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在中研院办公

陈述虽于1940年离开了史语所，但他始终与史语所保持着联系，认为自己只是从史语所请假至东北大学，故而后来屡次请求返所。只因时局动荡，未能如愿。1948年出版的《史语所集刊》第20本下册刊发了陈述的《乣军考释初稿》一文。这是史语所为配合中研院成立二十周年，推出的一期“本院成立第二十周年专号”，刊发的文章多为史语所学人内稿，陈述之文刊载其中，折射出他与史语所“断而未断”的关系。

2018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了陈述先生（1911—1992）遗著 《辽史补注》。这部十卷本、240万字的史学名著，是陈述历时一个甲子的心血所萃。它的出版，弥补了《辽史》过于“简略”和“脱漏甚多”的缺陷，必将有力地推进辽史研究的深入发展。然而追述此书编纂的缘起，则不能不从陈述与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的关系说起。

《金史氏族表》：进入史语所的“入场券”

1935年，陈述从北平师范大学毕业之后，进入史语所从事研究工作。史语所隶属于中央研究院，是民国时期全国史学研究的重镇，汇聚了傅斯年、陈寅恪、李济、董作宾等众多学术名家。在当时，想要进入史语所工作，并非易事，唯独北大史学系的毕业生受到傅斯年的青睐。对此，钱穆曾评价说：“凡北大历史系毕业成绩较优者，彼必网罗以去。”（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8页）从后来史语所的人员构成来看，历史组的劳榦、全汉昇、余逊、张政烺、王崇武、傅乐焕、何兹全等人，均是北大史学系的毕业生，这一点颇能印证钱氏的说法。故而，陈述后来回忆，能够进入史语所工作的年轻人，“一般都是北大毕业生，我算是例外”。（《陈述先生忆往事》，《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3期）

陈述的史学成就之所以能够引起傅斯年的重视，应与他扎实的学术功底、敏锐的学术识见和陈垣的大力提携密切牵涉。192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同时考取了北京大学预科和北平师范大学预科，由于他的父亲知道陈垣在北师大兼课，所以就让他选择了北师大预科就读（刘凤翥语）。1931年，陈述考入北师大史学系。

在师大就读的四年，是陈述初识史学门径的重要时期。在这里，他得到名师指导，博览众籍，善学深思，学术才华逐渐施展，于是在同学之中脱颖而出。这一时期，他相继撰著了《陈范异同》《补南齐书艺文志》《金史氏族表》《蒋心余先生年谱》等论文，表现出广泛的学术兴趣。其中，《金史氏族表》一文，甚得陈垣欣赏，遂将它在友朋中传阅。陈寅恪看过此文后，认为写的很好，作者年龄“起码四十”。陈垣告诉他，作者是自己的学生，“今年才二十出头”。于是陈寅恪说：“让他跟我见见面。”因此机缘，《金史氏族表》成为陈述结识陈寅恪的学术纽带。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陈寅恪谈到了王国维，并对陈述说：“王观堂是中外闻名的大学者。他的兴趣经常转换。如果他不换，成就会更大。”陈述事后体会陈寅恪说此话的用意在于教导他 “做学问要专一”。（参见《陈述先生忆往事》，《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3期）检视陈述在大学时期发表的4篇论文，涉猎多个时期的史学问题，然毕业之后则专攻辽金史，这种治学方向的转变应与陈寅恪的启示不无关系。

《金史氏族表》还在陈述与傅斯年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此文经陈垣的推荐，引起了傅斯年的兴趣。傅氏在阅读陈文之后评价说：“陈述先生潜修成此一书，精勤可佩，坚实可钦。”“此书之充实，当以所参检文集、碑志之数量为准，而其优越，当以发见沿习之误为标。今初稿已坚实丰盈至此，后来必为金源一代史事研究作础柱矣。欣甚幸甚！”（陈智超编注：《陈垣往来书信集》[增订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414页）

于是傅氏将陈述之文分为上下两篇，发表于1935年出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三分和第四分。《史语所集刊》是当时国内的权威期刊之一，在国际汉学界也享有一定的声誉。陈述以本科生的身份在上面发表学术论文，反映了傅斯年对他学术水平的认可。

傅斯年创办史语所的初衷之一，是“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人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并认为“此实后来历史语言学在中国发达命脉所系，亦即此研究所设置之最要目的”。（《傅斯年全集》（六），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 30页）傅氏慧眼识珠，对于陈述这样优秀的年轻学人，自然不会因其非北大毕业而将其拒之门外。在决定刊发 《金史氏族表》不久，傅斯年便邀约陈述见面，约定让他毕业之后到史语所工作。就这样，陈述甫一毕业，便与北大史学系毕业的全汉昇、余逊同年进入了史语所。

▲与老师陈垣先生

▲与老师陈垣先生

▲东北大学聘书

在颠沛流离之中笔耕不辍

从 1935年到 1940年，陈述在史语所工作了五年半的时间。在这期间，日本侵华的步伐不断加快，史语所的发展因受时局影响而不断播迁。1935年11月，史语所历史组迁入南京北极阁新址，陈述亦随所南下。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史语所开始迁往长沙，在长沙短暂停留两月之后，便决定再迁昆明。1938年 3月，陈述刚刚抵达昆明，便与劳榦一起写信向傅斯年汇报了迁徙情况：“此次千里长途运公家要物来此，李启生、高晓梅诸君费力甚大，梁先生尤卖气力，生等亦随同料理，不敢分一、三组畛域，亦不敢辞事物工作也。惟房屋至今无着落，故一切均未进行。”（傅斯年档案，Ⅱ-455）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滇边军事吃紧，昆明成为日军轰炸的重要目标，史语所不得不于1940年10月从昆明陆续迁往四川李庄。就在此时，金毓黻向史语所商借陈述到位于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任教，所以陈述未随史语所到达李庄，而是直接去了四川三台。由此观之，陈述在这五年半的时间里随着史语所由北平至南京，过长沙，到昆明，最终落户三台，生活大受影响。

可贵的是，陈述在颠沛流离之中依然笔耕不辍。于史语所任职期间，他先后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了《阿保机与李克用盟结兄弟之年及其背盟相攻之推测》《曳落河考释及相关诸问题》《头下考》《契丹世选考》《东都事略撰人王赏、称父子》5篇论文。这些论文的撰写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陈寅恪的指导。从陈寅恪书信集来看，他写给陈述的书信数量很大，共计22通。这些书信一是请求陈述等人代为寻书的短笺，一是对陈述治学的指导意见。譬如，针对陈述对曳落河相关问题的疑惑，陈寅恪在一封回信中写道：“曳落河最初为何民族语，尚待考。……尊著所定为契丹语之文献似较晚，能得时代更前者尤佳，但恐不易求也。”“禄山于契丹关系深切，不独孙孝哲为其骁将也。”“曳落河在禄山前是否亦专名，即一种民族之名，而健儿之义转为后起，与赭羯同耶。”（《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 2001年版，第181页）观照陈述发表的《曳落河考释及相关诸问题》一文，可知他在撰写 “安禄山曳落河下落之臆测”一目时，采纳了陈寅恪的观点。故而，陈述在此文结尾处突出强调：“本文属稿，承陈寅恪先生驰书启诲者再，几千数言。敦敦不厌烦琐。”（陈述：《曳落河考释及其相关诸问题》，《史语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1938年）

除以上5篇刊出论文之外，陈述在史语所任职时期还曾撰成《舍利横帐考释》一文，并且此文后来被编排在 《史语所集刊》第十本第四分。然而，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史语所档案中有一封傅斯年1943年6月3日写给贺师俊的信件，内容是告知贺氏将“《舍利横帐考释》抽出换入 《讲史与咏史诗》”。（史语所档案，李 9-3-17）《讲史与咏史诗》是史语所的张政烺所撰。傅斯年的这一做法，是否因为陈述已到东北大学任教，而此时处在抗战时期，出版困难，所以尽量优先刊发留在所内的同人著作？此中缘由，不得而知。在史语所的公文档中还有一通那廉君写给陈述的信，主旨是询问陈述是否收到了寄还的《舍利横帐考释》一文。（史语所档案，李 9-9-5）《舍利横帐考释》在陈述生前终未刊发，直至他去世之后，才刊于 2000年 5月出版的《燕京学报》新八期。

不惟论文的撰写、发表，陈述于史语所时期最值得称道的著作应是《辽文汇》。根据史语所1935年的工作报告记载，陈述参照“缪荃孙《辽文存》、王仁俊《辽文萃》、黄任恒《辽文补录》、罗福颐《辽文续拾》及新得之辽碑志若干种为《全辽文》之校订。”（《傅斯年全集》（六），第489页）后来，陈述考虑《全辽文》“极端形容之‘全’字，过为

隆重”，于是征得傅斯年同意，改为 《辽文汇》。（《陈垣往来书信集》，第622页）1937年傅斯年在致中研院总干事朱家骅的信函中特别提到，史语所在著作上“有特殊贡献者六人”，其中之一便是陈述。他说：“陈述最近将出版者有《辽文汇》一书，并著有重要论文。”（史语所档案，元127-11a）陈述至迟于1937年 2月即已撰成《辽文汇》并交付商务印书馆 （史语所档案，元339-9-2），但该书至1940年他离开史语所至东北大学任教时，仍未能出版。分析其中的原因，应主要在于，陈述精益求精，在校对清样的过程中根据新见史料不断增补，以至商务印书馆在1941年7月8日致史语所的公函中说：“《辽文汇》曾经作者校阅数次，为求早日结束期间，此次改正后，拟不再奉寄复阅，即由北平分厂径打纸型，以便付印，尚祈鉴谅。”（史语所档案，李7-4-17）。尽管此书即将付印，但仍因时局影响而未能出版，直至1953年，才在郭沫若的协助下得以刊行。

陈述在史语所中从事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  《辽史补注》的编纂。从中华书局新近出版的《辽史补注》来看，陈述于1935年10月已初步拟定了《辽史补注》的《序例》，但这项工作在史语所历年的工作报告及史语所档案中却很少被提及。譬如，陈述于1938年曾向傅斯年书信汇报年来研究情况，谈到已往未了的工作有：唐宋之际南北和战系年，曳落河考释，辽文汇；渴望整理的问题有：契丹南面官制考，契丹开国前史迹，契丹蒙古（同源说）因革考，沙陀考，女真与胡里改；今后工作：头下考。（傅斯年档案，Ⅲ-230）显然，这封书信对于了解陈述在史语所已经从事的研究和即将开展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陈述却只字未提《辽史补注》。笔者以为，陈述最初无意撰成一部史注，后积累渐多，感叹“在此千年诸史之中，尤以《辽史》记载最缺漏，遂以厉（鹗）、杨（复吉）之书附《辽史》，并以五代、宋、元诸史及《册 府 》、《会 要 》、碑 志 、杂 记补其阙，参取钱大昕《考异》、陈汉章《索隐》汇集一编”（陈述：《辽史补注·后记》，中华书局 2018年版，第 3773—3774页）。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陈述将补注《辽史》的书稿“携之转徙后方，亦未多有增益”。可知陈述在 1938年给傅斯年写信之前，《辽史补注》已初具规模，但因“未多有增益”而未达到自己期许的要求，故而在向傅斯年汇报研究情况时并未提及此书。其后，陈述被借调至东北大学，《辽史补注》曾列于出版计划，但因困难重重，终未能面世，直至 2018年，方由中华书局出版。

离而欲返的史语所情结

陈述于1940年12月26日抵达东北大学，以至离所而未能返回。事情的经过是：1940年 11月 8日，金毓黻致电傅斯年，商议借聘陈述到东北大学任教一事：“傅孟真兄：东大聘陈玉书为研究员兼副教授，薪二百八十元，八折，盼就复电。”（傅斯年档案，Ⅲ-406）3天后，金毓黻与傅斯年相晤于聚兴村，至此“商聘陈玉书事已谐”（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 4605页）。据陈述言，金氏聘请他的原因在于，“三台东北大学成立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金静安先生主其事，急欲有所撰作公于世。述被借聘襄助之，研究东北、辽金史。”（《辽史补注·后记》，第3773—3774页）实际上，在此之前，陈述与金毓黻已有书信往来，金毓黻在 1940年 10月1日的日记中记载：“陈君玉书自昆明寄所撰《投下考》上篇来。余前曾与陈君数次讨论此题。”从金氏所言“数次讨论”，可知他对陈述的治学成就深有体察，这也是他决定借聘陈述的动因。陈述到达三台后，金毓黻于1941年元旦致信傅斯年，表达了感激之情：“前得复笺，知陈君不日抵潼，正深悬企，乃于年前，陈君同夫人安抵是间，欣快为之莫名。弟正苦研史颇乏良友，兹得陈君之助，为之生色不少。我兄援手指惠，至可感也。”（傅斯年档案，Ⅲ-407）

东北大学向史语所  “借聘”陈述，史语所的批复为“准借”，因此陈述是以“请假”的名义离开史语所，期限一年。就人事关系来说，陈述仍然隶属于史语所，故而他到东北大学之后，依旧向傅斯年汇报读书、讲学情况（史语所档案，李15-2-9），俨然还将自己视为史语所的一员。从相关档案来看，陈述借调期满后，史语所并未致函东北大学要求陈述返所，而是陈述于1942年11月25日主动向傅斯年提出返所的请求，并提及三台物价高涨，生活不易，同时汇报了他所从事的《辽史补注》工作。傅斯年于12月7日给陈述回复了一封长信，主要述及三点：一是返所没有路费，“盖一人旅行，已经不堪，而一家旅行，直非我辈所可能也”。二是回所之后待遇不及东北大学，“去年院务会议通过，（弟未在，由他所起）凡请假中，加薪不计，（即无加薪与升级）如是，则兄返后仍须先为‘助理研究员’而全（汉昇）、张（政烺）诸君明年已为副研究员矣。此间待遇不如大学，兄所知也”。三是承诺若遇人事纠纷可设法解决，“假如在三台人事上有问题，弟可函臧（启芳）、萧（一山）诸公也”。据此来看，史语所不是要将陈述拒之门外，而是无法担负他返所的路费。傅斯年又在信件的最后补充说：“此时问题，只在搬家费。寅恪先生以无搬家费留在桂林，亦一例也。故只有再忍两年耳。”（参见史语所档案，李 15-2-8）陈述回信说之所以要返所，是因为“此间非读书之地，不宜作久留”，“请假以来愧无进益”，并表示在不能回所的情况下，仍将全力从事《辽史补注》。（史语所档案，李 15-2-5）由此看来，两人之间并未因此生隙。

值得注意的是，陈述到东大之后，撰有一本《辽金史论集》。这本《论集》大约完成于1944年，其中包含陈述新撰论文 8篇及 《辽史补注序例》1篇。陈述将《论集》寄给了傅斯年，“恳师为函荐呈教育部学术审议会”（史语所档案，李15-2-1）。从陈述写给傅斯年的另一封信中说道“拙稿蒙荐得审”，可知傅斯年曾向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推荐了《辽金史论集》。但评审的结果似乎并不理想，故而陈述说“原拟请求所内能收入单刊”，但现在“已无自信”，因此希望傅斯年能够“介至商务印为普通小册子”。最后感慨“离所四年毫无成绩，深愧多负，因此间非读书之地，屡盼早日回所”。（史语所档案，李 15-2-4）实际上，陈述所说“四年毫无成就”，也并不完全是谦辞。只要将陈述在史语所时期的研究计划和他在东大所刊论文相比较，便可知晓他在东大时期的研究，实为史语所时期研究计划的延伸。但在史语所的公文档案中并没有发现傅斯年对陈述此信的回应。

1944年 6月 2日，陈述再次致函傅斯年，要求返所，其中谈到了东北大学“人事之繁，实感无法应付”，所以“势非离潼不可”，如果史语所无法赞助他举家返回，可以一人返所，而“眷仍留潼”。从这封信看，陈述对返回史语所的希望似乎感到渺茫，所以他认为如不能返所，则希望傅斯年能 “由渝代觅一教书或研究机会”，或者“由某基金会酌予津助”。（史语所档案，李 15-2-10）因东大人事纷扰，陈述一月之后不得不再给傅斯年写信求助，说“此间人事繁复，整年风波”，故而“屡请回所也”；又说：“仍恳我师向中庚会代求一研究之费，最盼能代替薪俸，如不能代替薪俸，即作为补助手一人，使述可减少人事之牵扯。”（史语所档案，李15-2-11）这两份陈述写给傅斯年的信，透露出陈述当时境遇的尴尬、对现实的无奈，以及对于重返史语所的期盼。然而陈述终究未能再返史语所。

要之，陈述虽于1940年离开了史语所，但他始终与史语所保持着联系，同时认为自己只是从史语所请假至东北大学，故而后来屡次请求返所。只因时局动荡，未能如愿。抗战胜利后，陈述受聘位于上海的暨南大学，一年后回到母校北平师范大学任教，似乎他与史语所完全中断了联系。然而，1948年出版的《史语所集刊》第 20本下册刊发了陈述的 《乣军考释初稿》一文。《史语所集刊》第20本是史语所为配合中研院成立二十周年，推出的一期“本院成立第二十周年专号”，刊发的文章多为史语所学人内稿，陈述之文刊载其中，折射出他与史语所“断而未断”的关系。

作者：张峰（作者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中外史学交流视野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学术范式与成就探析”[15CZS002]阶段性成果）
编辑：范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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