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韩论之图》，杨洲周延所绘。左上岩仓与有栖川宫之间应是明治天皇。神奈川县立博物馆藏

对于占领一个和自己一样有着古老传统的国家，日本似乎没有丝毫怀疑这一行为的正当性。对于韩国抗拒日本送来的现代文明的大礼，日本政府感到很不解，只能将此视为无知。当时，鲜有日本人意识到了殖民主义是一种毒药，它所毒害的不仅是被殖民者，也毒害了殖民者。

1910年8月22日，日本和韩国签订协约，正式宣告吞并韩国。十个月前伊藤博文遇刺事件加速了这一进程。韩国人刺杀最受尊敬的日本政治家，无疑加深了日本国内已经存在的一种认识：韩国人目无法纪，无法自治。此外，如果伊藤没有被暗杀，他也许会制止日韩合并的主张，尽管日韩合并的决定早在一年前就已经被提出来，尽管日本政府只是在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机会来实施这一计划。

日本以维护韩国独立为借口打了两场仗。但是，较之大多数日本人不感兴趣的韩国独立，日本更在乎的是要阻止清朝和俄国干涉其开发韩国资源的计划。一些韩国人 （如安重根）将天皇在向中国和俄国发布的宣战诏敕中声称的战争目标，视为维护韩国独立。比安重根更受到日本感化的个别韩国人，开始公开拥护日韩合并。

1904年，在日俄战争期间为日本人担任翻译的宋秉畯成立了一个致力于与日本合作的团体—— 一进会。这个新成立的团体吸纳了与东学党有关联的李容九，并与日本右翼民族主义者（尤其是头山满、杉山茂丸和内田良平这些臭名昭著的黑龙会的创始人）合作（杵渊信雄，《日韓交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274页。另请参阅森山茂徳，《日韓併合》第128-129页）。1906年10月，统监府兼职雇员内田成为了一进会的顾问，此后便开始担任伊藤博文和韩国亲日派的中间人。1906年底，伊藤决定利用一进会，于是从次年1月起，统监府每月向该团体提供大约两千日元的资助金 （森山茂徳，《日韓併合》，第129页）。

在统监府设置后成立的第一届韩国内阁由朴齐纯担任领导。虽然受过良好教育的朴齐纯支持伊藤提出的改革，并且和伊藤相处融洽，但在得知自己成为了反日活动的主要目标后，他情绪低落。此外，“义军”的反抗活动日益增加。尽管伊藤请求朴齐纯留任，但他仍坚持辞职。伊藤不得不在1907年5月组建了一个新内阁，推选李完用[李完用的职业生涯充满波折。1896年，他是亲俄派领导人中的一员，力劝国王高宗到俄国公使馆避难。那一年稍晚时候，他被推选为独立协会副会长。独立协会是一个亲俄组织，反对外国干涉朝鲜事务。1905年，他担任学部大臣，是“乙巳五贼”中第一个签署《乙巳条约》（该条约规定将韩国的外交权让给日本）的人。1906年，高宗拒绝与新政府进行更加积极的合作，他极其生气，建议日本废黜皇帝（森山茂徳，《日韓併合》，第125页）。此举使得李完用赢得了日本人的信任。当伊藤于1907年成立新的内阁时，李完用被推选为总理大臣]担任总理大臣，推举宋秉畯担任农商工部大臣。

伊藤向新内阁发表的 “鼓舞士气的讲话”包含以下内容：

如今日之发展，夫韩国之灭亡非因他国，在于韩国自身也……余助诸君，尽力得韩国之自立，然韩人……尚未觉醒……为获韩国之存在，最适切紧要方针在于与日本诚实亲睦，决心与日本共存在。[森山茂徳，《日韓併合》，第130页]这些话表明伊藤确信与日本合作对于韩国日后的繁荣而言必不可少，但他并不建议立刻合并两国。不过，他含蓄地警告说，如果对于他为韩国人所做的一切，韩国人未能心怀感激，那么他可能会采取更加严厉的政策。

“义兵”在朝鲜半岛各个地方发起的反日活动明确表明全体韩国民众都痛恨日本统治韩国。不过也有一些韩国人认可伊藤的改革，认为与日本合作能给韩国带来实质性好处。

李完用的内阁成员都是坚定的亲日派，但他们之间也有分歧。比如说，李完用仇视一进会。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是贵族，而一进会是由出身卑微的人领导。然而，伊藤主要关心的问题似乎不是韩国人之间的争吵或反日活动，而是俄国进行干涉的可能性。1906年，当俄国向汉城任命新的总领事时，理应按照 《乙巳条约》（该条约规定由日本管理韩国的外交事务）向日本外务省递交国书。但是，他们却把它交给了韩国皇帝，表明仍然视韩国为独立国家（同上，第131页）。伊藤担心，这可能意味着俄国并没有放弃干涉韩国的野心。实际上，伊藤踏上了前往哈尔滨的黄泉路，大概也是希望能够改善与俄国的关系。

宋秉畯公开拥护日本吞并韩国，认为与不彻底的被保护国状态相比，合邦可能是一项更加成功的治理韩国的政策（Woonsang Choi，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p.70）。1906年11月，得知伊藤小心翼翼地观望当前局势的发展，而不愿立即采取行动逼迫韩国皇帝退位，他感到很沮丧 （森山茂徳，《日韓併合》，第129页）。内田良平认为伊藤无意吞并韩国，于是于1908年加入到了一进会要求日本政府罢黜伊藤的倡议之中。1909年，宋秉畯辞去内阁职务前往日本，力劝总理大臣桂太郎抓紧时间吞并韩国 （杵渊信雄，《日韓交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274页）。伊藤担心宋秉畯的辞职可能会导致韩国内阁垮台，于是升任宋秉畯为内部大臣。

总之，在日本作为韩国保护国的三年半中，伊藤对没能赢得韩国民众的拥护感到失望，决定辞职。显而易见，他的渐进政策失败了。“义兵”的反抗活动日益加剧，加上日本政客的攻击愈演愈烈（这些政客声称伊藤的怀柔政策削弱了日本的威望），使他觉得没有必要继续在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职位上浪费时间。然而，即使在1909年6月辞去统监一职后，他对日本政府仍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而他的死则意味着吞并之路的最大障碍被扫除了。

伊藤死后，一进会（此刻由李容九领导）加快了践行合邦主张的步伐。1909年12月5日，日本媒体报道说，一进会于前日发表了《合邦声明书》。一进会向统监府和总理大臣李完用提交了建言书，要求他们将建言书转交给日本天皇和韩国皇帝（同上，第 276页）。此举并非仅仅是跟风的机会主义：李容九确信韩国已陷入垂死状态，命若悬丝，保全韩国的唯一希望在于与日本合并，日韩合邦将造福韩日民众。他向韩国皇帝的上疏似乎反映了他的真实想法：

一进会长李容九等代表百万会员二千万臣民，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百拜，上言大皇帝陛下……今我大韩国，拟之如病人，命脉已绝久矣。臣等呼号之，徒为抱死尸而恸哭……幸我与日本源自同族，枳橘之迥异未生，今相阋未甚，廊然撤其疆域，划除两邻之藩篱，两民自由于一政教下嬉游，均享同居同治之福利，谁敢辩此为兄、此为弟？即日本天皇陛下之至仁，必给同等之民，化育我二千万同胞……吾蝉脱保护劣等国民之名实，列于新大合众、世界一等民族之上，则可谓云华始开，景星凤凰相见之时也。[日文原文最初登载于1909年12月8日的《东京朝日新闻》，转引自阅杵渊信雄，《日韓交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276页。根据传说，优昙华（婆罗花）三千年才开一次花，景星（一颗福星）和凤凰都预示着未来的好运。]

12月4日，李容九递交了自己和“一百万民众”署名的建言书，引起了民众的强烈抗议。他们痛斥一进会成员为卖国贼（Peter Duus，The Abacus and the Sword，pp.239-240）。 韩 国政府对此置若罔闻，统监曾祢荒助告诉日本记者，对于日韩合并，他仍没有任何明确的话语。他强调，一进会发表声明一事，日本政府绝对没有牵涉其中。日本政府认为合邦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只有等到恰当时机，并在做好适当准备后才可以行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进会并没有耐心等待，也没有做好充分准备 （杵渊信雄，《日韓交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 277页）。

李容九声称的韩日民众基本上属于同一人种、有着相同传统的主张，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屡屡被日本人重提，来证明征服韩国是正当行为（如需了解当时日本人如何论证日本人和韩国人有着“共同文化”和“共同祖先”，请参阅Peter Duus的绝妙分析，见 The Abacusand the Sword，pp.413-423）。两国的正式国界线被取消后，一些日本人甚至称韩国人为“半岛人”。这是一个让韩国人觉得极具冒犯性的叫法，因为它否认了韩国的存在，认为其只是一块土地的投射而已。也许李容九所表达的无非是韩国人和日本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即从小接受儒家四书教育的韩国绅士和接受了同样教育的日本绅士可以毫不费力地“笔谈”，而且两国宫廷遵从的复杂礼节基本上都是以中国的礼节作为蓝本。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前东学党仇外主义的倡导者竟会安之若素地盘算着让外国人来统治韩国，而这个外国人不仅说着不同的语言，还拥有一个与韩国不同的彻底西化的政府。

对于占领一个和自己一样有着古老传统的国家，日本似乎没有丝毫怀疑这一行为的正当性。现在，韩国的军事力量弱小，在东亚国家的现代化竞赛中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对于韩国抗拒日本送来的现代文明的大礼，日本政府感到很不解，只能将此视为无知。日本领导人中最不同情韩国的山县有朋称：“朝鲜未有如我国足以吸收新文明之素养及力量，其国民上下姑息，苟且偷安……”[大山梓，《山県有朋意見書》，第 284页。相比之下，伊藤对韩国接受现代文明的可能性表现得更加乐观。他认为，韩国人之所以落后于日本人，并非因为他们天生懒惰，而是因为上层阶级腐败和抗拒变化（Peter Duus，The Abacus and the Sword，p.199）]

无疑，吞并韩国是统监府的目标，但其官员决定在日韩合并之前对“义兵”的抵抗进行镇压。1909年9月，日本开始在韩国南部进行镇压反抗的军事行动。这场行动采用残酷的肃清法，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这一方法此后被全国各地的类似行动采纳。很多韩国人直至今日仍抱有对日本的仇恨之情，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产生的（森山茂徳，《日韓併合》，第 178页）。

1910年5月，寺内正毅接替患病的曾祢担任统监，同时继续担任陆军大臣。7月，就在寺内乘船驶往韩国前不久，总理大臣桂太郎和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向天皇奏报了韩国的情况。听了奏报后，天皇令寺内携带一封私信和各种礼物送交给韩国皇帝（《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430页）。让人惊讶的是，就在日本政府要夺去韩国皇帝的帝位之前，天皇还在遵循着东方社会自古与其他君主礼尚往来的做法。也许他还不清楚合邦将给韩国君主造成多么巨大的影响。

甚至在抵达韩国之前，寺内便为就职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其中一项是将韩国的警察活动全部纳入日本的指挥之下。在被问及为什么日本宪兵数量大大增加时，据说他是这样回答的：“比起普通警察，使用宪兵来管制未开化的民众更容 易 些 。 ”（W oonsang Choi，The Fall of the Herm it Kingdom，p.74.崔文衡的资料出自福田东作，《韓国併合記念史》，第 597页）从担任统监起，寺内便耐心地等待着合适的时机，以便启动日韩合并机制。8月，这一刻似乎来临了。寺内收到越来越多的关于韩国各界人士同意日韩合并的报告。但是，仍有一个主要的关注事项有待澄清，即民众担心韩国皇室的待遇，以及内阁总理大臣和其他高官政要的将来地位。寺内向韩国内阁成员悄悄传话，解释说日本天皇宽宏大量，日本政府公正合理，他们不会让韩国人——无论是皇室成员还是谦卑的农民——陷入困境。内阁成员即便全体辞职，也不会对日本政府的决定产生什么影响。但是，他们的逃避行为，反而会伤害到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国家（《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455—456页）。总理大臣李完用被说动，决定面对危机，而不是逃避。寺内猜测李完用的态度已经改变，于是于8月16日派人去请李完用到统监官邸。

李完用一抵达统监府，寺内便递给他一份与合并条约有关的备忘录。备忘录以我们熟悉的概括性话语作为开篇：日韩两国国土相连，文化相似，自古以来凶吉利害与共，最终形成不可分离的关系。正因如此，日本敢于冒两次大战的风险，牺牲数万生命和数亿财富来保护韩国。自那以后，日本政府虽热心投入精力帮助韩国，但由于现行保护国的制度过于复杂，无法永久、充分地保护韩国皇室的安全与日韩全体人民的福祉。因此，日本认为两国应联合起来，合为一体。

备忘录继续说，毋庸讳言，两国合并不应视为战争或敌视的结果。相反，这份条约将是双方带着友好的感情签订的。考虑到目前形势，韩国皇帝自愿将统治权让与日本；韩国皇帝将退位让贤，日后将居闲职；为保护韩国皇帝、太上皇、皇太子和其他皇室成员的安宁，以及为确保所有阶层的韩国民众的福祉，日本认为有必要缔结合并条约（同上，第 451—452页）。

最终向韩国政府递交的合并条约由八条规定组成，主要是向韩国皇帝和贵族做出了确保他们在合并后得到善待的保证[同上，第 461—462页；译文见W oonsang Choi，The Fall of the Herm it Kingdom，pp.136-138。统监寺内向李完用提交的版本只有五条。序言部分只有两条（韩国皇帝愿意将其统治权让与日本；日本天皇愿意接受合并韩国），第八条（条约颁布）被遗漏掉了，但余下条款大体相同]。总的来说，日本兑现了这一承诺。韩国皇室成员和其他高层贵族获封日本的爵位，并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按照习以为常的方式继续生活[1910年10月向76名韩国贵族授予了日本的爵位：6名侯爵，3伯爵，22名子爵和 45名男爵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 488页）。同年 12月，前韩国皇帝被封为日本陆军大将；韩国皇太子被封为步兵中尉；放荡不羁的哥哥李堈和其他贵族被封为中将。也许皇太子是这些军官中唯一一个真正履行军事职责的人。至于其他人，均根据级别获得了良好待遇并配置了武官 （第535页）]。退位后，纯宗和太上皇高宗继续住在汉城的德寿宫。1920年，在日本接受优质教育的韩国皇太子李垠与梨本宫亲王的长女方子结婚。在他担任日本军官的卓越的职业生涯中，李垠最终晋升到第一航空军司令。

寺内给李完用看的备忘录

包含有较早版条约的条款。例如，备忘录提议说，从今以后称韩国皇帝为大公殿下、称皇太子为公爵殿下，这些爵位可以世袭。备忘录承认，一些人可能会因为此举将降低韩国皇帝和皇太子的目前地位而提出反对，但是，这些爵位并非韩国的爵位，而是日本的。此外，如果人们从历史的角度回顾这一事件，将会发现从日本对韩国提供保护和宣布韩国独立的时候开始，韩国的国王才当上了皇帝。那些说韩国皇帝的称号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的，纯粹是臆造；事实上，认为韩国皇帝的地位比十三四年前有所降低未必正确。无论如何，日本向韩国宫廷提供的经费丝毫没有减少。更重要的是，由于获得了日本皇室成员所享有的特权，韩国皇帝将拥有永久、稳定的地位，并且这一地位永远不会改变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452—453页）。

备忘录承诺，韩国贵族成员将享有日本贵族的同等爵位，并且由于日本天皇宽宏大量，每年增加向他们提供的岁费。韩国的现任内阁成员将继续留任，直到任期届满为止，之后将获得足以使他们舒舒服服地度过余生的养老金。普通国民将获得资助金，以便他们继续维持生计（同上，第453—454页）。

在听取了长篇累牍地讲述日本承诺给所有人提供好处的将来政策后，李完用只向寺内提出了两个请求。第一个是合并后保留韩国的国号，第二个是允许韩国皇帝保留国王的称号。尽管李完用支持合并，但他明显担心若废除国号和国王的称号，韩国的身份将丧失殆尽。寺内回答说，保留国号和国王的称号与合并韩国后的实际情况相矛盾。如果两国合并为一国，那么使用一个表明该国是完全独立国家的称号是不恰当的，并且当日本天皇对合并的国家进行统治时，国王行使不了任何职能。李完用请求与他的顾问农商工部大臣赵重应进行商议，寺内同意了。

当晚，赵重应（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拜访了寺内，并对寺内说，除非保留韩国的国号和国王的称号，否则他和李完用拒绝签约。很明显，在他们的印象中合并就是两国合邦，各自保留主权地位，而不是采用像奥匈帝国或瑞典-挪威联盟那样的方式。寺内对他们这么不了解日本的用意感到很惊讶，但他最后同意使用原来的国号“朝鲜”。在回答有关保留国王称号的请求时，寺内让步，同意称韩国皇帝为“李王殿下”。“王”这一称号与“国王”并不一样。在日本，“王”指的仅仅是亲王，但这个让步似乎满足了韩国人受损的自尊心（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 293页）。太上皇高宗称被为“太王殿下”，皇太子李垠被称为“王世子殿下”。赵重应同意了这些变更，并告诉了李完用。李完用对寺内说，他确信能够在第二天的会议上说服内阁接受寺内的让步。

8月18日，桂太郎向天皇奏报了寺内与韩国内阁的谈判。寺内请求政府批准这两个让步，承诺一旦得到批准，将在几天内签订条约（《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457页）。天皇恩准了寺内的请求，桂太郎将此电传给寺内，寺内立刻通知了李完用。他建议李完用采取措施以便正式签署条约。同一天，李完用召集了内阁，请求他们支持合并。8月22日，内阁召开了韩国皇帝亲临的御前会议。

韩国皇帝、总理大臣、皇室成员代表和其他高层官员参加了这次会议。皇帝宣布将把韩国的统治权让与日本天皇，在全权委任状上亲自签了名并加盖了御玺。他将委任状递给李完用，随后李完用向皇帝呈递了合并条约，供皇帝御览，并对条文进行了解释。皇帝很高兴地批准了条约。

会议一结束，李完用便来到统监府，将会议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寺内，并向寺内出示了全权委任状。他请求寺内签署条约。在查看了委任状后，寺内断定这份委任状完整、准确。他评论说，对政治局势采用如此内敛、友好的解决方案，对日本和韩国来说都是一件幸事，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场合。他和李完用在条约的日本文本和韩文文本上签了名（同上，第460页）。

8月29日，日本公布了合并条约的全文。天皇发布诏书：

朕念永远维持东洋之和平、保障帝国安全为必要之事，又常思韩国为祸乱之渊源。前朕之政府同韩国政府协定，置韩国于帝国保护之下，杜绝祸源，以期确保和平。

而来经时四年有余，其间朕之政府锐意改善韩国施政，虽见成绩，然韩国之现制尚未足以完全保持治安，疑俱之念每充溢国内，民难安堵。为维持安宁、增进民众之福利，加革新现制已瞭然不可避。

朕与韩国皇帝陛下共鉴此事态，念举韩国与日本帝国合并以应时势要求之外，别无他法，兹决定韩国与帝国永久合并。

合并后，韩国皇帝陛下及其皇室各员受相当之优遇，民众直接立于朕之绥抚之下，增进其福祉；产业及贸易于治平之下，亦见显著发达。而东洋之和平，依此愈见巩固基础，此为朕所确信无疑之所也。

朕特置朝鲜总督，以承朕命，统率陆海军，总辖诸般政务，百官有司详体朕意行事，施设之缓急得其宜，以使百姓永享治平之庆。（同上，第464—465页）和以天皇的名义颁布的其他诏书一样，我们不清楚诏书的哪一部分 （如果有的话）是天皇的意思表示。但是，诏书的内容与他对韩国的切身命运所持有的观点相吻合。置身事外的我们看来，那些决心将韩国合并到日本的人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鉴于与外国打交道的经验，那些认为合邦将带来共同繁荣的韩国人理应预见到，外国总是把为自己谋利放在了给韩国民众带来昌盛之前；即便是傀儡领袖（如韩国皇帝）能过着舒适的退位生活，但韩国民众仍是被剥削的命运。在现代文明的各个方面都领先于韩国人的日本人，必将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一优势地位。

那些真心相信日本公开宣称的目标的日本人应当意识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担任总督统治韩国的军人将会对韩国真正感兴趣。他们只不过是将韩国作为日本在亚洲大陆上进行进一步扩张的跳板。尽管很容易就可以预料到合邦的最坏之处，但似乎没有人担忧那些方面：在韩国的日本人将在行为举止中表现出主宰种族的傲慢姿态，而韩国人为了能在日本的统治下求生存，将学会如何取悦日本人。这对当时的韩国来说，是一种羞辱体验。

即便韩国政府已经预料到了日本人的统治将会给韩国民众造成怎样的影响，但在现阶段也无力抵抗。合并条约强调给国王和贵族相应的善待，大概反映了日本人的信念：只要满足了上层阶级，即使无知的民众出现不满也无关紧要。

不久后，只是作为王的韩国皇帝，就像他在8月29日颁布的诏书中明确表示的那样，已经无法成为韩国独立的象征性存在。诏书中说，为实现改革，他竭尽所能却徒劳无功。由于十二年前饮用毒咖啡，积弱成痼，已经疲惫到了极限，无望恢复元气。他日夜忧虑，虽力图为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寻思善策，但无法收拾时局。他认为托大任于他人为上策，于是决定将韩国的统治权让与一直以来亲信依仰的邻国的大日本皇帝陛下 （天皇），借此对外巩固东洋之和平，对内保全八域之民生。他敦促韩国民众深察国势、顺应时宜，无须为国家状况担忧，只需各安其业，服从日本帝国这一新政权的文明统治，共享福泽。最后他说，今日之举并非忘却了韩国民众，而是出于救活韩国民众之恳愿。

这封诏书不太可能是纯宗皇帝亲笔书写的，但所传达的强烈感情表明作者非常了解皇帝的感受，甚至一些话也许真的是皇帝自己写的。纯宗身体虚弱、未老先衰、牙齿掉光，但他想让韩国民众知道他并非是屈从于日本。他耗尽了有限的精力，为韩国所面临的危机寻找其他救国方法，然而徒劳无功[8月，李完用告知纯宗日本决定与韩国合邦，刚开始，纯宗没有任何反应。他似乎无法对情况做出正确判断，但是，当李完用说完，纯宗张着掉光牙齿的嘴，脸上是苦涩的表情（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289页）]。

就在同一天，也就是8月29日，日本天皇颁布了一系列的诏书，宣称从此以后韩国的国号为 “朝鲜”，在朝鲜设置总督，对朝鲜实行大赦，向朝鲜皇室赐予大量赏金。其他诏书涉及对日本进口的朝鲜货物征收关税，以及与专利、设计、著作权和通商有关的事宜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 467—468页）。在经历了统治者多年松散的统治后，朝鲜民众开始亲身感受到了日本的效率。

明治天皇对桂太郎巧妙高明地处理合并条约一事表示感谢。9月1日，日本采用宗教仪式的形式在皇宫举办了合并韩国的庆典活动，岩仓具定代表天皇主持仪式。就在同一天，天皇派遣九条道实前往伊势神宫汇报合邦一事。第三天，他派遣九条到神武天皇陵汇报；第四天向孝明天皇陵汇报了此事 （同上，第 469—470页）。从奉告消息的场所数量来看，合邦比清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还要重要。

8月 29日，《万朝报》刊载了一首民间歌谣，歌词包括“似有相似处，众人可见乎？西乡阁下（SaigōDon）者，正与阎王饮”[杵渊信雄，《日韓交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 289页。“Enma”是阎罗王。“Don Saigō”是模仿鹿儿岛的用法，“don”也是“dono”（殿下）的缩写，相当于西班牙语的“don”（先生）]。大约三十年前，西乡曾倡议征服朝鲜，而如今无需打仗，朝鲜便成为了日本的属地。因而，想必此刻西乡正在和阎王爷举杯畅饮。

日朝关系发生的改变，没有给天皇对李垠的喜爱之情造成影响，他时不时地向王世子赠送一盒蛋糕或水果。既然王世子不再被称为 “皇太子”，天皇便决定称其为 “昌德若宫”（《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503页。昌德宫是前纯宗皇帝在汉城居住的宫殿）。

10月，寺内递交了一份正式奏折，描述了自他担任统监到合并韩国期间的各个事件。他对行政机关进行了重组，并简化了流程。他大幅削减开支，推动区域化管理。采取这些措施使得 “朝鲜上下士民皆浴皇化之德泽，感激优待宠裕”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 500页）。

在奏折中，寺内没有提到朝鲜年号的使用情况，他禁止使用这一年号；此后，所有官方文件都按照明治的统治年份来记录日期。朝鲜的首都汉城——这个自李氏家族建都时起使用了五百多年的称呼——被禁止使用，改称“京城”（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 294页）。即使是在合邦的早期阶段，寺内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摧毁朝鲜人的国民意识。

一些朝鲜人，尤其是上层阶级人士，很可能会对日本统治下的政府效率更高和获得更多的安全保障心怀感激，但是，绝大多数朝鲜人对听命于外国人感到非常不满。这些外国人将他们视为下等国民，试图最终剥夺他们的语言和姓名。在远东，日本所做的一切要胜过英国、法国和美国：英国只拥有香港和清朝的几个口岸；法国的步履还没有超出过中南半岛；美国在菲律宾的统治饱受动乱的困扰。当时，鲜有日本人意识到了殖民主义是一种毒药，它所毒害的不仅是被殖民者，也毒害了殖民者。

（作者Donald Keene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荣休教授。本文摘自唐纳德·基恩著,曾小楚、伍秋玉译,《明治天皇：1852—1912》第五十九章“吞并韩国”，上海三联书店 |理想国，2018年 8月出版）■

作者：唐纳德·基恩

译：伍秋玉

编辑：范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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