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汪师，不由想起初见他的情形，那是在一个满是阳光的冬日下午，复旦某阶梯教室座无虚席的文博讲座上。先生戴一呢帽，系着围巾，指间夹一支粉笔，滔滔不绝讲了两个多小时。他讲陶瓷史，从陶瓷的烧制工艺讲到各大名窑的特点，那口“苏式普通话”，那神采飞扬的神情，形象生动的比喻和随手拈来的引证，令大家如听说书般着迷。文博系列讲座多由上海博物馆专家担纲，组织讲课的朱维铮老师怕内容艰深、学生坐不住，曾预先打招呼：“博物馆的专家不是吃开口饭的，遇到枯燥乏味的地方怎么办呢？——听下去就是了。”可是，我们听汪老师的讲座，非但用不着下“听下去就是了”的决心，而是欲罢不能，如痴如醉。

后来，我很幸运地按分配去巨鹿路上的市文化局报到，再具体“落地”到中汇大厦里的上海博物馆，从事图书文献整理。在上海博物馆新领导班子组成后，汪庆正先生和马承源先生及其他领导一起，改组部门，听取意见，规划未来。其中，业务部门的重新划分对今后工作影响很大。原来的陈列研究部，集中了青铜、陶瓷、书画、工艺等许多专业人员，现改设青铜器研究部、陶瓷研究部等各部，形成按学科分类的研究、管理体系。对图书文献这一块，汪馆长亲自兼管，明确提出要深入钻研版本目录之学，重视碑帖整理。他查看善本、拓本，边看边讲；看到董其昌、改琦的稿本，连声说“阿拉真的有弗少好物事”，勉励我们予以查考，还特别介绍了陶湘《涉园丛书》的价值，嘱咐一定保护好并加以利用。对于古籍版本，他要求年轻人将《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烂熟于胸，对四库未收、丛书未见的书，又须熟知怎样查；对于碑帖中的草书，他要我们克服畏难心理，并介绍说：“拿一部《阁帖》，对照释文多看几遍。”为加强业务学习，还安排由部门内的文献专家沈宗威老先生定期开设讲座，专讲古籍版本目录，又由沈先生主持翻检古籍，将够善本标准者升格为善本，同时给我们讲解版本特征。从此，图书资料被正式纳入馆内文献学学科建设的范围，整理研究的头绪也就清晰起来。

全馆重业务的气氛也渐渐浓厚。室内老同志曾经说，“沈（之瑜）馆长对我们的要求是‘拿得出’，要做到很难”；图书资料室前主任丁义忠先生被指定负责新成立的文化交流办公室，他也说过，“老早我们做点业务就被人家说不务正业”——所说的“业务”主要是指室内主持整理出版的《上海碑刻资料选辑》和康有为手稿。记得当时主管文管会和博物馆的方行副局长，还曾经在我们根据馆藏整理的《康有为遗稿》出版、署名时，特地起了“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文献研究部”一名，写在作者栏内。

汪庆正《中国陶瓷辞典》

上海博物馆在人民广场新馆建成前的十年间（1985—1995，同人称作“马、汪时期”），对内狠抓业务，对外诚交朋友，广结善缘，经历了许多重要事情，促使全馆有了空前发展。最终，另建新馆的要求呼之欲出、顺理成章。现在说来一气呵成，当时则是“无一日无事情”（汪馆长语）。

其中，图书文献部门再次得到强化和规整。当时，从西安调来的王仁波副馆长接手分管图书文献工作，他也是爱书人，自己藏书读书数量颇巨，他常说“一个博物馆学术水平要上去，藏书就要多”。就新馆图书文献这一块功能，汪、王两位师长很早就作了规划定位。汪馆长说，国外许多重要公立博物馆都设有一个图书馆，我们新馆也要有，一方面是馆内研究需要，另一方面，图书文献是门学问，对我们来说还有个传承，就是徐森老自己是文献版本专家、碑帖专家，这个特点、这门学科我们要接下去，以后有条件的话还要向社会开放，但是要有我们的特色。这番话后来实际上成为新馆图书馆工作的中心思想：研究、特色、服务。上海博物馆要有图书馆了，这不是过去内部图书资料室的简单升级版，而是全新的、有收藏和研究特色的现代化文博专业图书馆。后来的经历证明，当时的决定有多高远，因为图书馆有一定数量的收藏，有一定特色的服务，有专业的团队特别是做出了许多整理成果，结合馆内新征集到的一批古简（即“上博简”），上海博物馆由此获得国务院颁发的首批“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称号。

新馆各主要陈列室的装修费用要靠海外收藏家、实业家捐赠，马、汪两位领导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图书馆的装修赞助费最后由香港著名收藏家社团——敏求精舍提供（故建成后对外亦称“敏求图书馆”），即是汪老师联络的结果。

汪庆正（1931—2005）

建立馆内的图书馆，首先要有特藏，即有一批属于自己特色的“镇馆之宝”。敏求图书馆之所以应该建立、也能够建立起来，就是因为历史形成的特殊馆藏条件——不是有了招牌去建个馆，而是有了藏品、有了顶层定位之后，去盘活、利用而成馆。上海博物馆曾经聚集大批文物、历史等相关学科的专家，曾经接受许多藏家的捐赠和其他机构的移交，上海博物馆还曾经是上海市文物保管（管理）委员会的所在机构，承担社会文物（流散文物）的管理职责和出口文物的检查职责（海关文物检查站），因此有大量图书文献得以聚集，其中包括与青铜、古陶瓷、字画、工艺品、考古、古文字、历史、古典文学等相关的内容。这些专业图书文献的原收藏者，名家及其后人居多，主要有徐森玉、吴湖帆、冒广生、李荫轩、钱镜塘、徐懋斋、龚心钊、丁福保、叶恭绰、郑家相、孙伯渊、孙鼎、戚叔玉、秦康祥、罗伯昭、康保庄、朱孔阳等，他们原是为治学、收藏研究而藏书，因而在捐赠文物时顺便也捐赠了相应文献。馆藏从古代青铜器名著《宣和博古图录》元刊本，一直到现代青铜器名家名作；从古代陶瓷名著《景德镇陶录》，一直到现代陈万里等撰写的专著，还有吴湖帆的书画鉴定笔记、邓之诚流传一时的名作《骨董琐记》稿本，地方文献可以豫园主人潘允端的《玉华堂日记》原稿为代表，钱币拓本可以罗伯昭《沐园四十泉拓》为代表，印谱钤印本中更有大批精良制作。这些都是既体现特色又服务于上博各学科的宝藏。

有了收藏还须有合理管理和专业团队。汪老师特地关照要通过电脑著录，鉴别好版本，发现新善本、弥补旧信息。老的图书登记卡片大多不够规范，作者、版本信息缺失颇多，不少还查不到相应依据，几乎是“死无对证”。这时候去问汪老师，他往往很忙碌，说“侬夜里10点钟以后打这个电话”（指他家中一个号码），每次电话求教，汪老师总能言简意赅，解决问题。经过大家努力，刨根究底，居然“起死回生”，一些古籍、文献的来龙去脉、版本特征获得解决。在进人问题上，汪老师基本是先看一下应聘人员的文章，再找机会问些问题；有时在文章下写“甚佳”以鼓励，有时拿篇复印的某公手稿让释文标点。图书馆后来渐渐聚集起古籍文献专业毕业的多位研究生，出了许多成果，尤其是完成了冒广生、吴湖帆、戚叔玉等名家文献的整理，给捐赠者以交待，也共飨社会人士。另外值得一说的是古籍文献的修复，敏求以专门岗位招聘专人主持，目前已和上海图书馆共同取得古籍修复非遗传承人的资格，这应该是汪老师料想不到的喜讯了，而“前人栽树”之功，我们永不会忘记。

除了馆内服务外，敏求还对外接待专家、学者，为学术交流提供一方乐土。阅览室中专设若干小间，原想提供短期研究之用，结果在对外交流中也派上了大用场。芝加哥大学教授夏含夷在此用功数月，完成了《古史异观》的写作；哥伦比亚大学东语系李峰教授介绍其研究生尼古拉来此，完成了有关碑刻方面的博士论文；还有许多专家学者来此查过资料，“有功”而返。

作为上博的一个部门，敏求图书馆“埋头故纸堆”，做了这些应做之事；我想，也只有孜孜矻矻，才能告慰汪老师，不辜负前辈们的期望，当得起上博的声誉。

左2为上海博物馆敏求图书馆馆长顾音海、左3为上海博物馆汪庆正副馆长、右2为饶宗颐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