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在上海大剧院首演的殿堂版《红楼梦》中，著名越剧演员钱慧丽、单仰萍分别饰演贾宝玉和林黛玉 本报记者 叶辰亮 摄

任何时候，任何人，若问我，哪一本书对你个体生命影响最大？我一定毫不犹豫地回答：“曹雪芹的《红楼梦》！”

我开始阅读《红楼梦》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正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从小性格内向，胆子也小，却为何会瞒着老师、家长，偷偷去翻阅《红楼梦》呢？

那一年，上海越剧院二团隆重上演由徐进先生编剧的《红楼梦》，由徐玉兰和王文娟两位老师分饰贾宝玉和林黛玉。我母亲是嵊州人，自然是喜欢听家乡戏的。也许正巧多了一张票，母亲便带了十一岁的大女儿一起去看越剧《红楼梦》，我记得当时是在人民大舞台。

那是我第一次看越剧，第一次看古装戏，十一岁的少女懵懵懂懂只觉得满台花团锦簇、娇语俏音的好看好听，并不很理解宝黛爱情悲剧后沉重深刻的社会原因，却为林黛玉愤而焚稿的决绝而泣不成声。当时我的父母怎会料到大女儿已经无可救药地中了越剧《红楼梦》的“毒害”了呢！日后回想起来，方感叹经典艺术的魅力无可阻挡地直指人心。

从剧场回家后，我对大观园中少男少女的悲剧命运回肠百转难以忘怀，隐约想起父亲书橱中有三本厚厚的《红楼梦》，便蠢蠢欲动起来。那时，父母工作很忙，父亲经常出差。父亲的书房在楼上，四壁满腾腾的书橱，在少女的我心中，那是个神秘的世界。父亲倒是不阻止我们姐妹进他书房看书，一般让我们看些杂志：《儿童时代》《萌芽》《收获》《上海文学》等。我便趁大人不在家，翻出了那三本竖排繁体字版的《红楼梦》，就坐在书橱前的地板上，迫不及待、生吞活剥地读起来。

五年级的小学生，有许多生僻的字还不认得，倒是我上小学一、二年级时，课本还是繁体字的，所以勉强能读得下去，并且很快被书中人物的坎坷命运吸引。这以后一段时间，我一放学就钻进父亲的书房读“红楼”，每每读到奶奶一遍遍催我吃晚饭才收手。

自此，我便成了铁杆的“越剧迷”和“红楼迷”，凡有越剧《红楼梦》上演，我是非看不可的。记得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上海越剧院的《红楼梦》赴港演出前在沪公演，由吕瑞英和金采风两位青年名角加盟，分饰宝钗与王熙凤，门票由原先的一块二角上升到一块四角。那时我已上初中，将母亲给我的点心钱省下来，半夜里与戏迷同学到人民大舞台去排队买票。

后来，有一批初出茅庐的青年演员分日场、夜场演出《红楼梦》，每一组宝黛搭档我都去看，比如金美芳与姜佩东的搭档，曹银娣与苏皎华搭档等。上世纪60年代初，福建芳华越剧团尹桂芳大师也来上海演出尹派贾宝玉，我自然也不会错过欣赏的机会。

当年少女的我就这样兀自沉浸在自己的审美情趣中，看“红楼”读“红楼”，其乐无穷。却不料不知不觉竟“沦落”成班级里的落后学生。当时正念中学，我成了“迷恋封建才子佳人”的“反面教材”，入团申请一直未被团支部通过，班主任老师和团干部几次三番找我谈话，苦口婆心教育帮助我，我总是虚心接受坚持不改，因为我实在抵御不住《红楼梦》对自己灵魂的巨大吸引力。

“文革”期间，文化艺术一派荒芜凋敝，《红楼梦》自然是首当其冲被禁演，刚刚拍成的越剧电影《红楼梦》没放映几场便被打入冷宫。我是看过越剧《红楼梦》电影的，电影较之舞台演出对人物的刻画更为细腻传神，画面精致唯美，摄人心魂。

真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人们内心对美好艺术的向往是无法泯灭的。“文革”结束，大地回春，越剧《红楼梦》电影重新放映，那可真是万人空巷、盛况空前。当时，我已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我和同学们是挤在学校大礼堂的长条木椅上，含着眼泪再看《红楼梦》，徐玉兰、王文娟两位艺术家的表演再一次并且是在更深沉的层次上打动了我。

《红楼梦》无可替代地成了越剧舞台上的艺术标杆，成了越剧的新经典。改革开放后，一批又一批的年轻越剧演员从老一辈艺术家手中接过重任，传承经典版本的《红楼梦》。我也依然不改初衷，每一组宝黛搭档的演出都要去观赏，比如钱惠丽单仰萍、郑国凤王志萍，还有尹袁流派的赵志刚方亚芬。

有个小插曲值得一说。进入21世纪，我从大学毕业也有20年多了，有一日，大学时代的指导员邬老师过生日，邀了一批校友去聚会。那日，邬老师的夫人也来了，我看着她，越看越眼熟，忍不住问她：“师母，你是不是曾经饰演过贾宝玉的朱雪莲啊？”师母非常高兴地说：“是啊，你怎么晓得呢？”我便告诉她，我是资深越剧《红楼梦》迷，上世纪80年代初，我看过朱雪莲和华怡青搭档的《红楼梦》，那是改革开放后第一组青年演员出演的《红楼梦》呀。后来，朱雪莲去戏校当了老师，竟然又成了我的师母。

其实，少年时代的我从来没有将来要成为作家的理想，是坎坷曲折的命运驱使我走上了文学之路。近40年的写作生涯，每每提笔凝思、精鹜入极、心游万仞之时，便会深切体味到《红楼梦》给予我的艺术熏陶是那样的宝贵乃至必不可少，她使我的文学启蒙和审美情趣初始便站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并且引导我一步一步走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典雅含蓄深邃丰厚的境界之中。

文/王小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