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希文《开国大典》，油画，1953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美术创作在新中国承续了延安时期优良的创作传统，开创了美术创作新的历史时期，并且这一传统70年来一脉相传，积淀了丰厚的精品力作，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艺术家，而与之相关的展示这些优秀作品的全国美展制度等，也成为新中国70年美术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广大美术工作者本着高度的艺术责任心，积极投身于生活，不断进行各种艺术形式的创新，为历史留影，为时代造像，为我们的美术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钱松嵒《治螟图》，中国画，1950年

《开国大典》开启“油画中国风”的艺术实践和理论探讨

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而创作的美术作品中，出现了叶浅予的《北平解放》，该画作为对新中国成立的历史回顾，记录了北京解放的历史盛况。叶浅予结合了当时流行的新年画的风格，表现了人民欢腾的正大气象。而此前，董希文于1953年创作的《开国大典》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表现了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瞬间。董希文利用西洋画在色彩表现上的优点，又吸收了中国民间年画在色彩表现上的特点和表现方法，在构图、透视和光影的处理上，取其所需，不拘一格，艺术效果别开生面。

叶浅予《北平解放》，中国画，1959年

《开国大典》所反映的新中国美术创作的各种新变化，不仅表现在对传统艺术的改造方面，同时也表现在对西洋画的融合和吸收方面。作为新中国美术经典，《开国大典》是延安传统在新中国以新的方式转型的起步，这其中既包含了延安文艺精神的发展，又是新中国文艺的新创造。它以油画领域中更为专业的精神面对时代所需，开启了“油画中国风”的理论探讨和艺术实践。《开国大典》整体构图上吸收了民间年画和唐宋壁画的审美要素，又融合了汉代殿堂壁画中的宏大气象，把“成教化、助人伦”的传统推向了时代的新高度，这就是艺术表现中不同一般的国家叙事。其色调既不是前苏联潮流风格中的灰色调，也不是欧洲古典主义时期的酱油色调；既没有伦勃朗绘画中西方经典的光影关系，也不像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中的人物关系。它有着中国民间年画的色彩审美，画作所表达的皆大欢喜，既为百姓所喜闻乐见，也与时代情绪相契合。尤其是当时作为博物馆中用于配合文物再现特定历史的辅助展品，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创作，也不同于出现在国家殿堂中的装饰。它不仅有一般创作所具备的独立的审美意义，又有辅助展出所必须的公共性要求。因此，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和文化联系中，《开国大典》的时代精神就表现出了新中国的时代风采，还影响了新中国油画发展的时代走向。由《开国大典》所擎立的油画民族化的大旗，至今都引领着艺术发展的方向，或许这正是经典的意义所在。

唐勇力《新中国诞生》，工笔重彩画，2012年至2015年

“开国大典”作为新中国的重大题材，自董希文之后，不断有画家涉猎。1983年，北京画院画家马泉创作了中国画《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依然是表现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的情景，却是首次用中国画的方式来表现董希文画面中曾经出现的那一组开国领袖的形象。1999年，段江华创作的油画《东方红·1949》入选了第九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并获优秀作品奖，这是以另外的视角表现了那一年10月1日的盛景。2009年，在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唐勇力历时三年创作的工笔重彩画《新中国诞生》，以宏大的气势首次再现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共63人在开国大典上的形象。2012年，唐勇力又应中国国家博物馆之邀为中央大厅的展陈进行了专题创作，这是在2009年版本基础上的再创作，高4.8米、宽17米的画面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幅中国画作品。该画于2015年11月26日正式亮相于国博中央大厅。这种艺术构想冲破了纪实影像中的限定，表现出了美术创作的特点和优势。唐勇力融合了西画的素描写实造型的手法，在厚实的素描造型的基础上，表现了他们不同的身份背景以及与新中国成立之间的关系，画中人物个个满怀着胜利的喜悦和对新中国的憧憬。

与“开国大典”相关的主题创作，除了直接表现1949年10月1日的盛况之外，还有与这一历史相关的许多创作，都关联到“开国”“建国”的内容。其中黄均创作于1951年的年画《庆祝国庆》是这一内容中出现较早的作品。1961年，陈菊仙创作的年画《祖国颂》则反映了这一题材的发展。

关山月《新开发的公路》，中国画，1954年

新中国国画由写生到表现新生活

新中国美术创作的初步成就表现在1955年的第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上，当关山月的《新开发的公路》、李斛的《工地探望》、石鲁的《古长城内外》、张雪父的《化水灾为水利》、岑学恭的《木筏》等作品出现时，这批与建设主题相关的作品表明了艺术家们在改造旧国画过程中所出现的由写生到表现新生活的变化，标志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以来具体的创作成果。其中传统的国画再也不是文人雅士脱离尘世的孤芳自赏，这种表现时代风貌的作品也为“新国画”在新社会获得了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国家建设项目中的水电站、盘山公路、穿山铁路等大多在崇山峻岭之中展开，人们战天斗地投身建设的热情为山水画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机缘。关山月的《新开发的公路》在群山中依然透露出岭南派山水的笔法，但是，画面中的公路、汽车、电线杆都是过去山水画中没有出现过的图像，它们在画面中所占的不太大的比重并不影响作品和传统山水画的联系。尽管这些作品在画面结构上有很大的差异，却都以同样的方式表现了具有时代特点的建设主题，并昭示了“新山水画”在时代的感召下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

张雪父《化水灾为水利》，中国画，1955年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画家深入建设工地写生，亲眼目睹了现实山水中建设工地的热火朝天的景象。被现实生活所感染而受到的启发以及在这种启发下所产生的创作冲动，催生了一个普遍描绘建设的山水（风景）画的潮流——“新山水画”，并成为中国画的改造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标志。这些以山水或风光为主体的作品同属于建设主题，其中的建设者类如传统山水画中的点景人物，他们作为这些建设场景中的建设者，有时候只占据整个画面中很小的位置，却是点睛之笔，不仅点明了人在建设中的作用，而且也点明了作品的主题，如《为祖国寻找资源》中的地质队员等。另外，当时还有一些山水画虽然不是直接表现建设主题，但是，画面用点缀的方法，巧妙地表现出建设的成就和时代的新貌，如傅抱石的《雨花台》《玄武湖》，都在远景中画出一片工厂厂房、高炉、烟囱。潘天寿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也添加了电线杆、瞭望塔等形象。这些形象尽管在画面中所处的位置不大，却起到了点石成金的作用，使山水画的时代面貌在其中得到了反映。

吴湖帆《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画，1965年

建设主题的美术创作贯穿于新中国发展的每一个历史时期

1955年通过决议、1957年开工建设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当时第一大工程，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坝”。因此，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为题材的绘画作品，从建设之前就不断涌现。1955年，谢瑞阶创作了《黄河三门峡地质勘探工程》。而吴作人早在工程开工之前就开始画这一建设场景，并计划随之创作《黄河三部曲》，其中第一幅《黄河三门峡·中流砥柱》的画面中大坝还没有合龙。吴作人用俯瞰的构图表现了这一工程在具体地域中的险峻，而从另一角度所画的场景则记录了建设之初的地形地貌。到了1959年，吴作人在所画的第二幅《人定胜天》中，大坝已经巍然屹立，工地一派繁忙的景象。此间，何海霞也由此开始了以《驯服黄河》为主题的多次创作。1959年，宋文治和张文俊也去了三门峡，其中宋文治先后完成了《三门峡工地》和他的成名作《山川巨变》。傅抱石在1960年到此之后创作了代表作之一《黄河清》，并生发了关于历史和现实的感慨，于1961年2月26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时隔几十年之后，三峡大坝开始施工和建设，又出现了表现三峡大坝及其建设工地的作品，其中以历时五年于2009年完成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的作品《高峡平湖图》最具代表性。

吴作人《黄河三门峡·中流砥柱》，油画，1955年至1956年

傅抱石《黄河清》，中国画，1960年

今天回望，我们发现建设主题的美术创作其实贯穿于新中国发展的每个历史时期，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集中涌现的炼钢题材、《万吨水压机》（谢之光）、《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吴湖帆），以及1968年底南京长江大桥通车之后大桥题材的作品，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这些建设主题的绘画作品在新中国美术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1978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又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与之相关的美术创作自然也成为新时期的一个重要题材。从反映特区建设到展现城市高楼、立交桥、高铁等新的建设成就的作品先后出现在全国美展之中，表现出了建设题材的美术创作在新时期的主流美术创作中的延续与发展。而以反映城市新面貌的所谓城市山水的出现，可以说是此类题材的新突破。而在艺术呈现上，则改变了上个世纪中期以来的创作格局，更为多元而丰富。

艾中信《通往乌鲁木齐》，油画，1955年

农村、农民都曾经是新中国美术创作关注的焦点

与农业相关的农村、农民题材的美术创作，都曾经是新中国美术创作中的经典题材。丰收场上的喜悦，交公粮路上的热情，都构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景象。

戴恒扬、马勇民、刘国才《在希望的田野上——记农民管乐队》，油画，1984年

1978年，中国的农村开始发生历史转折。随着农村的变革，表现农村题材的美术创作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王少伦1999年创作的《1978年11月24日夜·小岗》，即是以改革开放初期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村民签订秘密协议这一事件为内容。实际上，用艺术来表现改革开放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变化，是1978年以来中国美术创作中的一个重点，其中有许多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这种变化。而这些表现农村、农业、农民的作品，着重表现了新时期农民的精神状态，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戴恒扬、马勇民、刘国才1984年创作的《在希望的田野上——记农民管乐队》。这件获得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金奖的作品，虽然没有直接表现人们所熟知的农业题材中的生产和丰收，以及农村风光，却让人们看到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农民形象，这就是富裕起来的农村才有可能出现的“农民管乐队”。而这是过去关于农村题材的美术创作中从来没有过的，反映了画家对于新农村中新题材的敏感和把握。农民朴实憨厚的形象与乐器的闪闪金光，色彩的冷与暖，这一切在对比中表现出了农民管弦乐队的不同凡响。这也是一个充满欢乐的画面，人们可以听到那熟悉的“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旋律。如果用历史的眼光看上世纪80年代初的油画创作，能够像该画这样在语言上突破过去的程式来表现时代的主题，确实难能可贵。它不仅表现了改革开放中的农村变化，还表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艺术创作上的变化，显现了中国的美术界同样处在希望的田野上。

何多苓《春风已经苏醒》，油画，1981年

吴冠中《周庄》，油画，1997年

以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为代表的美术主题创作取得了新成果

近年来，国家和各个地方层面都在主题美术创作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积累了有益的创作经验。

比如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这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由国家出巨资组织的大型美术创作活动，也是中国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一个新的标志。在影像传媒异常丰富与发达的今天，许多优秀美术家仍然坚守着传统造型艺术的表现方式，在借鉴与汲取当代艺术观念与语言的同时积极推进架上艺术的当代性表达。他们潜心创作的这些反映民族复兴历史主题的优秀美术主题作品，以当代人文关怀的审美视角深入到历史的空间。

又如上海方面发起组织的“上海历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化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时代风采——上海现实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等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对当下的美术主题创作在题材的拓展、样式的丰富性、艺术呈现的多元化等诸方面都进行了新的探索。

及至2019年第十三届全国美展，呈现出空前的规模。不少入选作品、赴京展出作品和获奖提名作品，以崭新的题材、视野、审美去反映、讴歌新的时代，并成为了这一届展览作品的主流特点。如詹勇的《非洲在路上》、张小磊的《援非医疗队》、孙娟娟的《对话》、王聪的《中国行》、王顾宇和王艺的《匠心筑梦——建设中的天眼》、黄涛的《天堑变通途》、王珂的《都是热血儿郎》、李玉旺的《使命》、陈治和武欣的《尖峰食刻》、焦兴涛的《烈焰青春》、赵晓东的《果蔬欢·百姓乐》、陈新宇的《一声喊呐》、田胜的《二十四节气——阳春六节》、刘政的《仲夏夜之梦》、李恩成的《芳华》、刘洋初的《花影扶疏自满庭》以及邱佳铭的《八君子图》等，虽题材各异，但呈现了艺术表达的新观念、新形式、新构思、新构图、新语汇、新风格，反映了最近五年来全国美术界的新努力、新成果，也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美术创作未来发展的方向。

陈逸飞《浔阳遗韵》，油画，1991年

原标题：新中国70年美术创作与审美构建丨从个体自我的艺术表达到家国天下的视觉观照

作者：陈履生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艺术评论家

责任编辑：张立行 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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