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夏东京奥运会的命运仍扑朔迷离，国际奥委会的目光却已投向11年后，于近日宣布澳大利亚第三大城市布里斯班成为2032年奥运会“首选举办城市”。

在许多人的固有印象中，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往往提前七年通过申办竞选产生，而所谓的“首选举办城市”是完全陌生的说法。这一切的改变始于国际奥委会针对奥运申办程序的改革，若要用一句时下流行的话语描述这场改革的原动力，那就是“时代变了”。

四年前多座申办城市退选成为导火索

按照过往流程，有意承办奥运会的城市需要通过持续近两年的申办过程，向国际奥委会及其委员展示竞争力，并最终在国际奥委会全会上通过全体委员投票决出举办权。这一过程牵扯的精力与财力不言而喻，若最终落选，将是对申办城市的极大打击。只不过，在奥运会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之下，总有大批城市甘愿投身竞争之中。然而同样不容忽视的是，随着奥运会规模增长，办赛成本一路水涨船高，希腊雅典、俄罗斯索契均成为在举办夏季或冬季奥运会后陷入“蒙特利尔陷阱”的典型——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后，大量场馆沦为“白象”，加拿大政府账面一度出现巨大亏空，“蒙特利尔陷阱”一词进而诞生。

在体态愈发臃肿的情况下，奥运会一度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全球不少大城市已举办过这一盛会，或并不需要借助这一契机改善城市基建、提升国际影响力；而对于小城市而言，经济体量本就有限，场馆资源和城市基建又相对匮乏，需投入大量资金改善硬件条件，又进一步推高了办赛成本。这一矛盾在2017年彻底爆发。这是决定2024年夏奥会举办权归属的年份，却遭遇了美国波士顿、意大利罗马、匈牙利布达佩斯等多座申办城市中途退出的尴尬。面对仅有的两座坚持到底的城市，国际奥委会破天荒地同时宣布了两届夏奥会举办权的归属，分别将2024年夏奥会与2028年夏奥会举办权授予法国巴黎与美国洛杉矶。

在当时的情境下，这几乎是国际奥委会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但问题在于这一方式并不具备持续性与可复制性，因此才会有2019年的改革。这场改革标志着奥运申办制，以及在奥运申办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评估委员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则是邀请制。与邀请制一同诞生的，还有“夏季奥运会举办地委员会”与“冬季奥运会举办地委员会”两大组织。在新机制下，将由奥运会举办地委员会出面，与所有有兴趣承办奥运会的城市进行探索性的、非承诺性的对话，并从中作出选择，向国际奥委会推荐单个或多个候选城市。

“布里斯班2032”并非板上钉钉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才有了布里斯班如今成为2032年奥运会“首选举办城市”的说法。作为史上首个奥运首选举办城市，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首府在国际奥委会的这场改革中扮演了试验田的角色。与以往申办奥运会的城市不同的是，布里斯班不仅节省下了大笔申办开支，国际奥委会甚至还会承担其中一定比例的开销。

至于为何在2021年就急切地公布这一决定，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解释是“基于不确定性”。“新冠疫情的影响让全世界都不得不面对着充满变数的生活，这种不确定性甚至在疫情结束后仍会持续。”在巴赫看来，当布里斯班奥申委与澳大利亚奥委会交给自己一份极为出色的方案，奥运会举办地委员会没有理由选择拒绝，“这是一份理念超前的方案，布里斯班拥有举办大型赛事的经验、宜人的气候，八成到九成的场馆可通过现有场馆改建而成。”其中最后一点尤为关键，在国际奥委会倡导的节俭办赛理念之下，布里斯班奥申委对于现有场馆资源的高效利用，是打动夏季奥运会举办地委员会的重要原因。

那么，“布里斯班2032”已是板上钉钉？对于这一点，就连巴赫本人也予以否认。尽管澳大利亚媒体本周已大规模展开关于选择奥运场馆的讨论，但无论从程序或实际情况出发，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为代表的其他竞选城市仍有机会竞逐2032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前提是夏季奥运会举办地委员会在与布里斯班奥申委、澳大利亚奥委会展开针对性对话后，无法就夏奥会的筹备工作达成共识。

目前只能说，布里斯班确实在2032年夏奥会举办权的竞争中处于领跑位置，并且掌握了主动权。时代发展至今，绝大多数城市在权衡是否需要及如何举办奥运会的问题上已趋于理性，不会盲目投入或许下不切实际的承诺。已经“订婚”的布里斯班与国际奥委会仍将面临一系列实质性问题，这将考验双方的姿态和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