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档案】杨宽（1914—2005），历史学家。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毕业于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1936年参与上海市博物馆筹建工作。1946年任上海市立博物馆馆长兼光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一至三届副理事长。专于中国古代史，对先秦史及文物考古尤有研究。著有《战国史》《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古史新探》等。

24岁时，杨宽写成《中国上古史导论》，提出神话分化说，后来被收入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七册上编。此本书让年纪轻轻的杨宽在史学界一举成名，被顾颉刚、童书业看作“古史辨派”的生力军、集“疑古”的古史学大成之人。

而后，从上古史到战国史，从度量衡史到中国古代科技史，从文物考古到对陵寝都城制度的探索，杨宽把一生交付史学研究，70多年的学术生涯留下了300多篇论文和10多部学术著作。涉及领域看似驳杂，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王家范有这样一番评价：看杨宽的书，有一条内在的、清晰的治学思路，始终不离史学的本体精神和史家的职业精神。所谓史学家的精神就是尊重客观事实，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而体现在杨宽身上，就是他对历史链条上每一个关节的细致锤锻。但他并没有陷于细节、耽于过程，他的视野里始终有着整根链条，“虽然他没有写通史，但体现出一种通史的精神”。

早慧学者：以墨学入手，16岁首作学术论文

《中国上古史导论》并非杨宽最早的学术文章。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16岁读高中时写成的《墨经校勘研究》。文章投寄当时著名学术刊物《燕京学报》，曾得到主编容庚的赞许。杨宽的学术生涯始于墨子研究，初一时，他的历史老师讲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称其用新方法和新观点分析古代哲学，墨子部分尤其出彩；同时也介绍了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和梁启超的《墨经校释》。这些都令杨宽印象深刻，课后便购得相关书籍，初中三年反复翻阅，为他进入高中后对《墨经》及《墨子》全书进行系统探索作了铺垫。

杨宽做学问很有天分。他生于青浦白鹤江镇一个传统的旧式家庭，父亲在当地行医，母亲操持家庭。杨宽5岁多进入附近的新式学堂学习，小学时已自我摸索出一些稚嫩的学习心得：“凡是经我自己思考和整理而成系统的知识，容易使自己掌握；如果后来发现自己整理的系统有什么错误，往往可以提高自己的认识。因此我不但要把书本上读到的知识系统化，也还想把看到的知识系统化。”所谓“看到的知识”，就是杨宽从小耳濡目染的农业、渔业及手工业的生产场景，这些得自乡野间的观察，在他没有察觉的情况下遥遥地观照着他后来的研究，“我童年所熟悉的一些有关农业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生产过程的知识，对于我后来进行古代史的研究有一定的用处”——他晚年所作《西周史》，其中就涉及西周时代的土地制度、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等内容，有他童年观察到的这些农耕知识的印痕。

系统性是杨宽治学的一大特色，在这一点上，甚至超越了同辈的许多学者。他研究的领域无论是上古史、战国史这样庞大的主题还是古代都城、帝王陵寝这样专精的领域，都有一套逻辑自洽的体系，杨宽对此非常看重。在《中国上古史导论》的自序中，杨宽就指出，他写作此书的目的在于探索传说演变分化之系统，为古史传说还其本来面目。而之所以选择墨学叩门学术领域，是因为在他看来，《墨子》是“百家争鸣”中第一部有系统的一家之作，有完整的思想体系，应该作进一步探索。晚年说起当年为什么想把看到的知识系统化，杨宽的理解是，那“出于我童年的一种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他说，这种求知的欲望成为他后来系统地进一步摸索和探讨的动力。

10岁时，被战争殃及，杨宽家中遭难，家财几乎罄尽，他的父母更是下定决心培养好下一代，经济不宽裕也要送孩子出去读书，杨宽为此也更加用功，后来考取了学费住宿费全免的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后改为苏州中学）。苏州求学的6年，是杨宽亲自认证的一生中“重要的关键时刻”，“它决定了我的前程”。旧书店、书场、古典园林、古玩铺……历史名城俯拾皆是的传统文化引起了杨宽的兴趣，“我在这样一个富有精致传统文化的环境中生活和学习，日积月累，感到此中大有学问，值得努力去钻研”。求学第一年，杨宽便养成了两种嗜好：逛旧书店与习民间乐器，“常常沿着护龙街，逛一家家的旧书店，随手翻阅，选择我想要的古书”，对于当时手头紧张的杨宽来说，这样的沿路访书，对他学习研究很有帮助。

在杨宽的成长中，苏州中学是难以忘怀的。“我探讨学问的基础是那时打好的，钻研学问的方向是那时决定的，探索学问的门径也是那时开辟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是从那时开始写作的，可以说，都是出于教师们教导和栽培的结果。”当时的苏州中学正处于黄金时期，校长汪懋祖是著名的教育家，提倡教师从事学术研究，教研相长。延聘的教师有吴梅、钱穆、吕叔湘……都有着大学教授的才能。除此以外，学校还常常邀请学者前来演讲，有章太炎、胡适、顾颉刚、欧阳予倩……这些学者观点异趣、思想不同，杨宽不囿于门户之见的学术品格正是在这期间潜移默化形成的。

1932年，杨宽考入上海私立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原因是得知学校有几位讲授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的著名教授，除了正常讲课外，常开课指导学生读一部专书。这样的课在杨宽看来比较切实，对以后做研究很有帮助。而那几位著名教授就是吕思勉、蒋维乔、钱基博，对杨宽后来的学术研究影响很大。

穿越三次古史大辩论，博采众长，成一家之言

“我向来看重学术上的辩论，认为辩论是促进学术发展的动力，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创造了灿烂的古代学术文化，这是很明显的例子。”这是杨宽的亲身所感。1920年到1940年的20年间，正是古史研究的新学派蓬勃成长的时期，这中间二三十年代有关古代史的三次令人瞩目的大辩论：井田制度有无、古史传说的真伪、中国古代社会性质，无疑推动了史学研究的新发展。这段时间也是杨宽从懵懂稚童到学术青年的成长时期，三次古史大辩论的启示和新学派兴起的影响，使得他很早就进入研究古代文化历史的门径，也很早参与到学术界的讨论。进入大学的第二个学期，杨宽就开始对中国古史传说进行系统探索，目的是“在古史辨讨论的基础上，发挥他们的长处、改正他们的短处，进一步对古史传说作一次全面的、有系统的考察，从而彻底解决这个争论的重大问题”，这里足见杨宽的抱负。1933年起，杨宽开始分别以中国上古传说中的人物为中心，对其神话来源及其分化演变进行整理，陆陆续续写成系列论文，最后汇集成《中国上古史导论》一书。

参与古史辩论的各方都是当时的大家，杨宽年纪虽轻，却不迷信名家，敢于提出质疑。通过通读双方辩论，他认识到当时历史学家还囿于过去经学界家派成见，这会严重妨碍历史研究的发展。如疑古学派虽注意到中国古史中古代神话传说的研究以及神话的演变过程，但他们研究的重点仍停留在“疑古”和“辩伪”。而杨宽迈出的那一步，就是以民俗学、神话学的方法对古代神话进行全面剖析。对于学派从属，杨宽说过，“其实我既不是什么疑古派，更不是什么释古派，只是初步把一系列的古史传说，分别还原为古代神话，把所有古代圣贤帝王的传说，分别还原为上天下地的神物……”经过这番还原，杨宽得出一个结论：夏以前的古史传说全部出自殷商时代的神话，这些神话按其来源可以分为东（殷人—东夷）西（周人—西戎）两大系统，经过各自长期分化演变，最后逐渐混合重组，在商周时代形成上自黄帝下至夏代的古史传说系统。这种对古代创世神话的梳理，在当时具有开创性意义。

杨宽是位高产学者，高产与他看重辩论有关。“他主张学者要尽快将研究心得转化为论著公开发表，通过这样的抛砖引玉，求得交流、批评与争鸣，从而推进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杨宽的关门弟子高智群在回忆文章中提到，杨先生不少学术性很强的论文，如西周农业中的“菑新畲”，西六师和殷八师的性质，周代是否存在墓祭等等，就是在学术争论中撰写的，对很多历史问题的认识，也是在相互诘辩中得到升华的。

“历史研究工作必须与考古、文物工作相结合，才能取得进步”

提到上海博物馆，就不能绕开杨宽。在“上博”的创设及发展中，杨宽不仅是参与者，更是核心人员。

读大四时，杨宽面前摆着两个就业方向：到附属中学当教师；参与上海市博物馆的筹备工作。他选择了后者，理由是“这项博物馆工作与我想要发扬祖国传统文化的志愿相结合，也有助于我想从事的以考古文物资料结合的古文献的研究工作”。大学还未毕业，杨宽就在筹建中的上海市博物馆担任艺术部研究干事，艺术部主要陈列中国古代青铜器、绘画及陶瓷等艺术品，杨宽的工作就是负责陈列布置和编写说明，为给文物定名、考定年代，他常常深夜还在查阅图书。然而开馆不到一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一三”淞沪会战前，杨宽挑选馆内比较重要的文物，与时任馆长胡肇椿一同送往震旦博物馆寄存。后来，博物馆所处大厦在日军轰炸中遭袭，而这批珍贵文物因为提前转移留存了下来。抗战胜利后，此前暂别博物馆事业的杨宽立即从青浦返回从事复馆工作，第一件事就是追回这批文物。战争中，这批文物被奸伪盗去，杨宽用了两个多月，在警察局的调查配合下，跑遍所有从日军和汉奸手中接收来的仓库，最终找回文物——上海市立博物馆的陈列品就建立在这批文物的基础上。

1946年，杨宽任上海市立博物馆馆长，此后13年一直为“上博”的发展奔走操劳，直至1959年调任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他多次发文阐明博物馆的功能，认为博物馆有三大工作：征集、陈列、研究。1946年9月，上海市立博物馆推出《文物周刊》——这是我国第一个以“文物”为主要内容的期刊，也是当时唯一探讨文物的期刊。在发刊词中，杨宽写道：“博物馆的事业，该循着二条康庄大道迈进，一方面需要通俗化，大众化，才能使民众了解，达到社会教育的目的，同时又需要学术化专门化，才能促使学术的进步。”他认为，通俗化大众化，并不是只把通俗的知识介绍给大家，还要把高深的专门知识现代知识“深入浅出”地介绍给大众，这样才能发挥博物馆的功能。尤其是多年来传统教育只知注重书本知识，实物教育却不到位，更需要多量的大博物馆来弥补这个缺陷。

博物馆传播知识给观众，杨宽也从观众那里“领”到了新课题。1954年春，一位来自炼钢厂的观众在参观后提出了一连串关于中国古代钢铁兵器如何制造的疑问。为了答复这些疑问，杨宽开始了冶铁技术史这个学术处女地的开垦。他广泛搜集流传到近代的土法炼钢炼铁技术资料，探索其起源和流变，并把中国冶铁史与欧洲比较。用短短两年时间，杨宽初步理出一条中国冶铁技术发明和发展的线索，完成了《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一书，这也是中国最早的冶铁科技史专著。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的注意。李约瑟访问中国时有一份希望拜访的中国学者名单，杨宽就在其中；李约瑟后来在《中国古代铁和钢的工艺学的发展》一文中论及宿铁和灌钢冶炼法，还采用了杨宽的相关分析。

杨宽一直坚持“历史研究工作必须与考古、文物工作相结合，才能取得进步”。有学生回忆，当年向杨先生问学，杨先生劝他不必花死工夫抄写，还说研究先秦史必须要有点考古学基础，“先生自己十分重视运用考古资料研究历史，他的著作《西周史》引用的考古资料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考古学家黄宣佩曾说自己之所以走上考古工作的道路，与时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的杨宽是分不开的，“杨宽先生极力主张，一个像样的博物馆应当设有考古部门……1956年，上海博物馆考古组成立，隶属研究部”。事实上，在此之前，“上博”就在杨宽的带领下做过一些考古工作，其中1948年杨宽等人赴松江戚家墩文化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是上海历史上的首次考古发掘。年近古稀，杨宽对田野考察依然热情不减，曾用近两月时间带学生考察山东、河北、河南、陕西、湖北等地先秦古代都城，后来著成《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

以独特的视角，详细的考证完成《战国史》《西周史》

杨宽的代表作之一《战国史》共有三个版本：1955年初版时20万字；1980年再版时，杨宽进行了大量补充、修订和改写，扩展到43万字；上世纪90年代末的版本又增添许多新内容，篇幅增至56万字。而内容修订、篇幅增加的主因是考古工作的巨大进展、新材料的层出不穷——杨宽坚持在论著中大量运用新出土的考古资料，解决古史研究中的疑难问题。著名史学家王子今曾评价《战国史》：“这部断代史研究的经典，不仅可以看作上一世纪古史研究高水准成果的一个纪念，又为学界新人提供了具有标范意义的学术样板。”

杨宽对战国史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40年代，当时他绝不为日本人做事，便隐居故里整理战国史料。这是一项难度极高的基础工作，战国时代的史料主要是《史记》和《战国策》，而两书对战国史事的叙述很紊乱，一些记载有错乱和失误，又夹杂虚构伪托的作品。杨宽广泛参考了《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大量古代文献，用两年9个月的时间完成《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初稿，又于半个世纪后完成全书。谈及此书，高智群曾说，书中很多考证解决了战国年代学中很重要的问题，“可以这么说，当代中国断代史，迄今还没有一部专著，在史料的鉴别和史实的考证方面下这么大的工夫”。《战国史》正是在《战国史料编年辑证》的基础上完成。之所以选择写一部《战国史》，杨宽的考量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历史进程中，春秋、战国之际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一系列变革，是十分重要的关键，成为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蓝本，文化学术思想上各种流派的渊源。而先秦历史的研究必然涉及古史分期，即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年的问题。杨宽不满公式化地讨论社会史分期，认为“只有深入辨明社会结构及其重要制度才能了解一个社会的性质”。《战国史》出版后，杨宽开始探索西周春秋的社会性质和结构，这就要提到他对“礼”的研究。杨宽的角度细致而独到，他眼中，在“古代社会”这根链条上，“礼”就是那个需要细致敲打的关键——这些看似毫无实用价值的“繁文缛节”，作用正是为了维护古代重要制度的执行，因此要对那些维护当时社会结构的古代制度作深入探索，就无可避免要进入“礼”的领域。传统礼学专重注疏考证，杨宽跳出这一旧范式，不但采用中西古代社会制度对比的方式开展研究，考虑到礼制保守、变化缓慢的特性，还以建国后西南与东北少数民族的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参考资料，用民族学的学术成果推进研究。高智群犹记得杨老先生当年对他们提出的学习要求：掌握古文献、古文字、考古资料，熟悉经典作家社会形态理论，通晓人类学知识。这看似简单的罗列，字字是杨宽多年治学积累的经验，其中可见他视角的独特，方法运用上的灵活贯通。

晚年作自传，杨宽在其中坦露初心：我决心要为阐扬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而努力，我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和博物馆工作都是为了这个目标。历史文化长河，悠悠而下，其间有个采撷星光的人，就是杨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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