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史与疾病史始终相伴，人类的进化及其社会发展实际上也是与各种疾病进行不断斗争的历史。在人类文明史正式诞生后的数千年间，世界著名文化圈及主要民族所经历的各种传染病对当地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谓是灾难性的，有的影响到区域发展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走向和走势。譬如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以及我国封建历史上数次重大的疠疫：黑死病夺走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达2500多万；而欧洲列强的殖民征服往往依靠的并非是枪炮这类热兵器，而是天花、麻疹这类瘟疫病菌，权威专家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其著名的《枪炮、病菌和钢铁》中指出，是传染病而非武力征服了美洲，美洲的印第安人先后遭到天花（1518—1526）、麻疹（1530—1531）、伤寒斑疹（1546）、流感（1558—1559）的传染，而死于这些瘟疫传染的印第安人高达95%以上，某种程度上说是欧洲人带来的瘟疫摧毁了美洲地区的印第安文明。而在地球上存在3000多年的天花曾经是令全人类皆恐惧的最大的传染病毒，上亿人为之丧命。

《枪炮、病菌和钢铁》

对人类造成巨大伤害的各种传染病在历史上暴发过多次，从欧洲人的古希腊时期算起到现在，世界历史上已经发生了十几次重大的流感疫情。即便是最近几十年来，也已经有过数次，这些已对世界各国，同时也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冲击。

20世纪以来，全球有过数次重大疫情，其中的四次被世界卫生组织加以确定，期间数亿人感染，死亡达数千万人。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历史：

首先是上个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暴发导致了大约千万人死亡，然而这次世界大战末期也就是1918年暴发的“西班牙流感”（非源于该国，而是因该国有约800万人感染而名）最终带来了更多的死亡。全球数千万人死于非命。这种流行性感冒最早诞生于那年年初美国本土的兵营里。它在1918、1919年造成全球大约10亿人（当时世界总人口约17亿）感染，死亡人口在2500万—4000万人之间，这场导致全球人口2.5%—5%致死率的瘟疫，是人类历史上第二致命的传染病。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场疠疫直接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提前结束，实际上参战的各国几乎无有兵源。此外，还有1977年11月的“俄罗斯流感”，这场暴发于前苏联远东地区的流感蔓延至除非洲之外的四大洲，不过这次“有年龄区别的”的疫情，主要感染对象是青少年，其发病率不太高，甚至称不上“大流行”，不过，它在我国强度却很大，尤其是在东北地区，国家流感中心的监测报告显示，当年我国流感活动的强度仅次于1968年，而高于其他年份。而就在刚刚过去的2018、2019年，非洲地区刚果（金）暴发的埃博拉病毒，使得在2018年年底这个国家就至少有2200多人死于非命，而且它也对世界各地产生了联动性的影响，至今没有彻底消除，其实，这一病毒是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后的再次暴发。孰料，此次病毒的危害还没有结束，我国武汉地区就暴发了新的瘟疫。

其次是在我国先后暴发的几次传染病。1957年“亚洲流感”（H2N2亚型）是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疫情，那年的2月贵州省出现流感，很快传播至内地，也蔓延到香港地区，短期内就25万余人染病，随后再蔓延至东南亚、日本及其他国家，最后导致了数百万人（100万—400万之间）死亡。导致大致相当人口死亡的“香港流感”发生于1968年7月，它在东南亚各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及北美洲地区迅速传染，我国大陆地区大部分地区都受到影响。距今17年前的2002年末至2003年，中国暴发了非典型性肺炎疫情（SARS），我国内地累计报告临床诊断病例5327例，最终治愈出院4959例，死亡349例，当时的情景许多人依然历历在目。当然，还令我们记忆深刻的是10年前的“2009年甲型H1N1流感”，当年4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在墨西哥和美国暴发甲型H1N1流感疫情（甲流），此次甲流导致全球数十万人死亡，我国也有3万多例死亡病例。

提起黑死病，很多人都会联想到当时医生佩戴的鸟嘴面具

用“隔离”抵御瘟疫的流行，这种抗疫方法人类已经使用了3000余年：

（1）源自公元前5世纪的记载：西方“医学之父”、古希腊医学黄金时代的缔造者——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公元前370年），其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在1948年被世界医学协会采纳为影响后世的《日内瓦誓言》，它作为职业道德的圣典，其规范作用远超医学界，成为适合一切人类社会组织抑制人性之恶的道德规范。《希波克拉底誓言》最早提出的“不伤害原则、为病人利益原则和保密原则”也是开创性的原则，代表着后世人所遵循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也为“隔离遏制”提供了方法和指南。除此之外，他著名的医学著作记载了人类3000年前用隔离的方式遏制传染病流行的历史。

希波克拉底

（2）公元8世纪阿拉伯人的“隔离医院”：阿拉伯文化的繁荣尤其体现在其医学的发达方面，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在今天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建立的医院。距今1300多年前的公元706年，为了遏制麻风病等疾病患者的大肆传染，帝国皇帝瓦利德一世（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第六代哈里发）在首都大马士革建立第一所伊斯兰医院，这种“群体隔离”制度也是极为先进的：当时医院还为麻风病患者设置专门病区。

（3）隔离检疫（“quarantine”）源自黑死病：“隔离”一词源自意大利语，最初的意思是对船只及船上的人员进行为期30—40天的海上逗留观察，以此作为预防和遏制黑死病传染的严格措施。令后世人类极为恐惧的欧洲“黑死病”（鼠疫，blackdead）导致了全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不过这场灾难也催生了真正意义上的隔离。持续了3个多世纪（14—17世纪）的黑死病仅仅是在1347—1349年两年时间，就使得欧洲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

危机和危难也带来了对解决问题进行艰难探索的努力，譬如，为了控制其肆意传播，克罗地亚著名港口城市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就建立了著名的隔离制度。此城在1377年为贸易繁忙的港口，当时受威尼斯共和国管辖，是亚得里亚海重要的贸易港口，时名“拉古萨”（Ragusa），它在黑死病暴发后发布了“Trentina”禁令（该词是意大利语“30”，意即：来往船只在必须入港前在海上停留30天，在等候期结束后身体健康者方可登岸）。此外，拉古萨还首次颁行检疫法：医院在专门设立的委员会监督指导下负责治疗、呈报病情。

欧洲中世纪是所谓“愚昧”“黑暗”“落后”的时期，但在遏制瘟疫方面却取得巨大的成就。这当然是因为黑死病流行而带来的巨大的挑战和应对。譬如，修建麻风病院的方式后来在全欧洲逐步普及开来，有效的“隔离”方式被各地采纳。1377年，威尼斯共和国为防止病毒快速传播，要求所有船只必须在距离城市和海港相当距离的指定场所，并且是空气新鲜阳光充足的环境里停留30天才可入境；1448年威尼斯人将隔离期延长至40天，不过，此一过程称为“Quaranta Giorni”，因为黑死病从感染到发病死亡的天数大约30天，40天的隔离检疫可以验证疑似染病者的确诊和病情阻断。从那时起，意大利语的单词“40（Quaranta）”就派生出了“隔离检疫（Quarantena）”，后来在英语中为“quarantine”。历经漫长历史时期和近代科学发展的实践证明，上述“40日隔离期”对验证、核实旅行者的健康状况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当时及后来的鼠疫患者自感染到死亡的时间段，一般均在40日之内。当然，上述标准实施的始发地并非在威尼斯，而是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拉古萨共和国。

拉古萨当时实施了第一部执行检疫法的法律，古老的医院专门设立委员会监督指导治疗、呈报病情

于是乎，14世纪欧洲爆发“黑死病”后，至少有两项重要措施一直沿用至今，并能有效地起控制作用。一是检疫，二是隔离。1383年，法国马赛正式设立海港检疫站，对货物和外来人员检疫。

黑死病带来的沉重灾难也带来了一次历史性的转折。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拉扎雷托”这类城市隔离中心的建立。前述拉古萨不仅带来了划时代意义的隔离检查制度，而且还建立了历史上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孤岛隔离中心”——拉扎雷托，这种隔离中心的建立措施一直得以延续下去，它们是欧洲列强带到世界各地尤其是美洲地区的另一副产品。19世纪的欧洲文明开始走向并且逐步征服全球，欧洲人也逐步在全球建立起真正的城市隔离中心。当然，与历史上的简单的隔离遏制相比，20世纪以来抗疫隔离的技术含量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今也更加有效。

（4）“舍空邸第”——2000年前中国的“隔离遏制”：

▶︎ 首先是隔离遏制传播的实践和行为记载。先秦时期，《吕氏春秋》已记载有传染病的危害；春秋时期的一桩著名“医学疑案”，对应的就是孔子探望得意门生颜回时的“隔窗而望病”的事件：对此虽然有争议，但宋代朱熹等认为孔子是因担心传染而使自己与弟子处于隔离状态，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更可能的是弟子使然，主动与孔子隔离而望，足矣。这种自我隔离在我国古代由来已久，张志斌先生的《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中隔离案例不胜枚举：五代十国的后唐时期，湖北随州与河南邓州闹瘟疫，许多人重度感染后为避免再传给亲人而紧闭房门，只在窗户上开一小洞，以便传递饭菜和便桶，传递时自远处用长竹竿挑起；南宋时期金朝治下的山东暴发瘟疫，死者达十之八九，幸存者“举室弃之而去”，只好将被感染的亲人扔在家里，自己逃往他方——这类“极端做法岂止是隔离，简直就是遗弃”。至于明清时期，这种自我隔离及自上而下的隔离制度更加系统而严厉。清初京城常闹天花，畏之如虎，顺治帝和康熙帝均严令：“凡民间出痘者，移之四十里外，防传染也。”强行将患者隔离在京城外40里之外。而顺治驾崩前天花在京城流行，顺治移驾行宫，并让太监送饭送炭，期间担心被太监宫女传染，“惜薪司环公署五十丈，居人凡面光者（疑似患者），无论男女大小，俱逐出”。

▶︎ 其次是隔离中心的建立。中国古代有意识地自上而下地建立“隔离”防护，则更早于西方和其他文明区域。早在2000年前的西汉时期，就有关于隔离观察治疗的明确记载，出现于《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此“舍空邸第”可以说是最早明确记载的“隔离医院”。

▶︎ 再次是隔离制度的建立。南北朝时期，为了遏制疫病的快速传播，隔离方式已成为中央政府建立的制度。到了距今1500年前，北魏太医署“于闲敝处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住”。“六疾馆”就是这种出于隔离遏制和防护目的所建立的专门机构，它不仅收治患者，而且还将病人与健康者进行有效隔离。

作者：高福进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刘力源
责任编辑：杨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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