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在山西参加辽金契丹女真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辽史补注》手稿

《辽史补注》成书历时半个多世纪，始撰于史语所时期，到陈述先生去世之前，方基本完成，又时隔26年才终于出版。所谓“好事多磨”。陈述先生在漫长的岁月里对这部书不断进行补充、修正，使之成为了一部集整理与研究为一体的巨著。

其实在此之前，该书曾有好几次可以出版的机会，都因种种原因搁置下来。《辽史补注》的撰著和出版过程，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

一

陈述先生在《辽史补注》后记里写到撰著是书的起因：

述初读《辽史》时，尝置《辽史拾遗》、《拾遗补》于侧，觉有未安，随手查阅。后因翻检之便，遂合两者为一书。偶有新知，亦附注书眉，仅便于使用，初未有意成书。

在北海静心斋时，一日，友人姚从吾过访，见此册，问，吾兄将欲撰一新《辽史》？急应之曰：不敢不敢。当时吾实无此奢愿。但志在辽、金二史，则已略具方向。

北海静心斋，即当时中研院史语所所在地。陈述因受傅斯年看重，1935年毕业后即到史语所工作。《辽史补注》工作的正式开展，正始于此。现在还能看到本书早期的手稿，用的是史语所特制的稿笺，乌丝栏，半叶十行，中缝油印“补注”二字。另刻有“校注”专印。陈述将《辽史》正文逐字抄录，校注部分则先捺朱印，再用双行小字注于下。这显然已经是誊抄过的，若再有增补，则以蝇头小楷写于天头地脚，或另纸贴附。

“七七”事变之后，陈述随史语所内迁，先后辗转于南京、长沙、桂林、南宁、昆明等地，1940年底被金毓黻“借调”到侨居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其间始终笔耕不辍。当时 《辽史补注》书稿初就，曾与《辽金闻见汇录》（未刊）一起列入东北大学的出版计划，因呈请陈寅恪先生为作序：

……久与沦陷区隔绝，东北重分几省，已莫得闻；经济更无所知。且金先生只半年来三台，半年在重庆，印制设备，仅石印机一台。

远在后方，期以纸墨报国，此书与《辽金闻见汇录》，均曾列入计划目录。因条理其类例，整齐成书。并以序例寄寅恪先生呈教，重承鼓励，亟欲早见此书出版。但卷帙较重，印制为难。（《辽史补注后记》）

陈寅恪当时刚刚脱离了困厄香港的处境，辗转抵达桂林，“途中得陈玉书先生述寄示所撰 《辽史补注序例》，急取读之”，境遇所至，怀古而伤今，特赞同其宁详勿略之旨，寄望甚高。欣然为其撰序，称：“惟尚冀未至此身盖棺之日，获逢是书出版之期，而《补注》之于《辽史》，亦将如裴 《注》之附陈《志》，并重于学术之林，斯则今日发声唱导之时不胜深愿诚祷者也。”

《辽史补注》虽列入出版计划，并获陈寅恪撰序，但当时因为《补注》一书篇幅较大，而战时物资短缺，印力有限，终未能印成。据陈述在另一篇文章里回忆道：

研究室附设两套石印机，一面编印《东北集刊》，一面印研究东北的专著如 《东北通史》、《东北书徵》等，还承印东大的学报《志林》，《辽金闻见汇录》、《辽史补注》也排入过计划目录，实际无力印。又因研究室改为研究所，任务由研究东北转向一般教学，1942年我专任历史系教授兼研究所导师，印书的事就搁置了。（《求学自叙》）

书稿虽没能印制，但至少未毁于战火，已属不易。日本投降后，东北大学陆续从三台迁回沈阳，陈述“同全校人员别了三台，过重庆，顺江而东”，先到南京，再到上海，留在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任教，没有去沈阳。1947年，陈述回到北京师范大学，此时《辽史补注》又有一次出版机会：

友人聂崇岐小山、齐思和致中为言，哈佛燕京社存纸若干，欲排印此书。（《辽史补注后记》）

1951年2月，教育部接管燕京大学，次年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公处也与燕京大学一起成为了历史，排印一事自也作罢。与社会的巨变相比，一部书的出版与否便微不足道了。

二

1949年下半年，陈述先生响应吴晗提议，发起成立了中国新史学研究会，又上天安门城楼见证了开国大典。他的辽史研究工作，受到了忘年老友——革命家、教育家徐特立的关注。陈述回忆：

有一天，徐老（特立）到我家里来，谈了一会儿，要看看《辽史补注》，同来的还有中宣部的两位同志，前后翻着看了几段，说，“很好。和王先谦的《补注》并不相同，以后我替你设法印。”

陈述与徐特立早在1937年便已相识。当时徐特立奉中共中央之命，从延安到长沙任中央驻湘代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北方的一些机关、大学也纷纷南下，陈述随着中研院到了长沙，给陈寅恪先生当“临时助教”。有一次陈寅恪给临时大学讲南方民族“巴蜀蛮獠，溪俚楚越”，徐特立来了，三人便攀谈起来。自此以后，二人结成了忘年交，但很快各自离开。直到1949年，二人才又在新北京见面。（陈重《徐特立与陈述》）

1950年代初期，徐特立与陈述都住在西四，隔得很近，二人交往密切，“一起谈政治、讲历史，指出 ‘历史要为政治服务’。徐特立鼓励陈述多出历史研究成果，并推荐陈述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工作”（《徐特立年谱》）。徐老关心 《辽史补注》的工作，也关心辽金史研究的具体问题，还写信与陈述讨论。比如陈家至今收藏的一封徐特立来信（见《陈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册》），是讨论“乣军”问题的。

陈述教授：

乣军资料奉还，乞察收。有不成熟的意见如下：

以《通志》的《氏族志》及《礼记》的、《左传》的文献和南方现存的祠堂制，乣军只是利用旧的氏族公社的遗留形式，而内容仍然是私有财产的剥削社会。是否正确，请审核为盼。

特立

1952年，陈述先生调到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次年一家人搬到了西郊，二人见面的机会渐少。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陈述调任该机构任研究员。从到民族学院起，他的主要工作是配合民族识别、民族调查，编写民族史材料等，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辽文汇》《金史拾补五种》《契丹社会经济史稿》先后出版。补注《辽史》的工作随着新的研究进展仍在继续。

1967年，是陈述与徐特立的最后一次见面，九十高龄的徐特立仍然牵挂着  《辽史补注》。陈述的儿女亲家周世钊，是徐特立在湖南第一师范时的学生、毛泽东的同班同学，新中国成立后在湖南从事教育工作。当时周世钊受到造反派冲击，毛主席邀请他到北京来，徐特立接他到家里住了两个月，也邀请陈述来见面。三人又谈起《辽史补注》，陈述当时正准备去河南干校，深感时间紧迫，可能无法再写了，难免沮丧。徐特立一再嘱咐：“你们一定要坚持完成《辽史补注》，以后要多来。”第二年，徐特立与世长辞，没能看到《辽史补注》的完成，设法出版的诺言也未及兑现。此时，这部巨著是否还有面世的一天，谁也不知道。

三

1971年6月，陈述先生被调到中华书局，接续冯家昇，承担《辽史》的点校工作。冯家昇的工作从60年代初开始，到1966年，完成了超过三分之二的标点和校勘记。后“文革”爆发，“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中断，直到1971年才得以重启。而冯家昇已于1970年4月去世，《辽史》便由陈述接手继续点校，陈述也由此从干校回到北京。陈述在撰著《辽史补注》时的长期积累，对《辽史》点校起到了学术支撑的作用，对冯家昇点校的初稿是一个有力的补充。

主持标点“二十四史”的，是顾颉刚先生。顾颉刚与陈述也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已相识。陈述的《金史氏族表》，邓之诚曾

经推荐给顾颉刚，希望在《燕京学报》上发表。当时《燕京学报》的主编是顾颉刚与容庚。顾与容商量，后者以为“印出无销路，故不印”（《顾颉刚日记》1934年 12月5号）。《金史氏族表初稿》最后发表在1935年的 《史语所集刊》上。后来陈述进入史语所工作，与顾颉刚有不少见面的机会。建国以后，二人也不时一起晤谈。陈述参加到“二十四史”工作中来，时常向顾颉刚请教。1974年10月，点校本《辽史》出版，陈述先生又全力投入到《辽史补注》的撰著中。

“二十四史”的整理计划，原本分两个部分，一是标点集注本，一是标点普通本。我们现在看到的整理本是后者。集注本包括已有的六种：王先谦《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唐书合注》、卢弼《三国志集解》、吴士鉴《晋书斠注》、彭元瑞《五代史注》，再加新编二种：史记集注和南北史补注。陈述曾与顾颉刚商议，是否能将《辽史补注》纳入此集注计划。考虑到集注本是标点整理前人旧注，而本书为今人新注，且在做法上与王先谦等人不同，不重考订训诂，而主要增补史实，是陈述本人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顾颉刚认为本书单独出版更为合适，于是推荐给中华书局出版，并撰写了序言。

中华书局档案中藏有顾颉刚写给时任中华、商务党组书记兼总编辑金沙的推荐信，兹录于下。

金沙同志：

颉刚承乏二十四史点校工作联系之责，愧拥虚位，毫无建白。多幸出版局和中华各级党的直接领导，以及工作同志们的努力，克底于成。这是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文化政策所取得的可喜成果，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项成绩，值得庆贺。

今后廿四史书有很多工作可做。就廿四史的材料情况来说，有的比较详赡；有的则漏略过甚，不足反映一代史实。辽史就是其中漏略最多的一种。此次参加点校辽史的陈述同志旧有《辽史补注》稿本，系仿裴松之注《三国》体例，对《辽史》作全面补充。颉刚曾于64年春翻看些注，觉有辽一代史料赖此获得总集。自清以来对廿四史作整部加注的，前有《晋书斠注》，但彼多在文词，此则较多注重史料，尤有用处。建议由书局责成陈述同志将其稿写清，即可作为此次点校工作的补充。是否可行之处，统请裁夺。

此致敬礼顾颉刚75.8.24

金沙批示：“树平、守俨同志阅。先了解一下情况。”吴树平和赵守俨是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组（即原古代史组）的副组长，组长是白寿彝。

赵守俨批复：

陈述同志的辽史补注一稿，抗战期间即已着手，后来又经多次修改。他曾给我看过该稿体例，大致包括正误、补缺（补史实、补传）、考异几个方面。如果做得好，对研究辽史确是有用的。但稿本大家都未见过，建议他先把稿子送来看看，然后考虑处理办法。

吴树平批复：

给陈述一信，请他把稿子送来看看。简复顾颉刚，说明我们已与陈述联系。

于是中华书局编辑部分别给顾颉刚、陈述回信如下：

（一）颉刚先生：

您写给金沙同志的信已收到。关于陈述的《辽史补注》一稿，我们已直接和他联系，请他把已出定稿部分连同凡例送给我们一读，读后再和他交换意见。承您关心我们的工作，谨表谢意。

此致敬礼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陈述同志：

近接顾颉刚先生来信，向我们介绍了您的《辽史补注》一稿。希望您将已经定稿清抄部分连同凡例交给我们一读，俟读后再和您交换意见。关于全稿进行情况，亦盼复中告知一二。

此致敬礼中华书局编辑部

上述二信于1975年9月16日同日抄发。看过部分样稿后，中华书局与陈述先生商定了排印办法、体式。当时全稿已进入清理阶段，原计划第二年完成。

多年心血终于要出版了，陈述的心情可想而知。经历了前几次的“波折”，也多多少少有点不放心，怕稿件积压，再生变故。年底周世钊来京医疗，陈述曾欲请顾颉刚“作一致毛主席函，由其转去”（《顾颉刚日记》1975年 11月24日）。1975年底，北京所承担十五史的点校出版工作基本都已结束，“总其成”的顾颉刚正拟作一总报告呈毛主席、周总理，但细想觉此事不妥，并未照办。

希望成果尽早面世、以供学人使用的急切心情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陈述先生对学问的态度是“求全责备”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田野考古带来了许多新材料如辽代碑志等，因此他决定先整理碑刻材料，出版《全辽文》，再用新材料进一步增订 《辽史补注》。于是出版计划再次延后。

陈述先生生前书稿已基本完成，全书序例再订于1989年9月，后记作于1990年10月，1991年11月出版的《辽金史论集》第五辑，全文刊载了陈寅恪的《辽史补注序》和陈述《辽史补注序例·后记》。学界都在热切盼望《辽史补注》的出版。但当时《氏族志》《国语解》还有一些部分未整理完。1992年1月，陈述先生去世，终究未能见到该书的出版。

▲陈述夫妇与长子长女在四川三台合影

四

陈述先生去世以后，《辽史补注》遗稿由长女陈重及其婿周思永（即周世钊之子）整理。书稿先交付了本纪部分，约占全书的40%。这部分于1994年底发稿，发稿意见如下：

元代修《辽史》较为草率，既未认真搜集、考订史料，再加上纪、志、表、传相互检核不够，因而史实错误、缺漏、矛盾颇多。本补注在厉鹗《辽史拾遗》、杨复吉《拾遗补》、陈汉章《索引》（按当为索隐）等基础上，广为搜集史料，包括近人研究及考古成果均予以吸收，撰成《辽史补注》。补，效褚少孙补《史记》；注，效裴松之之注《三国》。其内容包括：①正误：正驳文、订朔闰、辨重出、纠讹舛、移卷次；②补阙：补传、补志表、增事、加详、训诂；③补歧译：补歧译、补异闻；④存类事：附类事、存人物。是书引征广博，考订详密，是研究《辽史》集大成之作。

责任编辑：姚景安1994年12月27日

总编辑：傅璇琮 94年12月30日

发稿单显示，此次发稿的本纪部分约计800千字，共1273页；待发件还有序、序例、后记、志、表、传、引用书目。最早担任该书责任编辑的是当时的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姚景安。

陈述先生的家属都不从事文史研究工作，整理遗稿对他们来说难度很大，剩下的部分迟迟未能交付。后中华书局方面也发函询问过书稿整理进展。档案中存有一封“催稿信”：

周思永、陈重先生：

您好！

陈述先生大作 《辽史补注》本纪部分已发稿有时，本书是作为这个五年计划的重点书，当尽快发稿出版。但自《本纪》发稿后，其余稿件未见移来，不知整理工作进展如何？为了能按计划出版，务请尽快整理《志》、《表》、《传》部分的稿子，以便安排拜读、发稿。专此并盼赐复。

敬颂教安！中华书局编辑部

98.5.28全稿大概在2006年前后交来。最后一版的手稿，用的是A4大小稿纸的稿纸。《辽史》原文部分用点校本逐条剪下，贴在稿纸上，有校改或需要出注处，以钢笔标示注码；注释则用蝇头小字誊写在后，竖排繁体，非常工整。这批手稿共3242页，分册装订成 34本，用牛皮纸做封面，装在一个深色手提箱里。工厂先排出校样，校对后又请作者方面校订。书局提出，应按照出版规范，对全书的一些缩略语、引文出处进行统一处理。这项繁重的任务，周思永与陈重又进行了多年，其间陈重女士因病离世，由周思永先生最后完成。

姚景安退休后，书稿由另一名资深编辑崔文印接手。周思永最终校订完的校样，于2013年5月退回书局。崔文印先生看了一部分本纪，第二年年初由于年事已高未再返聘，校样再次搁置。

2014年夏天，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硕士毕业后入职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不久便接手了这部《辽史补注》。承担这样一部重要作品的责编工作，令我既惶恐又荣幸，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部书做好。

经过反复审读、商议，我们定出对本稿的基本处理原则是：充分尊重老一辈学者的著述习惯，尽量保留遗稿原貌，改错不改异。比如在引用某一条文献时，旧时学者大多是凭记忆撮引其意，这种一般不改；但如果引用卷次有误，则改正之。由于年代久远，排版技术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要做的，是重新排版。重新排版时，对字体字号进行了调整：《辽史》正文和陈注以大小字区分，补传、补志同正文字号。

新校样的编辑加工，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核对《辽史》正文。陈述先生是旧版《辽史》的主要点校者之一，对于《辽史》的校勘成果，已几乎体现在了点校本《辽史》中。但有一些比较大的改动，点校本没有采纳，陈先生在《补注》中则充分发挥，比如一些具体卷次的挪动和传、志的补充。2016年初，刘浦江教授主持的点校本《辽史》修订本正式出版，在遇到一些疑问时，我也参考了修订本，但原则上从原点校本。超出原点校本的改动，注文有充分依据的，皆遵从作者。

二、核对引文。按前述原则，“撮引其意”者皆保留原貌，但去掉引号；出处及卷数有错则改；涉及少数民族的人名、地名，不同文献版本可能有异译，因不确定陈先生当时所用为何种版本，均予以保留；所引原书有误而陈先生径改的个别文字，亦从。

三、陈先生在著述中对古今地名多有考释。近几十年来政区变动不少，本书既是遗稿，我们基本采用作者生前即1992年以前的资料。

四、本书的志、传部分有大量增补内容，皆排为正文字号。为了提示读者，对这些增补的条目，在目录和正文中均以“〔补〕”字标明。

五、撰写出版说明，介绍本书的基本情况和处理原则。

以上仅是编辑的一些技术性工作。《辽史补注》博览旁收，涉及诸多专业问题的探讨，为此我们还特意邀请了外审专家对书稿进行学术把关。

周思永先生年事已高，书稿的出版后来主要由陈述先生的小女儿陈正女士与我对接。陈正老师对我的工作提供了很多支持，在稿件处理上，充分信任书局的专业程度，并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编辑而有任何质疑。相反，还耐心为我讲述陈述先生的治学经历和态度，提供了很多资料，让我更深入地了解到这部巨著的来之不易。为了书前的插图，陈老师带着珍贵的手稿和老照片多次往返书局，拳拳之心，令人感动。她说这是父亲一辈子的心血，希望可以有益于后学。

在众人的努力下，《辽史补注》现在终于面世。我想，这是对陈述先生最好的纪念。

作者：李勉（作者为中华书局编辑）

编辑：范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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