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寒假，我到东京探亲，每天中午从东京大学的本部栋2号到中央食堂或第二食堂吃饭，都要经过药学所、医学部、医学图书馆以及东大的附属医院大楼，几天后，便注意到在这些楼群之间有几座雕像。这些雕像，并不像本乡通铁门旁边的第一代工学部长古市公威的坐像那么硕大，也不像安田讲堂附近高高在上的滨尾新校长坐像那么威风，它们都是只比真人大不了多少的半身铜像，有的就在车来人往的道边，也有的为冬天干枯的草木所掩，不留神几乎看不见。不过，因为每一尊雕像旁边都配有说明，吸引我饭后驻足浏览，渐渐地知道周围这些雕像，原来都与东大医学部有关。
      
附属医院南栋有一个小小的医学和健康博物馆，正好从去年起展出东大医学部及附属医院160年的“从近代到现代之路”，海报还贴在我每天进去的龙冈门大门口，于是，我也在午饭后顺路去看了这个小而精的展览，大体明白东大医学部的历史，是要从江户的“玉池种痘所”算起。种痘所是日本在江户时期为防治天花而设，最早的设在长崎，江户种痘所则是由一批兰学医生1858年在神田松枝町建立，1860年归于江户幕府，改名为西洋医学所，明治初年又改为大学东校、东京医学校，1876年移至本乡现在医学部这个地方，1877年与昌平坂学问所、开成所合并为东京大学。这也就是说，医学部的成立比东京大学要早了将近二十年，所以，应该是先有医学部，后有东大。而这也是东大很特别的地方，它在明治十年建立之时，就不是平地而起，而是接受了江户的遗产，源起于1630年德川家康时代而专讲朱子学及汉学的昌平所，也是由江户幕府在1863年设置的以兰学、英学为中心的开成所，还有专门从事西洋医学教育、研究的种痘所，都是它的基础，而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明治与江户时代学术思想文化的关系之密切，所谓明治维新，恐怕更是在传统之上的“更新”，而不是“革新”。

在周围的这些雕像中，时间最早的，大概是头戴军帽的缪勒（Dr. Leopold Müller，1824—1893）的半身铜像。本来江户时代的日本，只对荷兰开放，医学也是从荷兰传来，比如1774年在日本出版的第一部讲人体解剖的《解体新书》，原来是德国人写的，可是杉田玄白等人翻译的时候，却是依据的荷兰文本，我因为去东洋文库看它最近的“大清帝国展”，碰巧也看到了这个日译本的初版本。但是到了明治初期，明治政府认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是德国，医学也是德国最好，于是请进来走出去的，都改成围绕德国，缪勒便是最早请来的一位。这位普鲁士人，先后就读于波恩大学、柏林大学，后来在普鲁士陆军军医学校教书，在普法战争中还当过野战医院院长。1871年他来到日本，当时的医学部还在下谷和泉桥。他奉日本政府之命改革这里的医学教育，规定医学生必须是预科二年、本科五年，又强行把药学从医学中划分出去，据说他手段严厉，使在校的三百名学生被淘汰得仅剩下五十九人。他在短短的三年里，就为日本建立起新的医学制度，而日本医学界似乎对他也颇为敬重，在他殁于柏林后的第三年即1895年，就特为他造像立碑，碑文还是由著名的汉学家岛田重礼撰写。这尊铜像现在是在药学部旁边，不过，原件在1959年被盗，这一尊是1975年重塑的。

德国医生缪勒1871年来到日本，奉命改革医学教育。图为东京大学校内的缪勒半身铜像

      
离缪勒像不远，在柔道馆的后面也有两尊并立的雕像，两个都是德国人，一个叫伯尔兹（Erwin von Balz，1849—1913），一个叫斯科巴（Julius Karl Scriba，1848—1905）。1876年，伯尔兹来到东京医学校，他是教内科的，又兼做内科医生，那时他才26岁。后来他娶了日本妻子，一直做到1902年在东大退休，退休后还做过日本宫内省的侍医。斯科巴是比伯尔兹晚几年，在东京大学成立后的1881年来到东大医学部的，教外科、皮肤科、眼科、妇科，前后二十年，最后在镰仓去世。他还有两个很有名的事迹。一是在1891年，那时候俄国皇太子即后来的尼古拉二世访日，在滋贺县的大津突然遭到砍杀，他奉命前往救治。二是在1895年，代表大清国的李鸿章到山口县下关与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其间也突然遭枪击，伤及左眼的下面，他也被指派前去抢救。在医学和健康博物馆的展览中就可以看到，伯尔兹和斯科巴这两位德国医学家，都被视为是对日本近代医学有过巨大贡献的人，在1907年斯科巴铜像的揭幕仪式上，便是由滨尾新校长致辞，对他大加表彰。据说过去医学部的学生毕业，也都要在他们两位的铜像前留影。二战期间日本四处回收金属，这两尊铜像业已登记在册，但幸好战争很快结束，它们才免于被征收投入熔炉，到今天依然供人瞻仰，让人记住在日本的近现代医学史上，有过德国医学家的功劳。而对我这样的匆匆过客来说，在一瞥当中，首先是看到了日本对于曾经 “惠及”他们的人，大概一律都抱了感恩的心，而不问什么是“体”什么是“用”、“体用”如何平衡，与此同时，也看到甲午战败后的李鸿章在全力挽回大清国颜面之时，曾经得到一位在日德国医生救治这样一个大历史中的小细节，这细节让人回味无穷，也可以说百感交集。
      
其他的几座日本人雕像，在缪勒旁边的是下山顺一郎（1853—1912）。他生在江户末期，1870年经尾张犬山藩（爱知县犬山）推荐进入大学南校，大学南校就是开成所的前身，所以，他一开始学的是德文，后来转到医学校，是1877年毕业的医学部第一届药学生，随后去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大学留学，三年后回到医学部任教。他还曾在1900年到台湾考察药业。他的铜像是1913年所立，与缪勒像凶悍的表情相比，脸上有一种近乎农民的质朴和明亮。
      
而在附属医院前并立的两尊塑像，一个是佐藤三吉（1857—1941），一个是青山胤通（1859—1917），他们也都出生于江户末期，佐藤生在大垣（岐阜县大垣）的藩士家庭，1872年进入大学南校，1883年到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887年回东大教外科学，担任过附属医院的院长和医学部部长。青山胤通算是佐藤同乡，出生在苗木藩（岐阜县中津川市苗木城）的藩士家庭，1882年毕业于东大医学部，与佐藤同年到柏林大学留学，学习内科、病理学，又与佐藤同年回到东大医学部。他还是明治天皇的御医，是传染病研究所的创建人。1894年香港发生导致二千多人死亡的鼠疫时，他曾经和病毒学家北里柴三郎一同到港，在做病理解剖的时候，不幸感染，命悬一线。他还同我们都很熟悉的作家森鸥外（1862—1922）是很好的朋友。其实森鸥外也是东大医学部1881年的毕业生，毕业后做了陆军军医，只是他文学家的名声太大，盖过了他医生的身份。
      

东京大学本乡校区的医学部2号馆本馆前，有一座银灰色的雕塑。这件名为“M-Monument”的作品是2008年东京大学医学部和医学部附属医院创立150周年纪念项目之一学生纪念雕塑设计竞赛的优胜作品。

整体的形状M寓意着医学，Medicine。两个锥形象征着医疗从事者与患者之间、医学部与附属医院之间和教育与研究之间的关系。中间闪闪发亮的银球代表了医学呵护之下珍贵的生命。

纪念项目中的另一项成就即一旁于2011年开馆的医学和健康博物馆。

图片说明据“東京大学大学院情報学環吉見俊哉研究室”网站

均资料图片

说起来，东大医学部毕业而成为著名作家的，不只有森鸥外一人，在医学与健康博物馆里，我看到他们列出的名单中，就还有斋藤茂吉、木下杢太郎、水野秋樱子、加藤周一、安部公房和加贺乙彦。原来科学界也并不都那么无视文学的存在，这些诗人、小说家也是医学部的骄傲。而这也让我想到，当鲁迅1902年留学日本，1904年进入东北大学医学部的前身仙台医专时，那时在日本，学医科而跨界文学并且在文学领域取得不凡成绩的，已经不乏其人。也许是因为文学和医学有相通之处，文学关注的是人，医学关注的也是人，所以，我们常常见到好的医生，都不仅仅有救病治人的技术手段，还有同文学家一样的悲天悯人的气质以及洞悉人心的眼光。当然，森鸥外的文学修养与他从小在岛根县的家乡藩校学习经历有关，而他之所以少年学医，也和他家世代为津和野藩的医生有关。东大的图书馆里有一个鸥外文库，里面有他的一些藏书，从藏书中大概可以了解他的读书范围以及兴趣所在，其中竟有那么多的中国历代诗文集，让我很是吃惊。鲁迅自然是熟悉森鸥外的，他和周作人后来编译《现代日本小说集》，其中就收入了森鸥外的作品，并且引述日本评论家的话，称其创作是“透明的智的产物”、态度中没有“热”，这不也恰好像是我们读鲁迅文字时的感受？鲁迅在回忆他的医学老师的《藤野先生》中，写下的第一句话是：“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世界，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这里提到的“上野”，就在东大医学部隔壁。
      
在医学部2号馆的后面，还有从事生化研究的隈川宗雄（1858—1918）雕像。隈川也是江户末年出生的人，1883年从东大医学部毕业，比佐藤和青山晚一年，也是去了柏林大学留学，1890年回到东大担任医学部讲师，后来当过医学部部长。与佐藤、青山的半身铜像一样，隈川像也是一个穿西装的日本人，脸上有着严谨的学者表情，不过又透出一种昂扬之气，使人遥想那一代日本维新人士的高远的怀抱。这几位来自江户诸藩的青年才俊，昔日的武士后代或者医学世家子弟，在时代转变的大潮中，正是凭着他们在传统中获得的学识修养和超乎常人的勇气，乘风破浪，率先接受新技术、新学问、新思想、新制度，成为东大现代医学的奠基人，那一份执着、坚毅，到现在都令人感动。
      

特别是在二月初的东京，因为新冠肺炎的肆虐，感染人数逐日增加，没有哪个国家哪个人能置身事外，前所未有的，所有人的眼光都聚焦在医院和医护人员，所有人的希望都寄托在他们身上，因为此时此刻，谁也拿不出他们那样的本领！我照旧每天经过这些雕像，也是每天都在祈祷医学的进步、医生的力量能够帮我们渡过难关，而这时候，我也更加体会到现代社会中的人的命运，不是靠传统办法就可以拯救，现代社会还必须要相信现代医学以及与之相关的科学知识、人文理念、社会管理。我想东大医学部走过了一百六十年的从近代到现代的历史，这样的历史，让它给很多人带来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而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令社会稳定的存在，我祝愿天下人都能充分感受到这种存在，并且由此得到更美满的生活。

作者：戴燕（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李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