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变动带来生源减少，中小学教师面临过剩风险？师范类院校如何应对？

教育

过去几年，教师资格考试不断升温，与之相随，师范类专业报考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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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几年，教师资格考试不断升温，与之相随，师范类专业报考热度也一路上升。但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教育系统将面临一系列连锁反应。
 去年年初，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人口出现负增长，由此也引起了学界关于学龄人口下降对未来师资需求影响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相关研究显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数在2024年达到高峰约1.46亿，随后呈现加速下降趋势。该研究团队预测，到2035年全国将有约150万小学教师、37万初中教师过剩。
 眼下正值招考季，与之相关的问题呼之欲出：师范类院校该如何应对？师范专业还值得读吗？教师还是一个值得追求的职业吗？
 本期受访嘉宾——
 袁 雯（上海师范大学校长）
 陈小华（松江区教育局局长）
 王 健（上海师范大学教务处、基础教育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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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高考结束后，关于师范报考的话题在社交媒体上的阅读量破亿。实际上，自去年年初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指出2022年人口出现负增长以来，关于学龄人口下降对教师队伍影响的讨论从未停止。
 人口变化的新形势，会对中国教育产生哪些影响？师资究竟会过剩吗？未来师资培养该如何适应新变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上海师范大学校长袁雯的一席话令人印象深刻：人口结构的变动确实值得关注，但另一方面，随着教育强国战略的实施，不论对于教育还是教师培养而言，中国教育系统性改革的机遇期和窗口期已然到来。
 相较于讨论学校“关停潮”或“师范降温”等现象，她认为，教育界更应该关注的是，如何优化教师供给配置效率、提升师范生培养质量，由此吸引更多乐意从教的学子长期任教，并推动教育强国的发展进程。
 人口结构变动，师范专业还值得报考吗？
 文汇报：从2023年开始，多省市主动给教育类专业“降温”，提出严控教育学专业新增布点，缩减公费师范生招生规模。多位学者研究指出，在2035年之前，各级学校在校生数相继达到峰值，且不同程度地过渡到负增长。这是否意味着近年来持续的“师范热”要降温了？师范生还值得报考吗？
 袁雯：人口出现负增长确实是不争的事实。放眼全球，一些发达国家也经历了人口增速的放缓乃至下降。但从国内外的现实情况和相关研究来看，出生人口下降和对教师的需求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
 不久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海师范大学举办的一次会议上发布了全球教师报告，提到全球的教师缺口是4400万名，不仅仅发展中国家的教师缺口很大，即便是在欧洲和北美这些总和出生率不高、老龄化趋势比较严重的国家和地区，师资缺口仍然有480万名。
 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仍然是一个人口大国，中国的教育是大规模教育的本质并没有变。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各级各类学校近52万所，在校学生2.91亿人，专任教师1892万人，其中基础教育教师1685万人——这支教师队伍支撑起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础教育体系，为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提供支持，也是构建公平而优质的教育体系的基本保障。
 要实现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师范类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中的重要类别，不会弱化，只会加强。但毋庸置疑的是，师范生的培养质量与培养层次必须进一步提升。
 就上海而言，我们必须针对人口结构变化和人口流动趋势，对师资进行布局。从师范类院校长期办学情况而言，除了部属的六所师范类院校外，大多数地方师范院校的人才培养具有鲜明的属地化服务特征。比如，湖南省约七成师资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上海的师资来源显然更丰富一点，全市每年招聘6000名左右教师，其中约4800名为本地高校的应届毕业生，而在后者中，有1400名左右来自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每年有90%以上的师范类毕业生进入基础教育行业，66%的师范类毕业生进入中小学工作。
 陈小华：从全国层面上看，学龄人口在下降，但反映到具体地区，情况并不完全一样。我所在的松江区是人口导入大区，入学人口总体仍保持增长态势。2024年松江区参加中考的学生总数为8383人，而近三年来，松江区参加中考学生的人数每年增加1000名左右。我们进行过测算，这一增速大约会保持10年，这也意味着，初高中学段的师资未来仍将面临比较大的缺口。
 不仅是松江区，据我所知，全上海初高中学段的优秀师资一直处于稀缺状态。过去5年，松江区一共招聘了4621位教师。近2年，我们还每年招聘800名有编制的教师，但是，随着教师退休高峰的到来，师资缺口并不会消失。
 坦率说，在师资招聘中，我们更青睐招聘高学历的师范生。松江区过去5年招聘的教师中，大约有28%毕业自上海师范大学，其中近一半是硕士研究生。不久前在上海举办的2024年中小学校长国际研讨会上，来自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的教育专家也提到，近年来的师资招聘对学历要求也越来越高，同样也更倾向于选择师范类专业的毕业生。因为师范类毕业生对学生的亲和力、感召力更强，能够更快适应岗位。我们对基础教育学校的调研也显示，学校对于师范生任教的认可度普遍更高。由此可见，高质量的师范生依旧受到欢迎。
 生源减少背景下，学校该何去何从？
 文汇报：结合人口结构变化的趋势，比如老龄化程度增加、总和生育率下降等情况，再看未来教师的培养，我们该如何应对人口结构变动而带来的挑战？
 袁雯：近年来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出生人口有所减少，并不意味着师范教育不再需要，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大幅度削减未来教师的培养。相反，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教育质量，依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
 对于师资培养，我们确实要提早布局，不仅是针对人口结构变化，更是要针对教育需求作出调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新高考改革政策的调整就曾带来对不同学科师资需求的变化，在非物化双选时，曾经出现过部分学科的师资饱和。但是随着政策进一步优化、提出理工科专业要求物化双选后，一下子出现了部分师资的紧缺。
 不过，供需之间的完美匹配是不存在的。应对人口结构变化，我们不应一看到数据就谈“师资危机”，事实上，在生源减少、优质师资数量未减的情况下，对我们实现真正的因材施教、提升教育质量，是一个难得的窗口期。
 王健：出生人口的变化，很可能开启我国教师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窗口”，为更加充足配备教师和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我在这里想分享几个数据：
 首先，我国中小学教师配备标准相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还存在差距。我国现行教师配备标准制定于2014年，提出小学师生比为1∶19，初中为1∶13.5，高中为1∶12.5。但由于种种原因，过去一段时间内，不少地方的教师配备并未达到这一标准，甚至还存在教师短缺的问题。直到2022年6月底，全国省市县三级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才终于达到或高于国家基本标准。
 放眼全球，中小学教师配备的发展趋势呈现一个共同特征：随着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师生比不断提高。例如1996年，OECD国家小学、初中师生比平均值分别为1∶18.3和1∶15，到2020年则发展为1∶14和1∶13。
 再看班额，OECD国家的均值分别为小学20人、初中23人，而我国现行的标准班额为小学45人、初中50人，即便这一标准，也尚未全面实现。
 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新的人口形势为教师充足配备和高质量发展带来新的政策空间，可以参照世界教育强国的水平，及时调整中小学教师配备标准，为实施个性化教学、提升教育质量创造条件。
 师范生培养，如何应对供需变化？
 文汇报：对师范院校而言，如何根据社会需求的变化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调整、优化和升级？
 陈小华：近年来，松江区招聘的高中教师中75%是硕士研究生学历，初中教师中超过一半为硕士研究生学历，且初中教师基本都有高中教师资格证。这批高学历、高起点的师范生在教学中的适应性更强，更能胜任不同学段的教学工作。为此，我也想呼吁，师范类院校不仅应该根据人口结构调整专业结构和培养重心，还要加强师范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力度。比如，虽然目前学前教育可能要相对收缩招生培养的规模，但是在研究生的培养上还需要加强力度。
 袁雯：当下，中国正在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面向未来，要培养出有创新能力的人才，自然离不开一批具有创新素养的中小学教师。面对人口变化和教育需求的调整，我们不能一味地着眼于减少招生计划数，而是要对高校专业设置进行动态调整，优化专业设置，提高教育质量。
 我在和基础教育领域的校长交流时发现，眼下，中小学校正在大力开展科学教育和跨学科项目化学习，具备跨学科知识、文理兼通的中小学教师尤为稀缺。那么，高校如何及时补上这个缺口呢？
 就在去年，教育部启动了“国优计划”，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首批30所“双一流”建设高校进行试点，从校内选拔一批愿意从事教师职业的理工科人才进行专门培养。“国优计划”正是为了在短期内弥补部分师范院校在理工学科上的供给不足。国家层面的措施，其实也在倒逼师范院校加速内部改革和学科调整的步伐。
 以上海师大为例。学校2004年起就设立了科学教育专业，每年招生30人，自2023年起扩展为每年招生60人。上海师大也是全国少数开设科学类师范专业的师范院校之一。除了加强师范生的科学素养教育，近年来，学校还通过开设微专业，为非师范生增加部分STEM课程，有意识地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
 王健：基础教育师资的学历水平，是目前制约我国教师队伍整体质量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我国初中教师中，硕士以上学历教师仅占5%，高中仅占13%。但是，在2021年公开数据的22个OECD国家中，4个国家的初中教师达硕士及以上学历的超过90%，8个国家超过50%，这些国家包括：德国（100%）；波兰（98%）；芬兰（96%）；葡萄牙（94%）；斯洛文尼亚（79%）；捷克（88%）；爱沙尼亚（63%）；美国（57%）。
 高中阶段，OECD国家中，达到硕士学历以上的教师比例则更高。15个国家的高中教师达到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已经超过60%，10个国家超过90%。
 相较之下，我国基础教育师资的学历水平也是教育质量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的一大掣肘，更会成为我国创新人才培养的长期制约因素。
 文汇报：除了加强师范生的职前培养，高校和社会还能为提升教育质量做什么？
 陈小华：除了提升中小学教师准入的学历标准，实施转向计划提升在职教师的学历水平同样重要。
 在参加2024年中小学校长国际研讨会时，有专家指出，在中国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的过程中，在很多环节，教育质量并没有同步跟上。OECD教育技能司司长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认为，步入AI时代，必须建构高质量的教师发展体系，为教师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和充足的学习机会，并指导教师优化教与学的方式。目前而言，松江区定期组织教师进行轮训，但还很难做到百分百覆盖。考虑到未来的人口结构变动，更多学校应该通过职后培养，进一步提升教师的学历和能力，释放教师在授课中的创造性和活力。
 袁雯：要想吸引更多优秀学子从教、任教，为教师减负很重要。这一点，也是全球教育界共识。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师学院副院长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大意是说：教师身上背负了一个很大的袋子，里面包含无穷多的任务。教师除了上课，还要完成很多行政事务和考核。我想，我们在为教师提供职后培养的同时，也要注意这些内容是否适合他们，是否真的有利于其职业成长，而非陷入新的“考核焦虑”。
 我相信，对有志于从事教育事业的青年学子来说，师范专业依然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随着相关政策的逐渐完善，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真正热爱教师事业的年轻人投身教育，为壮大优秀教师队伍、提高基础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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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姜澎&nbsp;吴金娇 
 图：视觉中国 
 编辑：储舒婷 
 责任编辑：樊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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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变动带来生源减少，中小学教师面临过剩风险？师范类院校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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