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社会》手稿，约1919年。从上面可见韦伯持续不断的修订，实际上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前不久。

▲1894年的韦伯

《经济与社会》手稿，约1919年。从上面可见韦伯持续不断的修订，实际上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前不久。

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正是在19、20世纪之交这样的转型大背景下，发表了这样的悲观叙事，他一步步地对自己的愿景感到怀疑，直至他学术研究的最后时刻。到了21世纪初，韦伯的叙事被认为极具启发解释力。

在关于现代性的“经典”诊断中，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一直被奉为  “理性化理论”（Theory of Rationalization）的奠基人。至少这一想法存在于德国主流学界对韦伯的解读中。今天，如果仅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或许最耳熟能详的就是 “理性化”。这个术语代表了思想史上的广阔语境，其中也包含了韦伯所特指的源自西方的普遍“理性化”理论。

从严格的认识论的角度，我自己并不认为马克斯·韦伯的这一理论属于众多社会学理论的一种，而更愿意将其归于“大叙事”（Great Narratives），也就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觭ois Lyotard）所提出的 Les grands récits（法语，“大叙事”）这一知识范畴。从大约150年前至今，通过作为学科的社会学，马克斯·韦伯的这一“理性化”大叙事对于人类理解人性，深有贡献。不过，任何想要引用韦伯这一大叙事的人都很难在其文本中重建出这一思想，我在这里试着尽我所能，勾勒出它的轮廓。

我们今天一直在讨论的这一广阔语境，也就是我们当代人喜欢给韦伯的现代性视野贴上的标签。“理性化”这一概念最早诞生于西欧和北欧，随后发展成为横跨大西洋、进而被普遍化的一个概念，亦令韦伯广为人知。然而，“理性化”决不是他学术工作的指导性主题。我将采用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创立的一个有关研究法西斯主义的分析框架，即“如果你不愿意讨论资本主义，你最好对法西斯主义保持沉默”这一公式，分五个部分来阐述我的观点。

1.如果你不愿意讨论资本主义，你最好对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理论”保持沉默。

想要从内外两条路径来理解今天已成为社会学经典人物的马克斯·韦伯，你必须把他和他的生平及学术置于19世纪构建中的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动态背景中。这一构建过程，同时也孕育了大都市资产阶级——马克斯·韦伯的出身所在。

马克斯·韦伯 1864年 4月21日生于德国埃尔富特市，当时是普鲁士王国，那时的德国上层社会以田园般的静谧平和著称，是一个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科技都高度文明的社会。凭借着可观的经济实力、扎实的教育背景和大城市的家庭社交网络，马克斯·韦伯的生活可以说无法期冀更多。他是一个庞大家族的长子，这个家族是19世纪最富有的德国—英国商界精英家庭之一。他的祖父是一位精明的纺织企业家，开展跨国贸易。他的外祖父来自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最成功的德—英商人家庭之一。他的父亲是威廉德国最成功的职业政治家之一，长时间出任民族自由党在普鲁士下议院的议员，同时在很长时间里是德国国会的议员。她的母亲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自塑为欧洲上流社会的名媛、巨额财产的继承人。

尽管与大城市欧洲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家庭关系，马克斯·韦伯的价值观形成更多地受到19、20世纪之交普鲁士柏林上流社会准则的影响。韦伯认为自己是资产阶级学者，同时对自己在这一社会体系中的定位，以及他们特有的思维方式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我来自资产阶级，我非常认同这一点，我也是在资产阶级的观念和理想中成长起来的。”

自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以来，其深广的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境背景影响了马克斯·韦伯，对于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后果的科学分析贯穿他整个大学生涯，这一研究主题还延伸至他攻读博士学位 （1889年）、完成教授资格测试成为大学讲师（1892年）期间，并衔接到他的第一任教授职位（1893年）。

在威廉德国时代的开端，对资本主义后果的研究对于一个政治与社会科学的学生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别有创意的选择。资本主义是威廉德国在经济 繁 荣 期 （Gründerzeit）的 持 续工业化进程中的最重要体现，韦伯的男性祖先们对这一点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这又与韦伯母系家族这边好善乐施的形象相违。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34年版封面

2.如果你不愿意讨论新教思想，你最好对资本主义保持沉默。

大约在1897至1904年期间，马克斯·韦伯因病而长时间无法工作。愈后韦伯继续开展研究，一开始是在他钟爱的意大利。在那里，韦伯感受到了意大利天主教徒的生活经验，系统化精读了文献，他开始日渐关注修道院的历史、现状及经济问题。

1903年 10月，韦伯 39岁时，终于还是因为健康原因辞去了教授职位，不过他还是被授予了海德堡大学的名誉教授，有一项教学任务，但无权颁发博士学位，在系里也没有发言权。由此，直到他逝世前，他一直维持着自由撰稿的个体学者身份，靠他母亲和妻子的资产收益维系生活。自他从一直以来压抑的教学职责和学校行政管理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后，他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研究中。

在研究了多年资本主义的后果之后，韦伯把越来越多地精力转投到资本主义的起源上。在这一阶段，他并不认为自己的研究是对于卡尔·马克思的宏大叙事的另选方案，更不用说是一种反对草案，因为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和无阶级社会的必然建立对于韦伯来说同样非常重要。他力求对当时社会中时兴的物质主义解释做补充调整，同时对资本主义的起源做专门的历史解释。韦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秩序的精神根基上。

特别是随着韦伯对新教的文化影响，及其与经济伦理的形成之间的关系——即韦伯所称的资本主义精神 （spirit of capitalism）——研究深入之后，对于社会学理论内核的反思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在1904至1906年之间，韦伯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今，这些论文成为了他毕生最重要的著作。经过复杂推导和精心论证，韦伯指出新教某些派别与实践准则，同现代西方的理性工业化资本主义之间存在选择亲和性（elective affinity）关系。韦伯相信在新教及加尔文教派的精神土壤中，一定能够挖掘出现代资本主义最核心的根基。

随后，韦伯来到了美国继续做研究，他认为美国社会为现代理性化工业资本主义做出了迄今为止最详尽的展示。其实在他到美国时，他为探寻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以及思想根源而写的著名论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年/1905年）的第一部分已经完成。

1904年秋天，韦伯出席了在美国圣路易斯世界展览会举办的 “国际艺术与科学大会”。在那一年的8月至11月，韦伯同他的妻子玛丽安娜一起游历了美国的很多地方。在这次旅行中，韦伯与美国各派的新教徒进行了直接沟通，对于美国政治“机器”的架构以及总统地位等问题也有了直观感受，同时接触到了美国妇女运动、种族问题以及私人和公共领域的官僚化，这些强烈的印象都对他未来的著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3.如果你不愿意讨论由新教思想所塑造的资本主义，你最好对理性化的过程保持沉默。

首先，根据韦伯对新教的研究，宗教可以作为基本背景，以解释西方理性化工业资本主义成功的根源。从1911年起，他开始转而探索欧洲以外的有世界性影响的宗教，他称这些宗教为

最为重要的生活制度化体系（systems of life regimentation）。同时他开始将这些研究与他之前的论点做对比，即新教这一世俗化版本的基督教信仰，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精神要求的形成有重大关联。

然而，在韦伯对中国的儒教与道教，印度的印度教与佛教，以及古犹太教做了大量详细的研究之后，他的研究课题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最初的关于资本主义的形成根源和导致的后果，从犹如格言一般的纲领性问题 “如果没有新教思想，那还会有资本主义吗？”开始，他的研究升级演变成分析全人类文化中各领域的 “理性化”的历史进程。不过韦伯最终并没有完成所有的分析工作。

几十年来，在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前因后果做了一部分研究之后，他逐渐认识到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有着一种普遍活跃的、全面的发展规律——理性化。在他早前对这一发展的需求及其文化意义的考察中，韦伯追溯了理性化在社会与历史现实的所有具体表现，如经济、政治、法律、宗教和文化。理性化，作为 “我们时代的命运”（fate of our time），成为了韦伯对为数众多、又面貌各异的种种次级进程的统称，这些发展进程包括 “官僚化”“工业化”“智性化”“理性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发展”“专业化”“客观化”“方法化”“纪律化”“祛魅”“世俗化”以及“非人化”等。

仅仅是这些各式各样的标签就显示了，韦伯试图将这些完全异质的现象从高度分化的视角整合到他自己的研究视角——“理性化”视角中。因此，在对韦伯的研究中，明确标记出所谓确切的“理性化”概念，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意义。除了在他的 《宗教社会学文集》（Collected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第一卷中发表的那篇著名序言（1920年）之外，韦伯并没有系统地构想一个理性化规律，即使是在那篇前言中，他也只对一些中心问题有所阐述。

在韦伯的作品中，“理性化”在最泛层面上基本意味着秩序和系统化。一个混乱的、相互间充满无限联结的团体，根据人为制定的标准，有秩序地排列，这一系统地秩序化的结果便导向了那些韦伯称之为“理性化”的进程。

在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和文章后，马克斯·韦伯逐渐相信，他称之为“理性化”的这一系统秩序化的历史进程，是普遍且不可避免的。

起初，韦伯对于那些他认为更适用系统化和秩序化路径的领域，提出了“理性化”的假设，如经济、法律、技术、科学和国家秩序等，他称这些为“世界的外在组织”（external organization of the world）。 在他对于这些领域理性化的研究过程中，韦伯主要思考了以下三个问题，而这三个问题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1）为什么只有西方文明发展出了一套有着 “普遍历史意义”的“理性”文化？为什么在欧洲以外，特别是在亚洲，这个有着更为古老的和多样化的文明的地区，没有发展出这样一套相似的“理性化”进程？

2）为什么“理性的”科学技术、“理性的”工业资本主义以及“理性的”政府官僚机构也仅仅在现代西欧地区出现呢？

3）“理性化”给相关社会和组织带来的好处有哪些？而社会、团体以及个人要为理性化发展付出什么代价？

在一项平行研究中，马克斯·韦伯也集中关注那些通常被认为是“非理性”的领域，例如宗教、伦理、艺术、文化以及性等。韦伯将这些领域称为“世界的内在组织”（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the world）。 这些人类生活的社会和历史现实，不仅在过去、现在也被认为是，充满着出人意料的观点、自发形成的理论、超自然力量、神话和难解事务的领域。简而言之，就是非理性的、无序的、混乱的。

然而同样地，韦伯在这些社会文化领域看到了秩序化的进程，这些都被他归入 “理性化”的范畴。例如：

1）韦伯研究了西方音乐的“理性化”，其记谱、和声以及器乐技术似乎都为音乐艺术中的“理性化”提供了佐证——它们逐渐替代、消解了音乐里的神秘、“非理性”要素。

2）韦伯考察了不同时期的多种文化中的宗教教派、狂热崇拜、救世信仰，从各个方面去挖掘存在于魔幻巫术中的 “理性化”迹象。对于韦伯来说，理性化不仅仅适用于宗教的意识形态，同时也适用于其组织化过程，例如从小宗派发展到大教派的过程。

3）韦伯还分析了人类性行为的历史发展过程。人类性行为一般被认为是个体性的、混乱的、动物性的，可即便如此，韦伯仍认为其同样属于社会驱动的理性化范畴。在世界各宗教中，生殖崇拜活动都逐渐消失，性行为逐渐系统化、理性化。从狂喜狂欢的混乱关系逐渐趋于稳固的伴侣关系中的“有序的”性。这种关系可以是以婚姻状态、准婚姻状态、稳定的伴侣关系或恋爱关系的形式存在。不管是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母系社会还是父权社会，这其中都存在着秩序。

无论马克斯·韦伯看向何方，他都看到了指向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伟大的理性化过程的确凿证据。

然而，对于自己发现并详加研究的理性化，韦伯从未描绘出其具体的推进轨迹，一个遵循既定模式的单线发展过程。他一再声称历史现实只可被分析描绘成各种理想化建构的混合物，重复强调非理性化的发展，这应能使得韦伯免于被称为对进步盲目乐观的宣传家。如果赋予 “现代化理论”（theory of modernization）以“进化论”的内涵，也即将世界或至少人类的历史描绘成一个日臻完善的理性主导世界——那将是对韦伯思想的误解。

正是因为韦伯声称的 “理性化”进程具有不可思议的“偶得”特点，且不断地被“非理性的”发展所打断，使得他深深着迷，终其一生研究这一课题，并将其应用到各个领域。

像韦伯这样不遗余力地钻研各种理性化进程中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并给出清醒的、怀疑又悲观答案的人，是不会把人类生活中各方面的“理性化”描绘成令人向往的、积极的情境的，更不会以此来为资本主义时代带来的后果开脱。“理性化进程”提高效率的同时，也产生了影响深远的非人化——韦伯致力于将非理性行为  “理性化”，但他深深的怀疑主义和对“非理性”的恐惧（在“无理”“非人”的意义上），都将他免罪于为非理性现象开脱的谴责。

这样一个不懈地分析、发现、强调“非理性”动机和“理性化”后果，并警告其潜在的“非人”后果的人，被指责为一个对单一、命定的“理性化”机制的盲目崇拜者，是不公平的。

4.如果你不愿意通过科层制讨论非人化，你最好对理性化进程保持沉默。

如前文所述，韦伯的怀疑悲观论调是不可能让他将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理性化进程描绘成一幅美好画卷的。他在研究理性化的过程中，不仅看到了效率的提升，同时也敏锐地发现了那些有着深远影响的“非人化”、“客体化”和“去人格化”等。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和科层制不可遏制的发展势头，使得韦伯产生了深深的恐惧：人类是否仍可拯救出尚存的一丝个体主义倾向？民主在未来将会发展向何方？这就是韦伯对于人类文化整体的关怀，以及人类生活的自主选择权的思考，而这两方面都使得他变得越来越悲观和怀疑。

5.文化批判和对时代的诊断

这一部分是我关于马克斯·韦伯普遍理性化 “大叙事”概述的最后一步。最终，韦伯关于人类生活各范畴的普遍理性化的大叙事，不管在过去还是现在，都令他成为诊断现代性的最著名学者之一。

总的来说，韦伯关于人类活动各领域的无法阻挡的、宿命般的、普遍的理性化叙事，也就是

韦伯编织进他个人对人类社会发展愿景的叙事，其实并不是他大部分研究工作的有意为之的指导性主题。只是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突然暂停研究工作时，韦伯才产生了对未来的强烈的悲观思想。

简单概括来说，马克斯·韦伯的伟大叙事，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意想不到的成功，却带有启示意义的讽刺。16、17世纪的激进新教徒为找寻从永恒地狱中获得拯救的普世信号，参与创造了一套信仰与行为准则，这套体系后来逐渐在全球范围建立起人类服从与束缚的围场。

特别是，当最后一批最虔诚的新教徒都脱离了原有的组织体系之后，在19、20世纪之交，现代的、理性的、布尔乔亚式的工业化资本主义以不可阻挡之势显露了出来，经济生活中的资本主义规律和人类生活中处处体现的科层等级秩序形成了紧密联系，即便不会带来最终的毁灭，也必定会威胁到所有人的个体自由。

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正是在 19、20世纪之交这样的转型大背景下，发表了这样的悲观叙事，他一步步地对自己的愿景感到怀疑，直至他学术研究的最后时刻。到了21世纪初，韦伯的叙事被认为极具启发解释力，使得他的理性化叙事似乎优于他的其他叙事理论。

只是遗憾的是，韦伯的社会理论研究的结论是悲观的，他在生命的尽头还是认为，等在人类面前的并不是有如夏日风光的繁花似锦。

（作者 Dirk Kaesler为德国马堡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本文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马克斯·韦伯基金会主办的“中国现代文明语境中的马克斯·韦伯”会议上的发言，原题为“普遍理性化：马克斯·韦伯的大叙事”。本报特约复旦大学德语系胡梦霞对作者进行访谈如下）■

作者：[德]迪尔克·克斯勒

译：邱迪玉

编辑：范菁

责任编辑：文汇报理评部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