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复堂遗诗》作者陈太夫人卓仙生前不以诗名家，也不加入诗社，没有参加诗的社会运动。但《思复堂遗诗》诗风爽利，洞鉴性情，她的诗不管放在民国时期的南社或日据时期台湾的南社的诗作中看待，都会有一席之地。有诗人之实而无诗人之名，乃因太夫人的诗为性情之作，自写忧乐，她的诗是她的生活史。她感物吟志，所感之物与所吟之志即是她的生活世界。诗人的生活世界中有家庭伦理，有田园情怀，有时代印记，也有通天地有形之外、入风云变态之中的诗思，她的诗作题材广袤，不拘于柴米油盐。但她预设的读者通常只是师友家人，这是时代给予她的框架，却也是她主要的伦理关怀的核心，余事作诗人。就此而言，她更像是传统意义下的诗人。

民国新文化的光谱中，妇女解放被视为重要的一环；而妇女解放的复杂工程中，家庭关系的重新调整甚或整体打破更是重要的环节。新文学名著，如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描述的情节可以说即是洞穿封建伦理假象的家庭革命；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中译本出版后，经由胡适等人的宣扬，“娜拉出走”一语甚至成了社会性的事件。民国时期家庭革命的趋势会进一步演化成进步的革命家庭的形象，就像五四新文学运动会由文学革命走到革命文学的道路上一样，其结果虽然出人意表，却都是其来有自。

凡存在即合理，一个具有深层结构的社会的现象即是社会事实，社会事实不因一两个人的意志而改变。如果传统社会没有深层的病因，即不会有近代中国百年来深层的痛。如果传统社会在家庭关系上，尤其是男女关系上没有盘根错节的纠结，即不会有全盘性的反传统思维的兴起。但同样是活生生的社会事实也是极清楚的，那就是传统社会的家庭与女性，尤其是母性也可以具有非常正面的形象，她们慈善，坚忍，宽容，对贫困乡人有极大的爱心。身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影响他一生最重要的人之一即是他的寡母；身为中国现代化转型主要推手之一的蒋介石，影响他一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也是他的寡母。但在强大的新文化运动论述的挤压下，这些扎根于传统的妇人德性被遮蔽了，沦为强光照耀下黝暗的背景。即使有胡适、蒋介石这些一代风流人物给他们的母亲背书，但这些慈母的意义对整个时代来说似乎只是私人性的，无关于时代巨轮轰隆而来的历史伟业。

《思复堂遗诗》笺注本的出版让我们有机会重新省思传统家庭的价值，对传统社会也可以有较周全的认识。陈太夫人是乡里士人之女，她依媒妁之言嫁与唐迪风先生之时，识字不多，年轻因而个性也未必成熟。但她实在幸运，婆婆疼惜这位略具憨态的媳妇，百般呵护。曾激烈反传统的唐迪风先生此时已摆脱愤怒青年的困局，走回人生正确位置，他问道欧阳竟无先生，想从一己的生活世界中重新建立彝伦攸叙的儒家生活世界，他的工夫即从妻子作起。

陈太夫人追忆当时的岁月时，有言“忆我年十八来归，彼时与君浑然孩童也。君长我一岁，颇能好学。我乃不知所从，居则惟女红是务，出则联袂以嘻以游。先姑爱子媳若命，略不责所以。人有讥笑言于先姑者，先姑弗顾焉。我恃而无惮，益恣其憨状逾年”（《祭迪风文》），文中描述的正是此时的生涯。唐迪风先生感染时疾，遽尔逝世后，全家守灵。守灵期间，陈太夫人率子女于先生灵柩前，每日诵读《论语》篇章，以慰远心。幽明不昧，初心耿耿。陈太夫人的行止令人联想到日本九州鸿儒楠本正继逝世后，门生于告别时，群诵《中庸》首章之事。

《思复堂遗诗》多的是日用伦常的题材，极富人味。陈太夫人之于唐迪风先生，已不止于夫妇一伦，平生风义兼师友，她显然也视迪风先生为兄，为师。迪风先生教育英才无数，但很可能他最优秀、德行也最令人动容的学生即是他的妻子诗人陈卓仙女史。《诗经·大雅·思齐》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孟子曾引此诗以礼赞圣贤的家庭在行道事业中的意义，其引诗可谓如理现量。但子曰诗云的圣言量在历史时光的冲刷下，在塾师俗儒的心言不一的口诵中，很容易僵化，失去动人的力量。如今透过了《思复堂遗诗》，我们活生生地看到一位寻常的妇女如何从一位血性至情的丈夫身上，得到经典扶持人格成长的力量。即使被五四运动大将傅斯年先生视为“索之茫茫，探之查查”的性理奥义，到了陈太夫人身边，都很自然地成为她粗茶淡饭生涯中养德修行的益友。

她有诗道：“供奉才完儿睡稳，布衣浣濯灿明霞。闲来展读象山集，默默无言解得耶”。一位家庭主妇洗衣煮饭后，安静地阅读《陆象山集》，这是人间极美的画境，也是陈太夫人对丈夫真挚的爱。尔后我们还会看到她在丈夫走后，将这份爱化作栽培儿女的动力，而且是相将以道，很稳当地将儿女带上正确的人生道路。后来成为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唐君毅先生即从他父母身上，看到夫妇之伦的典范。他那本名为翻译，实为自著的《爱情之福音》之所以写作，书中理念之所以形成，很可能是以他的父母作为人间爱情的原型。

在千年的新儒学传统中，并不乏女性体道者的记载。二程子的母亲相夫教子，即是位令两兄弟哲人终身感念的贤母。当时以不同方式共同推动儒家复兴运动的欧阳修、苏轼、苏辙兄弟，他们的母亲的行谊甚至可列入当代的教科书中，垂为典范。犹有甚者，在杨慈湖的文集中，还记载了他的家族中，不少有证悟经验的女性。在新儒家文献中，更多正面的妇德的记载，并不难找。即使久受诟病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语，我们有很强的理据足以支持程朱此说具有很严肃的男女平等之义。但以诗与儒门性情之教的关系之密切，我们在千年诗歌传统中，却很少看到突出的儒家女性诗人。

在作为儒教诗歌选集的《濂洛风雅》（金履祥编）与张伯行续编的《濂洛风雅》中，我们甚至找不到女性诗人的诗作。虽然女性声音的孱弱甚至缺席乃是近代之前所有文明共同的现象，但以孔门之注重兴观群怨的诗教与人格修养的关系，负载明显的儒家价值体系的女性诗人却不多，未免令人感到丧气。《思复堂遗诗》放在千年理学史的脉络下定位，具有重树儒门诗教赤帜的意义。窃以为陈太夫人虽未蓄意以诗鸣，也不以诗名家，但放在民国脉络来看，《思复堂遗诗》的诗作在诗教的意义上，当可与马浮先生的诗作相辉映，双照民国诗坛。

犹忆1976年初，唐君毅先生在以王船山之志讲学香江、抱朱舜水之恸传道海外四分之一世纪后，初次返台任教，在台湾大学讲学。隔年，牟宗三先生跟进，他于离台多年后重返台岛授课。两人先后讲学十余年，掀起海外新儒家旋风。对于当年负笈台大求学的我辈，有机会上课闻道，下课问学，亲闻唐、牟两先生謦咳，可谓人生最大的福报。弹指流光四十余年，唐先生之学已由海外回返神州故里，飘零的花果终得灵根再植，且有绿树成荫之势，唐学研究隐然已成为显学。但在唐学研究的领域当中，影响唐先生一生至大的母教与他的思想的关系，探究者稀少，未免美中不足。

秦燕春研究员娴熟民国文化，浸润诗教甚深，她于民国众多灿烂文星中，独能体得《思复堂遗诗》的意义。乃发心彰扬其诗，并为之校稿，加注，编年，阐释，还撰写了一篇极称职的导论，工作量不小。《思复堂遗诗》笺注本的出版不但可增补民国诗史的新页，为坚毅卓忍的古典妇人诗风一壮颜色。唐先生一生怀念母教，尔后学者要了解唐君毅先生之学，恐怕不能不先进入此笺注本所展开的女诗人的生命世界。今年（2018）为诸多重要事件周星交会之年，戊戌变法两甲子，《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发表一甲子，唐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百年波澜，文运再起。《思复堂遗诗》此时能在众多师友发心助缘下，群策群力，以更完美的形式独立出版，岂偶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