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发布的《上海蓝皮书：上海资源环境发展报告（2019）》，对改革开放40年间上海生态环保变革的重大内容进行了全面梳理，总结上海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迈向协同化的发展历程，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改革开放40年，上海生态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

从各时期上海环保工作的目标和任务来看，改革开放40年来上海生态环境保护的阶段性特征显著，可分为四个阶段：

重点污染源治理阶段（1978年至1990年）。改革开放前，上海一直是全国的重要工业基地，工业“三废”和水污染严重，上海的环保工作正是在工业污染问题长期累积的背景下开展的。1980年代上海企业每天排放的废水量达到386.6万吨，其中仅68.5万吨得到处理，城市水环境污染有加重趋势，如黄浦江在1980年代平均每年出现“黑臭”146.3天，比1970年代增加99.5天。因此，该时期上海首先开展大规模的城市废水、废气、废渣单项污染源的点源治理，对造纸、电镀、化工、纺织、皮革等12个重污染行业进行合并、撤点、改造、治理，重对和田路、新华路、桃浦地区等环境污染严重地区进行综合治理，并奠定了上海现代环保工作的框架，诸多环护方面制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该时期。

污染物总量削减阶段（1991年至2010年）。该时期内，上海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近20倍，连续保持了两位数的年均增速。经济快速增长给环境保护带来巨大压力，工业废气排放量增加了224%；废水排放量增加了27%。城市人口数量增加了近一倍，随之带来的是生活源废水排放量增加了234%。生活垃圾产生量增加了147%，给城市生态环境承载带来挑战。因此，该时期内上海以污染减排和环保三年行动计划为抓手，以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为主要目标，健全城市环境保护框架。2000年，上海开始实施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分阶段解决重点领域、重点区域的环境问题，以点带面，逐步推开。经过努力，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由1991年的65.3%增加至2010年的98%，工业源废水排放量则下降了74%。至2010年底，上海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分别比2005年下降了27.7%和30.2%，超额完成减排目标。上海环保法制也进一步向体系化方向发展，累计制订了近30项地方环保法规和标准。

上海第二轮和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词频分析（来源：《上海资源环境发展报告（2019）》

环境质量改善阶段（2011年至2017年）。该时期内，上海城市经济增速缓中趋稳，为解决“存量”环境问题提供了机会。由于人口大量集聚、产业结构偏重导致污染排放仍处于高位，复合型、区域型环境污染和城乡环境差异问题也开始凸显，需要建立污染物总量控制和环境质量改善并重的城市环保体系。因此，该时期内上海环境保护目标逐渐由污染物减排转向城市环境质量改善，以实现与上海市国际化大都市相适应。在过去对单项污染物治理的基础上，出台了《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上海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上海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等，系统提升城市环境质量。2017年，上海市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分别比2011年下降58.6％、13.7％和31.3％，PM2.5浓度较2013年下降37.1%，城市地表水主要水体水质同样稳步改善。此外，上海开始加强城市生态空间建设，大力推进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为全市提供优质生态服务，并积极参与长三角区域大气和水污染防治协作机制。

崇明岛东滩湿地

迈向绿色发展阶段（2018年以来）。2018年，上海正式发布《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规划提出上海要建设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显著改善环境质量、推动生态绿色发展成为上海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任务。2018年，上海正式启动实施《上海市2018—2020年环境保护和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即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提出更加注重推进各领域绿色转型发展，上海将更加注重推进各领域绿色转型发展，形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比第二轮和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的词频分析，可以看出“绿色”、“生态”成为环保行动的新的主题，上海环保工作开始进入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开始突出绿色生态在提升城市吸引力和竞争力中的关键作用，打造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大都市发展模式。

整治后的苏州河

改革开放40年来，上海持续的产业结构调整获得了积极的产业和环境效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累计关停“三高一低”项日6400多项，平均每年800项，铁合金和平板玻璃、皮革鞣制等高污染高耗能行业已在上海的工业目录中消失。据测算，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共计减少能源消费量超过830万吨标准煤，相当于上海全市居民一年半的用电量；通过结构调整少排放的CO2、SO2、NOx等,相当于再造100个大型公园。

上海生态环境保护不断创新发展，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生态环境保护能力显著增强，呈现出五个方面的转向：从注重点源污染治理转向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从注重区内污染治理转向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保护；从注重政府主导转向全社会共抓生态环境保护；从注重制度建设转向强调制度实施和法治保障；从注重城市环境治理转向构建高品质城市生态环境和高品质生活环境。

作者：刘力源
编辑：刘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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