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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有一间半开放的会议室，房间陈设很简单，一个电视机，一张长桌子和几十把椅子，墙面挂着些照片和街区代表介绍。

2022年6月14日，朱国萍（左）和吴新慧（右）回顾虹桥基层立法联系点的这些年。本文图片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邹佳雯 图（署名除外）

6月14日，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长宁萍聚工作室党支部书记朱国萍坐在会议室中，想起2019年自己在此见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场景，仍难掩激动，“当时见到总书记，就是在这间会议室。时间过得太快了，当日的场景历历在目，也鼓舞我至今。“

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考察社区治理和服务情况。当时，一场别开生面的法律草案意见建议征询会正在进行。习近平同参加征询会的中外居民亲切交谈，详细询问法律草案的意见征集工作情况。正是在那一次的视察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

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古北市民中心，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常用的活动场所。澎湃新闻记者 张呈君  图

2015年7月，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全国设立的第一批4个基层立法联系点之一，两个月后，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第一次收到全国人大发来的立法草案征询意见通知。此后，这些关于法律草案的意见与建议，从老百姓的热烈讨论中，切实体现在了成文的条例中。

开门立法，广纳民意，从虹桥街道“始发”的“立法直通车”，如今已覆盖上海16个区，搭乘“立法直通车”的市民越来越多，为国家和上海的发展不断贡献“金点子”，其中不少高质量意见被相关法律法规所采纳。

“法律法条不是只用来打官司的，而是用来保障老百姓的”

201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正式批复虹桥街道为基层立法联系点，让普通百姓实实在在地参与到国家立法之中，这也是唯一设在城市街道一级的联系点。

2019年在该点视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

对于这一点，朱国萍深有感触，甚至心有感恩。此前，朱国萍曾在虹桥街道从事了三十余年的基层工作，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小巷总理”。

朱国萍说，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曾处理过非常多的纠纷，家庭的、邻里的。彼时，作为社区工作者，一般用两种方法解决的，一是用情，另一是用法。但前者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却难治本，后者则会闹得大家都很难看。

而在畅通渠道、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后，朱国萍感到，法制意识开始深入民心，很多纠纷由此可以被提前预防，“其实在大家层层讨论法律、修改法律，甚至主动提出法律意见的时候，一是大家被普法了，二是大家会切实地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哪怕他只修改一个标点，他也会有很强烈的参与感。”朱国萍说，“老百姓知道了，法律法条不是只用来打官司的，而是用来保障自己的，是和自己直接有关的。”

夏云龙的聘书

老百姓直接参与立法和修改法律条例的案例，在古北市民中心便可一窥。市民中心内陈列着一张聘请夏云龙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虹桥街道基层立法的联系点信息员的聘书，而事实上，夏云龙老先生已年近八旬，是长虹社区的一个普通居民，但是他对垃圾分类立法非常热心。

在条例草案第二次审议后召开的听证会上，关于垃圾分类标准的问题讨论十分热烈。夏云龙从老年人的视角发表了意见，建议按照大多市民熟悉的四分法来分。他说，如果分类搞得太复杂，老年人记不住。“真没想到，我的建议最终被采纳入法了。”夏老先生十分激动，“这说明立法联系点的意见征集不是摆样子，老百姓的想法能在立法中切实得到体现。”

截至目前，该基层立法联系点共完成67部法律草案的意见征询工作，提出意见建议1363条，其中101条被采纳。

2019年11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上海虹桥街道召开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意见征询会。澎湃新闻记者 李佳蔚  图

一路走来，小小立法联系点收集民意民情方法更多元化

立法点的建立已有时日，在上海康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新慧看来，基层立法联系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吴新慧是这个基层立法联系点首批信息员。从早期的《反家庭暴力法》，到前两年的《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再到2021年以来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公司法（修订草案）》等立法草案征询意见，吴新慧看着老百姓提出的一条条建议被最高立法机关讨论、审议，以及纳入法律条文。

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流程

如今，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已构建起“一体两翼”工作架构，在16个居民区、70个区域单位分设基层立法信息采集点，建立多个信息采集联络站，形成了以310余名信息员为主体，10家顾问单位和10家专家人才库为“两翼”的基本模式。最新探索是，信息员在立法之后转化为“法治宣传员”，通过他们的传播，提升市民群众的法治意识。此外，特别聚焦了一些重点人群，比如独居老人、妇女、残障人士等，听取民意的覆盖面越来越全，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参与到立法直通车之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思想层面上的变化。”

吴新慧站在法案展示墙前

而在收集民意的方式方法上，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积累经验，主动上前，变得更有前瞻性。吴新慧感到，在收集民意的过程中，以前更多的是在原有的收到立法建议的基础上去听取民意，现在则会走在前面，如对一些社会生产生活方面所涉及的法律需求，现行的法律如未覆盖，却又必须要通过立法的方式去解决，信息员甚至民众会去做一个主动的收集。“从原来的参与到立法的过程中，到现在走到立法的前面，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提升。”

2021年6月，吴新慧（左）参加立法草案意见征询活动。 澎湃新闻 资料图

收集民意民情的方式方法也在日趋多元化。传统意义上，收集立法意见采取的多是走访调研、开座谈会、以书面的方式征集意见等。如今，更多更有效的方式正在涌现，如在各个楼宇的党群服务阵地建立立法工作站，有些信息员还会利用白领午间休息一小时的时间，提供一些法制联动活动，包括立法意见的征集、法制宣传等。“还有更丰富的，比如线上线下或直播联动的方式，开拓更多的途径后，立法信息的来源和质量都会有一个很大程度的提升。”

“立法机制一步一步地完善，上海建立了一个触角更广阔的立法体系。”吴新慧说，基层百姓与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之间架起“连心桥”，彰显了人民民主的广泛性和真实性。“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基层立法联系点，我切实地感受到让立法更体现民意，让法治更得民心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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