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档案】

朱瑞熙，1938年生，上海嘉定人，先后就读于嘉定一中、复旦大学历史系、四川大学历史系。曾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庐山白鹿洞书院院长、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宋辽金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作为中国宋代政治制度研究的主要奠基者，他率先提出准确评价宋朝历史地位，引发学界关注。代表作有《中国通史》（五、六、七册主要作者之一）《宋代社会研究》《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合著）《疁城集》《宋史研究》（合著）等；点校整理有《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安亭志》《南翔镇志》等；标点、校释《嘉定碑刻集》（主要作者之一）；担任《宋史辞典》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辽宋西夏金史）》副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编委等。

很长一段时间，在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资料室里，经常能看到一位老先生：清瘦矍铄，头发花白，戴一副老花眼镜，左肩背个布袋子，走路声音很轻。虽“不响”，但师生们都知道，其人学问高深。他就是中国宋史学界的杰出学者，也是国内外公认的一流史家朱瑞熙。

“自己绝非才情卓绝之辈，只是由于刻苦自励、勤奋读书，笨鸟先飞，舍得花时间去找书、抄录卡片、思考问题，才有今天的点滴成绩。”回顾总结治学经历时，朱瑞熙除了感念恩师教诲外，每每都归结于勤奋。他从上个世纪60年代便开始制作资料卡片，早已在头脑中形成了一个数据库，遇到相应问题，便会启动。

一本书一本书地翻，一张卡一张卡地抄，数十年如一日精耕细作。朱瑞熙主张“学问贵成体系”，并坚持长时段贯通探讨历史，使得他拥有广泛的学术兴趣、开阔的研究视野，宏微相济，著述丰厚。他一生笃学、创新、育人，不断给后生创造机会，“年轻人，都会有一个过程的”，使得宋史研究领域人才辈出，薪火相传。

【50余类上百种约二三十万张资料卡片】

1938年，朱瑞熙出生于嘉定县城的一粮店商人家。父亲虽是生意人，但喜好读书、藏书，加上姑母又是大学生，对家族子女影响甚大。朱瑞熙从小就爱看书，如痴如醉地看书可谓贯穿了他的整个青少年时期——从西大街的家里到北大街的嘉定一中，步行需要20分钟，经常能看到一位少年捧着本书，边走边看。

“多读书总不是坏事”的念头一旦扎了根，就是一辈子。1956年，朱瑞熙顺利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在其他大学生热衷于搞各种各样的活动时，他在阅览室里通读《资治通鉴》《宋史纪事本末》等宋史资料，奠定了后来几十年扎实治学的基础。其间，朱瑞熙还被安排到谭其骧先生的历史地理研究室，参加新《辞海》条目的编写和中国历史地图的绘制。

1961年9月至1965年5月，朱瑞熙作为四川大学历史系的一名研究生，师从国内宋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蒙文通先生，“我很幸运，适逢其会，亲聆蒙老这样一位道德学问为人敬仰的宋学大师的教诲。”在那段相对安定的学习生涯中，朱瑞熙遵照蒙老制订的计划学习宋史，从《御批通鉴辑览》《续资治通鉴长编》一直读到《宋史》《宋会要辑稿》、名家文集、笔记、方志等，有关学习心得还写成读书笔记。朱瑞熙不忘蒙老“要开阔眼界”的指示，“凡是属于原始资料性质而自己感到兴趣的史料，我都抄录成卡片，然后分门别类地装入卡片箱中。”

1961年复旦大学古代史专业学生合影（后排左一为朱瑞熙）

不管社会环境如何变化，朱瑞熙始终没有远离学术。从川大毕业后，朱瑞熙分配至北京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通史编写组，协助所长范文澜先生编写《中国通史》；1967年，他又被近代史所派到历史所参加中国农民战争史编写组，参与农战史相关内容的写作；1972年回到《中国通史》编写组，协助蔡美彪先生编写《中国通史》第五六七册。1980年，在中国宋史研究会首届成立大会上，朱瑞熙提交的长文《试论宋代社会发展变化的新特点》，引起广泛关注，后以《宋代社会研究》为名，于1983年出版。一时间，研习宋史的师生人手一本，至今仍是相关专业的必读书目。

朱瑞熙部分著作

1984年底，朱瑞熙调入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从北京托运来的行李中，有4个长方型的柜子，体积不是太大，长2米左右，宽不超过1米。据曾任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的张剑光回忆，当时他们几个男生一起用力，七手八脚，才把其中两个搬到车上。他后来去朱瑞熙家中才知道，那4个柜子从上到下全是抽屉，里面满满当当摆着一排排卡片。“多少次在他家里，在古籍所的资料室，在比我高几届的师兄师姐们的答辩现场，朱先生在审查学生的论文，或自己撰写论文时，常会拿着一盒盒卡片。论文中引用什么资料，他就在盒子里找一张，一核对，学生对资料的分析是否准确或引用时是否有错误，全部显露了出来。好几次他拿着上面满是红笔改的论文给我看，他划出的学生抄录资料时的错误一片连着一片。”张剑光还从朱瑞熙那学到了如何制卡——怎样抄，卡片抬头怎样写，出处如何注明。

早在川大历史系求学时，朱瑞熙便以擅长做卡片闻名。如今，他已经收集了50余类上百种约二三十万张的资料卡片，成为国内拥有宋史资料卡片最多的人。治学善用读书卡片的传统，也早已移植到他学生的学生身上。晚年的朱瑞熙仍手不释卷，只要身体允许，每天坚持在书房工作学习。在他心目中，“自己绝非才情卓绝之辈，只是由于刻苦自励、勤奋读书，笨鸟先飞，舍得花时间去找书、抄录卡片、思考问题，才有今天的点滴成绩。”

2017年于上海家中

【研究断代史要熟悉通史，要前后对比】

在宋史研究方面，朱瑞熙最初对经济史最有兴趣，其川大毕业论文即为《论宋代的佃客》。后因参与编写《中国通史》的需要，他系统探讨了宋代的政治史、思想文化史和经济史，对唐宋之际的社会变化产生不少新看法。

研究断代史要熟悉通史，要前后对比，这是朱瑞熙从蒙老那学到的历史研究方法，他自述这种辩证研究法“可以避免隔断历史，能够把前后各个阶段组成一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整体。是比较科学、行之有效的”。注重贯通意识，关注长时段的历史研究，使得朱瑞熙视野更加宏阔；通过前后比较，捕捉历史变化的迹象，也让朱瑞熙更能透过迹象揭示规律。

朱瑞熙有着强烈的史料意识，不仅重视文献资料的考订、解读分析，凡文物考古成果、金石碑刻、地契、墓志、笔记无不在其重视、收集之列。除了阅读宋代典籍，他还尽量多地浏览宋代前后的文献，同时，对宋代本身也根据具体情况，摸索其前后阶段的变化及其影响。《宋代社会研究》就是用历史比较学的方法，将宋代的情况与唐代（特别是唐中叶以后）以及元代的情况进行比较，试图通过这种剖析，来揭示宋代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阶级关系发展变化的特点。该书系统探讨宋史，是国内第一部关于宋代社会研究的专题性著作，朱瑞熙因此也被称为“宋代社会研究第一人”。当时很多海外学者甚至把时年46岁的朱瑞熙误为老年资深学者。

1980年代起，从《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到《中国大百科全书（辽宋西夏金史）》，朱瑞熙都是主要编纂者。尤其是在《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这本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宋史辞典中，朱瑞熙撰写的词条多达700余条，内容均与制度有关，这无疑构成了其后来主撰《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的重要学术积累。

朱瑞熙《大百科·中国历史分卷条目之一（讨论稿）》手稿

白钢主编、朱瑞熙主撰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1996年出版。白钢在前言中评述：“本卷在统揽宋代政治制度全貌的基础上，细针密缕，写出了各单项政治制度演变的来龙去脉，揭示了宋代政治制度的特点。特别是结合人物、事件来写制度，基本上把制度写活了，真可谓曲尽其妙。”

这种“活”，是龙虫并雕，是宏微相济，是发人未发，得益于朱瑞熙对史料的熟稔和把玩。他在系统论述宋代政治制度上，还引入法学、民族学及考古学等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灵活自如地驾驭臣僚对话、历史事件、百官奏章以及考古文物等，使论述更接近历史现场,且富于说服力，一扫传统制度史研究的呆板生硬及枯燥乏味。《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是国内第一部完整的关于宋代政治制度的研究专著，奠定了朱瑞熙在宋代政治制度研究方面的崇高地位。

在总结几十年的宋史研究历程时，朱瑞熙称自己始终牢记蒙老“学问贵成体系”的教诲，尽力探究宋代的方方面面，期望最终在宋史研究上自成体系，有所建树。他不光这样想的，也的确做到了“自成一家”，为学注重创新，勇于追求真理，有着强烈的独立精神。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戴建国引用朱熹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来借喻朱瑞熙的学术成果对中国宋史研究的贡献。所谓“活水”，即指学术创新力。朱瑞熙的很多学术论著，是国内相关研究的开拓之作，一些学术领域他是最早的耕耘者；部分学术论著，纠正了前人的成见和不正确观点；部分学术论著，在前人的基础上，他大大地向前作了推进。

朱瑞熙谈王安石变法，谈岳飞忠君，都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他考证了朱熹的服装观，提出不可过高估计程朱理学对宋代社会生活的影响。他考察了宋代的生活用具，指出最晚在宋徽宗政和、宣和年间，北宋人已经发明用马尾的鬃毛生产的植毛牙刷了，比欧美学者认为第一把植毛牙刷是公元1770年左右由威廉·阿迪斯在英国监狱里发明的，早了六个半世纪。他从避讳字、蔬菜传入中国的情况入手，考证得出《吴氏中馈录》可能是元代人编写的饮食著作，是有记载的中国最早的厨娘私房菜谱。关于八股文的雏形，他认为应是宋代时文，在南宋中期已经形成了文章的八股体式。

在学界看来，朱瑞熙有着“既能席卷八荒，又能丘壑经纬”的功力，这无疑与他“杂家”的兴趣关注与长期的学术积累密不可分。

在担任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和中国古代史专业负责人期间，朱瑞熙组织、策划和推进了一批古籍整理项目。他最早提出要用电子化手段对宋代笔记进行整理，并储备专门人才，后来编纂《全宋笔记》即与其早期设想密切相关。1988年，庐山白鹿洞书院恢复建制，他担任院长，组织标点《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1990年代中期，他担任《传世藏书·集部》宋辽金元部分的主编，组织多位中青年教师整理点校其中的十多部文集，对他们在学术上的培养和训练起了重要作用。从1992年起，他主编二十五史系列专书辞典中的《宋史辞典》，从受托到编竣长达近30年，总字数近千万。为了统一体例和文字风格，朱瑞熙都是一个人审读校样。

1999年，上师大古籍所教师在扬州参观

由张剑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朱瑞熙文集》，共八卷册，集中反映了朱瑞熙数十年来开拓创新的成就及其不凡的学术功力。他的学术精神、学术道路与学术成就，具有鲜明的“中国学派”特色，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人谦和，为学为文亦如其人”】

在很多人心目中，朱瑞熙并不善情感表达，但对家乡有着热烈、真挚、无私的爱，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为上海及嘉定地方文化和历史研究贡献着一份力量。他撰文讲述民族英雄陈化成在吴淞炮台殊死抵抗英国侵略者的英勇事迹；考证中国历史上最早以“上海”为题的诗，是南宋人张蕴所作《上海》一诗。他不但有多篇文章研究嘉定的一些具体问题，还标点了《南翔镇志》《安亭志》。2012年，他又把《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的60多万字手稿，无偿捐献给嘉定区图书馆。

《嘉定碑刻集》后记中的一段话，让张剑光初次看到时吃了一惊。里面写着：“尤其要感谢的是历史学家、邑人朱瑞熙教授以一人之力，承担近二百通（篇）碑刻的校注工作，付出了辛勤劳动。”在张剑光看来，这种吃力不讨好而且又不是主编的工作，自己这种学生辈都不愿意去干，“但朱先生为了嘉定的文化事业，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令我这个小同乡汗颜。”

1999年上海师范大学校运动会

在朱瑞熙用半个多世纪探究绵延三百二十年宋史的过程中，很多人受惠于他的人格魅力和治学，“至今清晰如在眼前”。在四川大学教授张邦炜心目中，朱瑞熙无私无畏——“他借书给我读”“教我做卡片”“提醒我要注意地下地上的实物资料”……是为无私；特殊时期时，“他是敢于同我通信的第一人”“鼓励我重新拾起史书”……是为无畏。张邦炜感慨着人到老来最念旧，常常感念这位情笃意真的益友良师。

上世纪80年代，王瑞来供职于中华书局，他时而会到朱瑞熙那里坐坐。几十年来，许多藏书都散失了，但朱瑞熙当年签名相赠的一部《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一直没有离开过我，宝爱而常用”。在王瑞来心目中，“朱先生为人谦和，为学为文亦如其人，没有咄咄逼人之态。”

朱瑞熙先生签名本《中国历史大辞典》

研二时，赵龙加入《宋史词典》编纂项目，协助朱瑞熙编写部分词条。他至今都记得第一次见到朱瑞熙的情景：“他对我一点架子都没有，透过眼镜的目光温和，慈祥闪烁。虽然我当时不太能听懂他说的嘉定版普通话，却觉得非常亲切，胆怯感顿时消失全无。”毕业后，赵龙留在上师大图书馆古文献特藏部，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很幸运，而令他更感幸运的是，偶有机会还能陪前来查阅资料的朱瑞熙走一段回家的路，再听先生讲学界趣闻……

【学人隽语】

以往的史学家包括笔者在内，对于宋朝的历史地位的评价，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方面，仅注意“迅猛发展”的一面，而忽略为了这些“发展”所付出的高昂代价，即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一定破坏，给以后的持续发展和后代留下了许多隐患。在当时中国的地位方面，以往的史学家过分强调北宋对辽朝、南宋对金朝处于劣势，其实在大多数时间里，北宋对辽朝、南宋对金朝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双方皆无攻灭对方的实力。至于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则不再采用“封建社会中期”的旧说，而代之以中国古代的“一个新的继续发展时期”。——摘自《重新认识宋代的历史地位》（《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

中国传统服装发展到宋代，显示出许多新的时代特色，成为当时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代大儒朱熹在阐发自己学说的同时，也对当时人们的服装发表了独特的见解，并且对自古以来到宋代服装的变化及其特点进行概括和总结。但是，多年来中国学术界有一些学者认为由于程朱理学的影响，宋代的服装拘谨和保守,北宋的社会生活全面“复古”。笔者认为这不符合史实，宋代的服装既不拘谨和保守，北宋社会也根本不可能“全面复古”,朱熹更没有提出过服装要恢复古制的主张。——摘自《朱熹的服装观》（《迈入21世纪的朱子学——纪念朱熹诞辰870周年、逝世800周年论文集》，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

宋代家庭的用具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显著变化，不仅表现在数量的增加，而且表现在质量的提高和品种的增多等方面。南宋临安府的巷陌街市上，有民间需要的各种“家生动事”销售，诸如桌、凳、凉床、交椅、兀子、长片兆（床板）、绳床、竹椅、裙厨、衣架、棋盘、面桶、项桶、脚桶、浴桶、大小提桶、马子、桶架、木杓、研槌、食托、竹夫人、懒架、木梳、篦子、刷子、刷牙子等，应有尽有。这些形形式式的家庭日常用具，可以说已经具备了近代民间生活用具的初步规模。——摘自《宋代的生活用具》（《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编辑：于颖
责任编辑：杨逸淇

学术贡献奖 | 朱瑞熙：做宋史研究里的杂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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