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中国，这是近些年学界讨论非常热烈的话题。从主权国家的角度理解，当然是包括大陆和港澳台地区在内的中国，然而，在当今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文化的“中国”，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华文化的繁衍。去年，我应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的邀请，到吉隆坡参加东南亚华人与新文化运动国际研讨会。在马来西亚一周的学术考察，让我欣喜地发现，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就是中华文化的活化石！
在中国以外的国家，生活着5000万以上龙的传人，其中80%居住在东南亚。在泰国、缅甸和老挝这些佛教国家，大多数华人已经与当地人融为一体。在印尼，华人人口有1000万，但长期以来在政府的限制下，华文学校被迫关闭，华人基本上不会说华语、写华文，也面临被同化的命运。新加坡尽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但英语才是公共领域的语言，而华语与马来亚语、印度语一样，只是私人领域的交往媒介。唯独马来西亚这个以马来人为主体的穆斯林国家，占总人口不到20%的华人，却顽强地坚守着中华文化的认同。来到马来西亚，中国人几乎没有异国他乡的感觉，到处是你熟悉的中文，正宗地道的粤菜、闽南菜和海南鸡饭，还有令人亲切的黄皮肤、黑头发。那么，近700万的马来西亚华人，究竟如何实现了南洋其他国家华人的梦想，整合成了一个完整的华人社会呢？他们从哪里来，又将往哪里去？当我回到上海，带着对马来西亚考察的新鲜感，从书架上找到了哈佛大学著名的中国研究权威学者孔飞力在十多年出版的《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借助他的宏大视野和深邃分析，对海外的文化中国有了一种别有洞天的感悟。
孔飞力著《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
还是从下南洋的故事说起吧！在明清之际，在南中国海的宽阔海域，借助东北季候风，大批福建人和广东人乘坐一叶帆船，漂洋过海来到马来亚半岛，开始了华人在南洋的历史。我曾经做过研究，发现中国南北文化的历史差异，在于北方文化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融合，而南方文化，则是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重叠。中原的农耕民族是保守的、拘谨的，父母在，不远游，重农轻商。而从广东到福建的这些南方沿海地区，到明清时期出现了一批海洋族群，因为地少人多，谋生不宜，这些广东、福建人靠海吃海，类似西欧的海洋民族，很有一些冒险精神和商业头脑，南中国海也因此成为了他们向外活动的新疆域，不仅形成了卜正民教授在《哈佛中国史》中所说的以白银为媒介的“南中国海商贸圈”，而且将开拓南洋作为自己新的谋生之路。
古代的中国，是一个以文明自我定义的国家，而非现在熟悉的民族国家，国人到了南洋，就将文化中国带到了那里。他们是移民吗？又是，又不是。孔飞力教授发现，中文里面并没有英文emigrant(向外移民)相应的词汇，我们只有“安土重迁”和“衣锦还乡”的概念。下南洋，只是为了谋生，不是做生意，就是开矿做劳工。马来亚半岛的华人，只是将那里作为临时的迁移之地，他们的根还是在遥远的故乡。对于他们来说，移民的真正内涵，不是“分离”，而是“关联”，那种文化上的血肉关联。
孔飞力教授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分析性概念：“通道”与“小生境”。所谓“通道”，就是这些新移民们在南洋和自己的故乡建立了一个广泛而密切的交往网络，既有实质性的人员、资金和信息的双向交流，也有虚拟性的情感、文化和信仰的互相交织。他们在马来亚半岛竟然从无到有，创造了一个文化中国的“小生境”，将故乡的各种文化元素与社会建制如数搬到南洋社会。移民社会的这种横向文化移植，全世界除了犹太人、意大利人和穆斯林之外，大概就数华人最突出了。
那么，马来西亚华人的横向移植，创造了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小生境”呢？简单地说，就是以血缘、地缘和信缘为纽带的华人交往网络。一个初来乍到的中国人，远渡大海之后来到南洋的第一件事，就是找“组织”。这个“组织”，就是传统的血缘、地缘和信缘网络。甚至你都不用找，从踏上大船的那一刻起，你已经是某个先定的关系网络之成员。不然，你都没有勇气下南洋。孤身一人出洋探险，显然不是中国人的故事。在马来西亚期间，新纪元学院的廖朝骥和白伟权两位年轻教授陪我们几位中国来的学者考察吉隆坡的华人历史文化。他们提出，第一站去处于老市中心的华人义山。所谓义山，就是当年这些华人移民们的墓地。白教授是人文地理专业出身，专门研究华人的社群，他带领我们在一块块墓碑中穿梭，详细讲解墓碑上的碑文。我恍然大悟，这义山，正是了解华人文化网络的一把入门的钥匙！
中国人的第一层关系网络是宗法血缘，那是从西周封建时代就遗传下来的文化基因。当年远渡南洋的华人，来自不同的家族，未必有共同的祖宗和族谱将他们粘合在一起。但我们在墓地中发现了好几块“谢氏总墓”、“欧阳氏大总墓”这样的墓碑。原来，在南洋，血缘网络体现在同宗同姓，五百年前原是一家人，同一个姓氏的移民们共同组成了一个拟血缘的网络，建立同宗的堂所，比如谢氏的“宝树堂”、欧阳氏的“渤海堂”。死了之后，就埋葬在同一个墓穴，即使不能叶落归根，与家人聚合，至少可以与同宗姓的族人共眠地下了。你或许会问，大姓氏族还好办，找得到同宗，那些冷僻的小姓怎么办？历史记载，常常有若干姓氏的人们以一个纯属虚拟的新姓氏名下实现联宗，可见传统中国人是如何相信血浓于水，没有亲缘，也要创造一个拟宗姓的网络关系出来。
距离吉隆坡的唐人街“茨厂街”不远，有一座马来西亚国家重点历史文化遗产“陈氏书院”。这是1906年由新马一批陈姓的商人们，仿照广州著名的陈家祠，共同集资兴建的。主殿德星堂供奉着三位陈氏的远祖：舜帝重华公、颍川始祖陈实公和开漳圣王元光公。百年过去了，书院依然雕梁画栋，异常精美，即使放在国内，也算得上是一流的古建筑文物。
马来西亚国家重点历史文物遗产“陈氏书院”，1906年由新马一批陈姓的商人仿照广州著名的陈家祠，共同集资兴建。
血缘关系毕竟难得，在新马华人当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无疑是地缘的同乡网络。但所谓广东人、福建人的省籍意识，其实是近代的产物。在明清时代，省籍意识是很淡薄的，所谓的地缘，就是以某个方言为核心的方言社群。当年来到马来亚半岛的华人，有五个不同的方言群：闽南人、潮州人、广府人、客家人和海南人。他们结伴而来，分群而居，新加坡和马六甲是闽南人的天下，怡保是广府人的地盘，而槟城则是福建人、广东人共同的地域。
来马来西亚之前，一位香港朋友力劝我一定要去怡保，说很像他小时候生活的老香港。怡保是霹雳州的首府，地处吉隆坡与槟城的中点位置，整个小城不仅被美丽的大自然簇拥，而且南洋风格的老街道、古建筑也保持得非常完整，满街都是汉字招牌，到处听到婉转的粤语，仿佛又到了中国岭南。霹雳州的华人原初是来采矿的，这里以锡矿出名。来自中国不同地方的方言群，因共同的地缘网络抱团生存，但也因此而分裂、内斗。闽南人内部的泉州帮与漳州帮、广府人与客家人、潮州人，为了争夺矿产、土地和水资源，都爆发过激烈的械斗。传统中国人的存在方式，不是原子化的个人，而是分子化的社群，按照特定的血缘和地缘组织起来的共同体，虽然是同构的，却形成不了更高层次的合作与联合，彼此之间会有纷争。马来亚早期的华人历史，就是如此。
为了维持华人社会的秩序，保证殖民当局的正常税收，荷兰统治者任命一位华人头面人物担任甲必丹，即华人社会的总头领，由他负责包揽税收，并管理当地华人的公共事务。既然华人社群四分五裂，那么，谁有资格获取一言九鼎的甲必丹位置呢？假如放在故乡，那一定是读过书、有功名、德高望重的地方士绅。但是，士绅们是不屑于背井离乡的，来到南洋的中国人，几乎没有一个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人物。那么，谁会成为移民社群中超越血缘和地缘关系的新式精英呢？
这就要说到血缘、地缘之外的第三个文化网络，即信缘关系了。且不提佛教和道教，中国的民间信仰从来都很发达，中国人未必不是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只是中国式的宗教，按照杨庆堃教授的说法，不是西方式的，而是镶嵌在世俗网络里面的分散性宗教。每一种信仰，每一座庙宇，其背后都是一个文化网络共同体，信众们可能从属于某个地方社会，也有可能超越地缘关系。来到南洋的移民们，同时也将老家的菩萨、妈祖以及各种神祇带到了异国他乡。不过，在南洋华人社会，信缘网络与民间秘密会社天地会、三点会或三合会紧密结合，一开始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后来慢慢蜕变为海外华人跨血缘、跨地域的民间会社。而为荷兰殖民当局所看中的甲必丹，往往是当地民间会社的首领。
在马六甲，苏丹伊德里斯教育大学的许德发教授带我参观了新马历史最悠久的华人庙宇青云亭。青云亭落成于17世纪初，是当地第一和第二代甲必丹主持建造的，青云即“平步青云”的意思。青云亭的功能是全方位的，它是华人的信仰中心，供奉着观音、关公、妈祖和文昌帝，还有列祖列宗的牌位，同时还是甲必丹的办公场所、处理各种纠纷的仲裁之地。我在青云亭里还看到了一块对第二代甲必丹李为经的颂德大碑。甲必丹，即是信缘网络的领祭人，又是民间会社的老大，同时又是得到殖民当局钦定的地方行政首领。
在华人义山的附近，有一片甲必丹叶亚来的墓园。叶亚来是新马历史上最有名的甲必丹，是个传奇性的人物。他是客家人，出身贫寒，青年时作为猪仔被卖到马来亚开矿。他很能干，先是担任老甲必丹的卫士，最后自己接棒，成为“吉隆坡王”，在战争内乱之中，带领华人矿工，平定了秩序，将原先只是矿区的吉隆坡，发展成为一个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的大市镇，为以后成为国都奠定了基础。他是大商人，也是会社的领袖，又是被任命的甲必丹，而在他的墓碑上，还密密麻麻地镌刻着清廷授予他的或者买来的多个大清的官职与荣誉。这样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移民精英，一方面依然是传统中国的延伸，另一方面又是属地的，具有殖民地社会的独特色彩，与中国本土的士绅精英迥然异趣。孔飞力说过：“在世界各地那些中国移民需要去适应当地环境的地方，中国的文化资本都被柔性地、巧妙地、恰当地投入到特定的情境之中。在华人的祖籍国本土，并不存在一种所谓的‘纯而又纯’的中华文化，有的只是在特定的世界、地点被实践的文化。”
叶亚来是新马历史上最有名的甲必丹，也是第一代华人的英雄。
在20世纪之前，没有一个整体性的华人社会存在，甚至连华人意识都没有，下南洋的中国人的自我认同，都是方言族群的观念，而大部分底层的华人只认自己的籍贯地。义山的墓碑上，就是诸如海南文昌某某、广东顺德某某某。那么，一个整体性的华人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又如何建构的呢？由血缘、地缘和信缘网络所构成的中国文化，只是文化的“小传统”，而将不同族群想象为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历史文化传统，形成一个更高形态的共同体，还要有赖于文化的“大传统”。在古代中国，这个“大传统”就是儒家文化与科举制度。
最初来到马来亚半岛的华人，几乎没有读过书的士大夫，因此也没有带来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但是，这些移民们还是想着终有一天能够“衣锦还乡”，通过科举考试成为人上人，自己是没有希望了，就寄希望于后代。在新马站稳脚跟的华商、矿业主，开始办私塾，从中国的老家请来私塾先生。有名的华文学校是1849年在新加坡创办的“崇文阁”，“吉隆坡王”叶亚来在1884年也创办了吉隆坡第一所华人学堂，马来亚的华人教育与中国几乎是同步的。当晚清科举开始衰落、流行半中半洋的新式学堂的时候，第一所华文新式学堂也于1904年在槟城出现了，有240位学生，教师则是从中国本土礼聘过来的。这所学校叫中华义学。你看，一个整体性的“中华”意识诞生了。
一个是教育，另一个是商会，是整体性的华人社会建构的重要媒介。1906年新加坡的华商成立了中华总商会，这是一个超越方言群的华人组织，虽然福建帮占主体，但其他方言帮也按照人口的比例进入了商会的管理层。中华义学，中华总商会，就这样，一个以中华文化为共同想象的华人社会初步成形了。在这里还必须提到康有为和孙中山，他们两位在20世纪初都来过槟城，南洋的华人们明白，自己在他乡的命运与母国的前途密切相关，虽然身在南洋，却心系祖国，纷纷为他们领导的政治运动捐款。
马来亚华人社会的最终形成，五四运动当属首功。在研讨会正式开始之前，主办方有一个华教先贤纪念仪式，纪念百年以来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做出重大贡献的先贤们。华人团体各位重要人物一一上台，向先贤的遗像鞠躬献花。为何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如此重要？原因无它，正是百年来的华文教育，在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马来西亚，形塑了一个与马来人、印度人不同的华人社会，坚守了中华文化的族群认同。而五四，正是让华人社会得以最终定型的重要媒介。与五四爱国运动同步，在新加坡和槟城这些华人集中的海峡殖民地，也出现了学生和工人反日的游行示威，这之后，各种跨族群、跨地域的华人团体在一波又一波的华人民族主义潮流之中建立。而新文化运动，更是直接形成了华人社会的高阶“大传统”。五四之后，白话文替代文言文成为华文教育的主流，学校采纳的是与中国同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新式教科书。在团体与学校之外，第三个重要的因素是华文报纸的大量涌现，在华人社会中塑造了一种超越方言的公共文化和公共舆论。我在研究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时候，曾经发现学会、学校和报纸是中国公共领域的三大要素。无独有偶，华人社团、华文教育和华文媒体，在马来西亚也被誉为华人社会得以存在的三大支柱。
这里的华人说到华文教育，一定会提到一位重要人物：林连玉。如果说第一代华人英雄是叶亚来，那么林连玉就是第二代新马华人的精神灵魂。他的墓园距离叶亚来的墓地很近，碑座上镌刻着两个大字：族魂。一边的画廊里有一幅华文中学的师生创作的画，他与印度的甘地、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和南非的曼德拉一起，在蓝天白云之中，如同圣徒一般熠熠生辉。很难想象这位看似弱不禁风的福建男子，几十年来领导华人教师公会，在主流族群和政府打压之下，艰难地争取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的合法地位和生存权利。
林连玉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重要人物，是第二代新马华人的精神灵魂。
林连玉的忌日12月18日是马华社会的华教节。虽然华文至今还没有成为与马来文同等的官方语言，但毕竟有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华文教育体系，这一切，都是林连玉以及他的继承者们近乎悲壮的斗争换来的结果。占人口大多数的马来人对华文教育设置了各种严苛的限制，比如华文学校得不到国家的资助，华文中学的毕业生不得为国立大学所录取，只能进华文大学，而华文大学毕业之后又难以获得政府公务员的位置。然而，马来西亚的华人们为自己所传承的中华文化而骄傲，顽强地坚守族群的文化认同。马来西亚的华人们，他们的国家认同是马来西亚；但在文化认同上，绝不退后半步，艰难地坚守中华文化的精神血脉。
我见到的马来西亚华人师生们，华语个个说得字正腔圆。华语歌手梁静茹、巫启贤曾经在中国歌坛风靡一时，杨紫琼也是出生在怡保的马来西亚华人。我与年轻的华人学生聊天，发现他们对中国的电视剧、抖音等等都很熟悉，如数家珍。在马来西亚师范类最高学府苏丹伊德里斯教育大学讲课的时候，这些马华学生的反应，与中国大学课堂的学生毫无二致。马来西亚的华人青年在坚持延续中华文化的传统，他们也为中国的发展而欢欣鼓舞，盼望自己的文化母国变得更为强大。
新马历史最悠久的华人庙宇青云亭,落成于17世纪初。青云亭的功能是全方位的，它是华人的信仰中心，也是甲必丹的办公场所、处理各种纠纷的仲裁之地。
作者：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编辑：于颖
责任编辑：任思蕴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