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初春，黄颂杰老师匆匆离世。噩耗传来，悲伤不已。静心回想在复旦哲学系的时光，跟随黄老师求学的一幕幕场景，历历在目。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中，黄老师兢兢业业执掌复旦哲学系系务近十年，而我有幸正在这期间就学系里。黄老师从1986年刚开始担任复旦哲学系的副系主任时，我们84级的本科生还没轮到上黄老师的课，当时仅晓得他是系里研究现代西方哲学颇有建树的学者。入学不久仅听闻桂林会议及其影响。后来明白，正是在当时堪称国内理论界重大事件的桂林会议之后，黄老师接管了系务，和系里的老师们一起努力，带领哲学系走上了一条努力开拓、发展学术的艰辛之路。

1984年下半年，系里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学长合作参与，组织了一个关于“哲学研究改革”的系列讲座。讲座在校园内的第三教学楼3108教室举行，每一讲都盛况空前。每到讲座的那一天，我们早早就去抢占座位。不但教室里，而且连窗台上、走廊上也挤满了听众。上海市乃至全国主要媒体，如《文汇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都对系列讲座做了深度报道。那个秋冬的好多个晚上，3108教室的灯光分外明亮，能抢到一个座位，在夜色与灯光中聆听哲学讲座，是一件天大的美事儿！萨特的“人是一堆无用的热情”、尼采的 “上帝死了”，还有维特根斯坦的“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保持沉默”等等颠覆教条的名言在阶梯教室回荡，震动了我们这批刚从教科书和高考中走出的大一学子，引来似懂非懂的热烈讨论。对着“我不入地狱，谁入？！”的召唤，不少人回应： “我们入，我们入！”这一活动让我们大一学生亲身领教，深受其益。系列讲座之后，《复旦学报》发表的六位主讲学长的文章《略论哲学改革中的若干问题》中写道：“……理论思维仍然按照自身的规律在发展着。当经济改革的闪电刚在天际出现时，哲学界就传来了隐隐的雷声。”三十五年后再读，依然感慨至深。

黄颂杰（1938—2020）

      
这和当年黄老师及系里思想开明、无私提携年轻一辈学者的老师们的努力实在分不开。而我直到1987年春季学期才有机会上黄老师的“现代外国哲学”一课，就在新建的第四教学楼的三楼大教室里。大三、大四的学生不时会翘课，但黄老师这门，大家都认认真真来上。除了我们班的学生之外，还有好几位来系里进修的外地院校的老师和外系来旁听的学生。正如黄老师在回忆自己学术生涯的访谈中提到的：“现在高校里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研究已经很普遍和平常了，但当时开始的阶段确实很不容易，因为现代西方哲学在很长时期被划为禁区。”他跟我们讲尼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和萨特，尤其透彻地讲解萨特的思想。黄老师把“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等概念给我们做了耐心讲解。课后我细读全增嘏先生编的教本和从黄老师的课上记下的笔记，似乎领悟了，还在期末答卷上给以阐明。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自在”和“自为”的区分却越过越模糊，我极力追忆当年黄老师就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所做的苦口婆心的阐述以求新的启迪。
      
当时虽然上过黄老师的课，却从来没有机会和黄老师一对一交流过，但大四时，我计划投考黄老师门下的硕士研究生。1987年深秋的一个傍晚，系里通知我到黄老师家里一趟，说是有重要的事情商量。我有些不安，又带点兴奋，在暮色昏暗的灯光里穿过邯郸路，上了国年路，第一次走进了校园对面复旦第五教工宿舍。黄老师家就在一楼。在沙发上坐好定下神来，才发现张汝伦老师也在。黄老师开始跟我说香港的太古公司提供奖学金，来招学生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求学，让我好好准备，一月参加面试。虽然那一年我没能争取到这一机会，但是黄老师对学生殷殷关切的心意让我永远难忘。
      
1988年秋，我接着在复旦哲学系上研究生班，师从黄老师。之后的两年里，黄老师第五宿舍家里的客厅成了我们同年同专业的五位同学常去常往见导师、听课的场所。黄老师待我们如同自己的儿女，不管是学业进展还是日常生活，事无巨细都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提携。他时时理解我们的难处，不断鼓励我们上进。每次上他家，一进客厅，那氛围、那家乡菜味，如同回家。
      
1989年冬天，又有一次申请太古奖学金的机会。这一次，黄老师更是关照有加，先吩咐我加紧进修英语，又吩咐我在寒假里留校准备迎考。学生食堂伙食清寡，于是黄老师特意从家里给我送来了鱼肉各类食品。他家里能吃到的年货，我都有份。春天里，太古奖学金项目发来了好消息。黄老师特意为我从系里争取了研究生外出调研的机会，让我上北京加急考托福。转眼到了初夏，准备出国。这时正值1990年世界杯足球赛，黄老师让我从他家抱来了电视机，放在南区宿舍和同学们一起看球赛。那年夏天，黄老师搬出第五宿舍。同学们一起帮黄老师迁入凉城新村，同贺乔迁之喜。和黄老师共享的那个夏日的喜悦和欢笑，清晰如昨。
      
黄老师送我出国深造后，相隔迢迢千里。未得常和黄老师保持联系实为本人做学生之过。2007年，我任职哈佛燕京学社走访复旦时，有了和黄老师聚会的机会。那时黄老师担任《复旦学报》社科版的主编，他一如既往，全身心投入学报，正一心一意创办英文版。恰巧哈佛燕京学社也有一份历史悠久的《哈佛亚洲学学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黄老师邀学兄学妹一起聚会，我带着学社的《哈佛亚洲学学刊》，多年后再一次去凉城新村见黄老师叙旧。接着一些年，黄老师仍然不忘关照我们，不仅抽空为学生写推荐信，而且还牵挂、关照身在国外的学生。他默默无闻地为下一辈的学生创造他自己年轻时没有的机会，为学生们铺开了一条条通衢。
      
2018年夏和黄老师匆匆一聚，未及细聊。道别时总觉得以后有的是机会和黄老师叙聊新闻旧事。现在细读他就自己学思历程做的访谈才知道，黄老师在“文革”之前完成了长达十年的严格学术训练，而且受教于全增嘏、胡曲园、严北溟和陈珪如等老先生，在同辈中实为难得。他年轻时打下的坚实学术基础使得他总能胜任教研重任，走在学界的前头。1957—1966年的十年寒窗后，他花了七年时间在西北大学研究伊斯兰教。以前没有机会听他介绍在伊斯兰教方面相当重要的研究成果。其实，黄老师的第一份研究工作是“文革”期间在西北大学伊斯兰研究所，而且一待就是七年，合作参与并翻译出版了一本书 《巴勒斯坦、以色列和阿拉伯人》，还编了好多内部资料。这些训练和经历为往后发展复旦的哲学学科，尤其是推动西方哲学史研究实在不可分。后来他和刘放桐老师合作著成《现代西方哲学》课本，成为国内学习现代西方哲学不可或缺的入门书。同时，领衔创办了现代西方哲学教研室，使复旦成为这一领域的教研重地。黄老师1988年应邀在美国俄亥俄大学哲学系做访问教授时了解到，欧美大学设立哲学系相当普遍。他并深深体会到，哲学系不仅要培养哲学学科的学者，而是还有一个重要任务——为全校开设各种相关的公共选修课，以提高学生的素养。确实如此，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哈佛政府系教授桑德尔（Michael Sandel）有关政治哲学的“论正义”一课和普鸣教授（Michael Puett）开设的“中国先秦伦理思想和政治理论”，均深受本科生欢迎。黄老师这一开放的视野给系里的课程设置带来了新的平台和机会，为后来二十多年哲学系的发展打开了开阔的前景。
      
黄老师一辈子悉心勤勉于哲学教研。几十年如一日的教研生涯里，他默默致力于学科的发展。1980年代中开始的复旦学术黄金时代也是哲学系学术发展的关键时段，黄老师和系里一批兢兢业业的长辈学者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学者。他分享自己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的体会时说，“哲学是个问号”，并谆谆告诫：学哲学的我们要有问题意识、怀疑的精神和批判的思维。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象，他仍然会以他固有的苦口婆心的语气和坦诚、真切的神态，接着娓娓道来：发现问题的意义并不在于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而是在于以“怀疑的精神”和“批判的思维”来探究问题本身。这就是学术研究的意义，也正是黄老师一辈子全心全意从事教研，关爱、培养一批又一批学生的真谛所依，更是他平凡中见真情的品行的最佳写照。
      
黄老师勤勤恳恳、孜孜不倦教研一辈子后，安抵山的那边，海的彼岸。那里没有病疫，只有青山绿水，愿黄老师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