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广州《武侠》杂志首次连载了《射雕英雄传》，标志着金庸第一次正式进入内地读者的视野。其实金庸本人早在1981年就受到邓小平接见，此后更不遗余力地支持内地的改革开放。但是长期以来，金庸作品一直被排斥在主流之外。正规出版渠道的阻塞，使得金庸小说许多版本粗制滥造，错讹百出；一度，还有人以“金庸新”“金庸巨”“全庸”等恶劣手法盗用、化用金庸的名字，炮制大量“伪书”。

金庸本人也曾很无奈地说：“有人借用‘金庸’之名，撰写及出版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我不敢掠美；至于充满无聊打斗、色情描写之作，可不免令人不快了。也有些出版社翻印香港、台湾其他作家的作品而用我笔名出版发行。我收到过无数读者的来信揭露，大表愤慨。”

80年代有大量未经授权的金庸作品面世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广受读者喜爱，把金庸武侠小说热推向新的高峰，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的关注。1986年《中国》第8期上刊登了著名红学家冯其庸《读金庸》一文。他认为：“金庸小说所包含的历史的、社会的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在当代的侠义小说家中是极为突出极为罕见的。”在文末赞同把关于研究金庸小说的学问叫做“金学”。这一现象也逐渐引起出版界重视，其中就包括三联书店。

“大约是1988年左右，我们非常想出金庸作品。”三联书店前总经理沈昌文称自己是一个标准的金庸迷，他也一直想方设法与金庸方面接洽上。“后来我找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人选”，沈昌文所指之人即香港著名报人罗孚，他把包括董桥在内的许多香港文化界人士介绍给了沈昌文。据沈昌文回忆，在罗孚的引荐下，他在1989年初在香港与金庸见过面，也与金庸有了大概的出版意向，但遗憾未能达成。

1991年，已经在香港三联书店工作的董秀玉，得以有机会与金庸再续前缘。“我在香港工作期间，与金庸先生见了很多次，我跟他谈由三联来出版他的小说，他很痛快地答应了”。金庸也一直想找一家出版社认认真真地在大陆出，另外他在香港对董秀玉的口碑也认可，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真正授权给三联，是在董秀玉回到北京工作之后。三联为什么做金庸？这个问题董秀玉首先得给自己一个答案，“武侠小说的名声不太好，我们要先把自己说服，”董秀玉笑着回忆。她坦承：“我思想斗争得很厉害，虽然我自己喜欢读金庸的书，也很想把他的书引进来，但是我也一直在考虑三联的品牌究竟适合不适合做金庸。”为了扫除心中的疑惑，董秀玉还找了许多朋友讨论此事。

《金庸全集》推手、著名出版人董秀玉

1992年底，董秀玉从香港三联书店又调回北京。金庸是以武侠小说而出名，但本质上是一流的文学作品，是可以进文学殿堂的，想透了这一点，就没有问题。”

其实董秀玉决定“做”金庸的另一个原因是出于现金流考虑，“因为我在香港摸爬滚打了几年，对现金流已经有所重视，而当时国内出版界对它还没有什么概念”，1992年三联全年销售的总码洋才711万，每年向外借钱度日。“金庸一套36本，光这一套书每年的现金流可达几千万，这对一个刚起步的企业极为重要”，董秀玉说，虽然由于合作方式的原因，金庸小说给三联的实际利益并不像外面所说的那么大，但通盘考虑下来，她还是接受了版权代理方的条件。

1993年3月29日，三联书店与代表金庸方面的香港“智才企业有限公司”签订出版合同。

三联上上下下对这套书都很重视，也很下了一番功夫。为这部作品集作封面设计的是三联书店美术编辑室主任宁成春。“三联与金庸谈妥版权之事后，社里开了很多会，董总跟我们说这个工作很重要，发行部门来请编辑部征求意见，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宁成春回忆。为了能更准确地把握金庸作品的内涵，并没有看过金庸作品的宁成春还向金庸迷的儿子询问意见。“当时的武侠小说很多，但是做得太‘滥’，在我看来，金庸虽然是写武侠的，但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所以我认为从设计的角度来讲，应该尊重它的历史感。”

以往无论是香港的明河版还是台湾的远流版，它们的特点是大量选用宋元明清以及现当代国画大师的作品，扉页附有名家印章，在正文之前还刊载十数页古代山水人物画、地图、名山大川的摄影等等。但在宁成春看来，这些封面有些“太花哨”。为了更好地体现金庸作品里的那种历史感，宁成春也颇下了一番功夫，“每部小说，讲的是哪一个朝代，我就去找哪个朝代的画，找到那个时代的文化感觉”，宁成春也找了许多古代木版画作参考。

当时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助理的潘振平回忆，为了满足封面设计的想法，他曾经找到“中华文库”的作者之一、美术史专家聂崇正，通过他向故宫博物院买了一些藏画的胶片，其中《康熙南巡图》就用于《鹿鼎记》的封面。

金庸作品集要一下子出齐36本，但留给宁成春的时间并不多。“当时还没有采用电脑，我是用复印机作的墨稿，时间很紧张”。宁成春最终是以整齐划一的古典山水画，作为三联版“金庸作品集”的封面设计，出于印刷成本以及内地读者购买力的考虑，三联版仅保留扉页的古雅印章，如齐白石的“江南布衣”“要知天道酬勤”、吴昌硕的“心月同光”“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赵懿所刻的白居易的诗句“襟上杭州旧酒痕”等，而省略了港台版所具有的提示读者想象力的历史图片。

三联版《射雕英雄传》

“整套书的颜色也是有所考虑的：从第一本到最后一本，封面颜色是渐变的，这样突出了整体的文化感”，此外，宁成春还从一些设计元素上强调了整套作品作为通俗读物的特点，“字体设计得很活泼，避免呆板，也与三联传统的那些学术著作相区别”，但又不流于肤浅和轻浮。1996年，宁成春为“金庸作品集”设计的封面获得第三届新闻出版署直属出版社优秀图书设计奖一等奖。“三联版”的金庸作品集影响了此后一大批武侠小说的设计。

宁成春回忆，当时三联还通过美编张红约到了一些作者为小说画插图，这些作者大部分是中央美院的老教授，虽然三联给出的稿费只是一幅60元，但出于对三联的热爱和信任，他们投入了很大的创作热情，研究主要人物使用的兵器、性格特点等，也拿出了比较好的作品。但是金庸对港台版的插图有所偏爱而不愿意进行更换，最终却未能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也是宁成春略有遗憾之处。

金庸为三联版写的序中，很温情地追述了他与老“三联”的缘分：“小学时代我得益最多、记忆最深的，是我爸爸和哥哥所购置的邹韬奋先生所撰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世界各地旅行记，以及他所主编的《生活周报》（新的和旧的）。在童年时代，我已深受邹先生和生活书店之惠。”

三联版金庸作品集（平装本和口袋本）

在三联书店的出版档案里，关于“金庸作品集”的卷宗里，还保留了数封读者的来信，其中来自上海的一位老编辑说自己在退休后才开始看金庸，立即被其“大气磅礴，想象诡异”的风格所吸引。有趣的是，这位老编辑在信后面列了长长一个单子，列出自己校出的错误，其认真，令人感慨。

还有一封年轻读者的来信，仔细地纠正了插图的一个错误。“有一节是杨过与黄药师分别从两旗杆跃下，书中有一插图，图中杨过断的是左手，而书中杨过断的是右手，此已是自相矛盾”。他还希望编辑们能转告给金庸先生——读者对这套作品的喜爱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1994年发生的三件事是金庸小说研究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武侠小说研究学者陈墨说。那一年，三联书店推出“金庸作品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王一川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将金庸排在第四位，北京大学授予金庸荣誉法学教授。“几乎就是在一夜之间，金庸小说从主流文化眼中的雕虫小技乃至洪水猛兽突然步入了学术的神圣殿堂”。

有人评价说，三联版的金庸全集有点一统武侠小说出版江湖的味道。此后，其他出版社出版的其他武侠类小说，不仅在风格上仿照三联版，在销售上都是成套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从此把整个武侠小说的出版纳入到正规的渠道上。而另一方面，三联版也使金庸作品从武侠小说的芸芸众生中挺立而出。有人评论说：直到三联版金庸作品的出现，金庸小说才终于走向“文化精品”意义上的流行，它也喻示着金庸小说本身的价值转型，“即它已经从单纯的阅读和消费价值转变成经典文本才具有的收藏价值”。

节选自《守望家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李菁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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