一事件。这两篇长文，所述事件经过大体一致。其中有一份，曾经附载于《南汇县志》。这两份资料，远较黄炎培回忆录翔实。以这两份材料与黄炎培回忆录相比较，可以发现差异很大，还能发现一些很有趣的问题。

二

根据这两份资料，新场党狱的经过是这样的：

１、先是，黄炎培等人认为新场永宁寺创设西天门（一作先天门）等名目，以左道惑人，勾引良家妇女，暧昧之事，久播人口。这些人不事生产，不但为一国分利之物，而且是文明进化的障碍。他与新场演说会的学生，谋加干涉。1903年8月11日(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十九日)，为观音诞期，黄炎培偕学生至永宁寺，在密室中发现迷药一瓶，西天门教师行为诡秘，言语支吾，遂将一个名叫刘恒轩的教师交县有关部门管押。

２、第二天，即8月12日（六月二十日）上午，当地土棍黄德渊至黄炎培处拍案大骂，并要将被押的西天门教师保释，未果。黄德渊与黄炎培同族，论辈分为黄炎培的叔祖，其母一向寄食于永宁寺，所以，他对黄炎培等人的举动极为不满。

３、8月12日下午，黄炎培、顾冰畦等应邀至南汇新场讲学会演说。顾冰畦首先演说，内容如下：

天下之事，欲兴利必先去弊，未有弊未去而利能兴者也。永宁寺创邪教，为公等一邑之害。公等其有意去此害乎？其谓去此害为然乎为不然乎？如谓不然，则某亦不敢闻命矣。如以为然，愿公等共书其名于左，以期协力共治。随后，共有65人签了名。会上，许多人发表演说，有人演说社会改良问题，有人演说设立蒙学问题。黄炎培演说的主题是组织团体重要性的问题。

４、8月12日晚，黄德渊率三百余人，围攻黄炎培等人在新场的下榻处，打伤从外地来新场听演说的人，并将被押的西天门教师劫走。

５、8月13日（六月二十一日），黄炎培等离开新场至南汇县城，向县令戴运寅告状，要求惩办黄德渊等人。戴下令拘捕黄德渊等七人。

６、8月13日晚，戴审问黄德渊等人。黄德渊指控黄炎培等“聚众演说，上不忠于君，下不敬乎长，又复亵渎神明，惊动菩萨，打毁寺庙，创异说惑人，设甘词诱人，以致上干天谴，下动众怒”，并称：

黄炎培是小人的侄孙，他天天讲革命，小人是不通文墨的，问读书人都说就是造反，小人因教训他，岂知炎培目无尊长，不认小人为叔祖。小人一身不足惜，可怜吾黄氏代代积些阴德，不料到炎培竟遭此横祸。戴沉思良久，忽然喜形于色。他当场释放黄德渊等，下令传黄炎培等人。

７、8月15日（六月二十三日）傍晚，黄炎培等四人奉传来到县署，戴指控：“你们讲什么学？你们毁谤皇上，毁谤皇太后，你们是革命党，你们想造反”。黄炎培等申辩无用，当场被拘捕。至此，原告与被告换了个位置。

８、黄炎培等被捕以后，南汇官府即呈文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请示处置办法。演说会的同志则积极设法营救。

９、8月18日（六月二十六日），美国寓沪传教士步惠廉因同情黄炎培等，应请来到南汇，指责官府无确凿证据，即乱捕热心教育的读书人，实属不该。戴惧怕洋人，又未奉到上司关于处理此事的明令，于是，在中午12时15分时，让步惠廉将黄炎培保释出去。

10、8月18日中午12时45分，也就是黄炎培等被保释出去半小时以后，两江总督关于要南汇县令将黄炎培等革命党“就地正法”的电报送到。戴懊丧欲死，但已无计可施，后以办理不善，被记过三次。

这就是新场党狱的梗概。顺便指出，《国民日日报》与《江苏》杂志载，内容大体相同，细节有些差别，可能分别出自参加新场演说会的两个主要成员之手，其中一个很可能就是黄炎培。现没有确实的证据。

三

从上述资料看，新场党狱的冲突起因，主要不是演说会，而是黄炎培等人对永宁寺所谓邪教西天门的干涉。黄炎培等人的行动，有点类似孙中山当年在翠亨村毁坏寺庙中的偶像，属于破除迷信、改良社会的性质。当时，黄炎培等人可能已经萌发反清革命思想，但这一行动并不具有反清革命性质。黄炎培等并无“毁谤皇太后、皇上”的言论。

与黄炎培等发生冲突的对手有两个，一个是黄德渊，一个是南汇县令戴运寅，以黄德渊最为直接。戴运寅是在审理此案的过程中，感到如果以革命、造反罪治黄炎培等，对自己仕途可能带来好运，所以，才将此罪名加到黄炎培等人头上。

但是，我们看黄炎培《八十年来》的回忆，主要对手黄德渊不见了，只剩下一个空洞的“地方痞棍”，连永宁寺冲突、黄德渊最初被捕、后来被告变为原告的情节也不见了，所有与黄德渊有关的细节全部不见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想，这不大可能是年久忘却了，也不可能是对此事看法改变而故意不提了。老年人对自己青年时代所做的事，有时会有不同于以前的看法，这是很正常的。但看回忆录，黄先生对自己青年时代的造反行为的看法，并无大的改变，而是津津乐道。为什么独对此事隐而不提？我想，很可能是这个原因：宗族与恕道。不管怎么说，黄德渊毕竟与黄炎培同宗，而且是他的叔祖。黄炎培写《八十年来》时，这位叔祖大概早已不在人间。即使不能说是为尊者讳，但对一位已经不在人世的叔祖，再重

提五六十年前陈谷子烂芝麻的事，这在黄炎培的心里，可能觉得有违恕道。但是，在新场党狱中，作为黄炎培等人主要对手的黄德渊被隐去了，另一个对手即戴运

寅的作用便突出了。黄黄冲突的社会意义大于政治意义，黄戴冲突的政治意义大于社会意义。

于是，新场党狱的革命性质被强化了，黄炎培在此事件中的革命色彩也被强化了。

黄炎培写回忆录的年代，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正是革命至上的年代，这是新场演说革命色彩被强化的时代原因。

由回忆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出，当事人对历史的回忆是有过滤性的。回忆的表述是有选择性的。回忆的内容会受回忆者所处时代、环境的影响。回忆的内容会随回忆者年龄变化而变化。

（原载朱宗震主编《黄炎培研究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