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辑编《戊戌六君子遗集》书影

【导读】张元济与戊戌六君子有不同程度的交往，戊戌六君子就义，给张元济的思想带来极大震撼，同时也为他后来选择的人生道路定下了基调。1913年，张元济布置极司菲尔路新居东客室，精心挑选挂在墙上的照片，“戊戌六君子照在中间，‘谭嗣同复生’五个字写的特别大”，后还镌小印一方，文曰“戊戌党锢孑遗”。这些恐怕绝非偶然，而是基于对六君子的敬仰和对变法的纪念。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慈禧“训政”，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于瀛台。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谭嗣同、杨深秀、林旭、康广仁、杨锐、刘光弟遇害，血洒菜市口，时称戊戌六君子。几天后，户部尚书张荫桓、礼部尚书李端棻充军新疆，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夭折于胎腹。八月二十三日（10月8日），时任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的张元济奉旨革职永不叙用，不久离京赴沪，他所经办的通艺学堂也被并入京师大学堂。

20年后的1918年1月，张元济辑编的《戊戌六君子遗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张元济把对当年维新战友们的深切怀念和祭奠之情，以及对现实的思索，都付诸这部遗集之中。

一群时代浪潮弄潮儿

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少年时代随父母在广东度过，后回家乡。1884年春，应县试，得第一。同年参加嘉兴府考，得中秀才。1889年秋，他23岁时又得中己丑恩科乡试第十名举人。1892年春，他与朋友们来到北京参加壬辰科会试，顺利通过贡院初试、保和殿复试及朝考等考试，高中二甲第24名进士。不久，光绪皇帝召见钦定其为翰林院庶常馆庶吉士。十年苦读，他终于成了科举场上的一名幸运儿。

1894年春，翰林院庶常馆散馆，张元济被任命为刑部贵州司主事。在国事日危的刺激下，他潜心于西学，阅读一切可以得到的西学书报，并广交友朋，互相切磋。当时康有为的“公车上书”，拉开了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幕。张元济后来回忆道：“丙申年（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前后，我们一部分同官，常常在陶然亭聚会，谈论朝政。参加的一共有数十人。当时并没有会的名称，只是每隔几天聚会谈谈而已。”“那时候我在北京和一些朋友办一所通艺学堂……教授英文和数学，学生有四五十人。学堂聘请二位教员，一是同文馆的学生，另一位是严复的侄儿严君潜。‘通艺’二个字就是严复取的。”（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张元济全集》第5卷第232、233页，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他所交往的一大批京官子弟，大都为维新人物。

1896年6月8日，他在一封致汪康年的信中写道：“弟近读公羊，兼习公法。才智太短，进不能寸，惟志在必成，断不中止。英文已习数月，仅识数千字，而尚难贯通，前月业已从师，拟即日迁寓馆中矣。” （《张元济全集》第2卷第169页，商务印书馆，2007年1月）“读公羊”“习公法”，兼学英文，这正是通艺学堂学习的主要内容。公羊学，即今文经学，是汉代盛行的一种经学学派，其中心思想是倡导应变的公羊思想，与重考据、轻实践的乾嘉汉学相对抗。康有为的“公车上书”首援即《公羊》之义；谭嗣同的“仁学”哲学体系，其思想来源之一也是《春秋公羊学》。梁启超说他屡游京师，“最契之友”为夏曾佑（穗卿）、谭嗣同（复生），称赞夏“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夏曾佑集》下册，第11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而这位精通公羊学的夏穗卿正是张元济的挚友之一。

从1893年的《夏曾佑日记》中，我们就能见到张菊生的名字。1896年后两人在京师期间，交往密切，“访菊生”“菊生来”“寄菊生信”等记载比比皆是。一些维新人物的聚会，两人常常均在座。后来夏到天津，在孙宝琦办的育才馆任教，又助严复、王修植主持的《国闻报》，时常往来于津京之间。凡夏至京都两人少不了见面聚谈，张去天津也总是第一时间拜访夏。两人一同“长谈”，一同访友，其中除浙江籍的友朋外还有严复、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夏来京许多次就下榻于通艺学堂。［如1897年8月21日（七月二十四日）日记：“晨附汽车，发天津，晚至京城，寓菊生诸人学堂。”又如1898年2月11日日记：“附汽车入都，寓通艺学堂。晤菊生、书衡、螺舲作夜谈。”《夏曾佑集》下册，第699、704页］二人各自停留数日，几乎天天见面。

张元济与戊戌变法的两位主角康有为、梁启超都有接触。他在政治主张上似乎更倾向于梁启超，对康的激进主张则多有保留。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守旧党派反对新政的空气已甚浓厚，我就劝康有为适可而止，不可操之过急，并劝他趁机会到南方去开办学堂，造就一批新的人材，将来自然有人帮忙，一面可以缓和缓和反对的势力，但康不肯听从。”（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又说：“诏下之日，长素留居日下，日日鼓吹变法甚力。余谓长素，八股既废，千百年之锢疾一旦扫除，聪明才智之士必将争入学堂，讲求实学，一二十年后人才辈出，新政之行，易如反掌，力劝长素作一结束，不必更求其他，即日南下，尽力兴学。而长素不从，且益激进。”（张元济《为刘忍斋跋康长素札》，《张元济全集》第10卷第201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11月）显然张更倾向于“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的主张，与严复的思想更为接近。

张元济与戊戌六君子有不同程度的交往。如林旭（暾谷），癸巳科福建乡试解元，于1897年10月从上海到北京，即来拜访张，交来汪康年的信，给张留下深刻印象。在给汪的回信中他说：“林暾谷交到手书，谨诵悉。林公下车即来，与谈数刻，绝无浮嚣气。其人可谓精锐矣。亦愿入馆读西书，从此又得一美材，可喜之至。”（《张元济全集》第2卷第186页）林旭后来加入通艺学堂学习，引为同志。又如杨锐（叔峤），夏曾佑的日记中已多次记载他与张见面时，这位叔峤经常在座。时汪康年、梁启超在上海创《时务报》，1898年1月，张元济与杨锐、冯志先在京代派上海寄来的《时务报》，代派处称《时务报》分馆，对人手与经费等都作了仔细规划。（1898年1月13日张元济致汪康年书，同上，第189页）

康广仁（幼博），康有为胞弟，是一个性格刚毅、才干卓绝的维新人物，梁启超称赞他“精悍厉挚，明照锐断”（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社, 1953年,第68—73页）。他早年曾在故乡经办不缠足会，1897年初又在澳门担任《知新报》经理，后又到上海倡设女子学堂和经理大同译书局，1898年初来到北京，协助其兄参与变法。百日维新中许多重要的变法主张，诸如策划联络英国，废除八股，改变生童岁科各试，乃至最后策动袁世凯包围颐和园等事，他不但是建言者，还是执行者。所有这些，局外人无从得知，而当事人却了如指掌，洞若观火。梁启超认为：“世人莫不知南海先生，而罕知幼博，盖为其兄所掩，无足怪也。而先生之好仁，与幼博之持义，适足以相补，故先生之行事，出于幼博所左右者为多焉。”梁氏还将康广仁同谭嗣同相提并论，认为六君子当中“惟复生与幼博为最。复生学问之深博过于幼博,幼博治事之条理过于复生，两人之才真未易轩轾也”（同上）。现在缺乏直接的史料证明张元济与他有过接触，但是在《夏曾佑日记》中也许能发现某种间接的联系。1898年5月16日（闰三月二十六日），夏曾佑从天津抵达北京。第二天，“访卓如，与卓如、孺博、幼博小饮”。下午即“访菊生、弟三、书衡，暮归”（《夏曾佑集》下册，第708页）。卓如，梁启超；孺博，麦孟华；幼博，康广仁。夏在京停留的三四天中，天天与张元济、康有为等见面，谈什么，日记没有记载，但可以想象都是变法维新的大事。不能排除康广仁在京的半年多时间内与张元济见过面。至于谭嗣同、杨深秀、刘光弟，也没有发现张元济与他们直接交往的史料，情况可能相同。这一群时代浪潮弄潮儿虽然主张不尽相同，经历、贡献与最后归宿各异，但是他们当时求新求变、救亡图存的改革信念是一致的。

1898年6月11日，光绪诏定国是，实行变法。13日，翰林院侍读徐致靖上《密保人才折》，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几天后，康有为与张元济先后被光绪召见。就在康、张被召见的当日，帝党首领翁同龢被逐出京，张元济就意识到朝局会有重大变化。虽然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弟四人入军机处，参与新政，包括张元济在内的维新派不断上奏折，向光绪提出变法主张；然而，后党已密谋政变。果然不久，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被扼杀于摇篮之中。“戊戌六君子”就义时，杨深秀49岁，杨锐41岁，刘光第39岁，谭嗣同33岁，康广仁31岁，来自福建侯官的“才子”林旭，年仅24岁。

这一切，对张元济的思想带来极大的震撼，同时也为他后来选择的人生道路定下了基调。

聊尽后死者之责任

戊戌政变的深刻教训让张元济记忆犹新，终生不能忘怀。1903年初，他辞去南洋公学译书院总校的职务，担任商务印书馆首任编译所长。同年8月，就把戊戌政变写入由他撰序的《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该教科书上下两册，起自“三皇制作”，下迄“两宫回銮”。卷七“国朝”篇，有“林则徐毁鸦片”“英兵来攻”“宁波之战”三节，叙鸦片战争概况颇详。对历次不平等条约赔款、割地数字，均有较详尽的记载。在小学教科书中披露这些内容，可见编者的胆识和忧国忧民之情。“戊戌变政”一节曰：

光绪二十四年，皇上忧国事之日非，锐意振兴。除杨锐、林旭、刘光弟、谭嗣同为四品卿，使参预新政。继又命康有为督办官报。此外名士多不此擢用。夏秋数月间，革新之诏数十下。废八股，改文武科举章程，使归实用；诏海内士民上书，广开言路；诏京师及各省府厅州县，遍立学堂，学者以次递升，予以出身，以奖励实学；废天下不入祀典之庵庙寺观，尽改学堂；工商能出新制者，得褒奖专利；裁汰诸冗员，又裁减无用之兵。士民条陈新政者日数十折，报馆、学堂、学会亦次第兴办。（转引自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册，第127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

这无疑是我国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戊戌维新的首次记载。离政变发生仅仅过了五年！在党锢未开之时，能有如此精辟评述，虽则该教科书署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但我真怀疑它出自张元济之手笔。

民国初的1913年，张元济布置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新居东客室，精心挑选挂在墙上的照片，“戊戌六君子照在中间，‘谭嗣同复生’五个字写的特别大”（张树年《我的父亲张元济》第3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后还镌小印一方，文曰“戊戌党锢孑遗”。这些恐怕绝非偶然，而是基于对六君子的敬仰和对变法的纪念。

1916年，他把辑印《戊戌六君子遗集》提到了议事日程。

民国后，康有为与张元济同在上海居住，两人时有往还。1916年11月21日，康有为约张元济往其寓所晚餐（《张元济日记》云：“康长素约在伊家晚饭。遇龙伯训、邝善甫及徐君勉之子。”《张元济全集》第6卷第129页），很可能谈到了辑集六君子遗著的事，因为同年12月23日，张日记“编译”栏记云：“拟印《戊戌六君子集》。函询长素，伊弟及杨深秀有无遗著。”（同上，第135页）上日张赴海盐扫墓并为公司事在杭州停留数日刚回上海，是否六君子其他几位遗著已部分落实了呢？从张后来为《戊戌六君子遗集》所撰的序言知道，他通过朱祖谋、王乃澂、王式通、李拔可、何天柱等人已得到谭嗣同、林旭、杨锐等人的诗文，独缺康广仁与杨深秀，才向康有为求助，无奈康有为也没能提供其弟的著述。

朱祖谋，字古微，号彊村，浙江吴兴人，官至礼部右侍郎，著名词人，曾上书反对仇教开衅，触怒西太后，几获罪。王乃澂，字聘三、病山，四川中江人，历官知府、布政使等。王式通，字书衡，山西汾阳人，原籍浙江绍兴，历任编书局、学务处等职。李拔可，名宣龚，福建闽县人，任商务印书馆协理、经理等职。何天柱（澄意），广东香山人，履历不详，民国后曾编有《三名臣书牍》。张元济为辑编《戊戌六君子遗集》可谓煞费苦心，正是为了聊尽后死者之责任。

唯一一部六君子合集

丁巳十二月（1918年1月）《戊戌六君子遗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线装六册，该书集中了当时能得到的六君子遗文遗诗，加以汇集。全书包括谭嗣同《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三种；林旭《晚翠轩集》；杨锐《说经堂诗草》；刘光第《介白堂诗集》；杨深秀《雪虚声堂诗钞》及《杨漪村待御奏稿》；康广仁《康幼博茂才遗稿》。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六君子合集。张元济在序文云：

丙辰，余将谋辑《戊戌六君子遗集》，先后从归安朱古微祖谋、中江王病山乃澂、山阴王书衡式通、闽县李拔可宣龚、南海何澄意天柱得谭复生、林暾谷、杨叔侨、刘培村四参政、杨漪村侍御遗著，独康幼博茂才诗若文未之或见，仅获其《题潘兰史〈独立图〉》绝句一首。屡求之长素，谓家稿散漫，且无暇最录，以从阙为言。然培村之文，经病山驰书其弟索久不获，漪村之诗，则止于壬午以前，书衡求后集于其嗣子，亦不可得也。戊戌距今才二十年，政变至烈，六君子之遇害至惨且酷，其震撼宇宙，动荡幽愤，遏抑以万变，忽忽蹈坎阱，移陵堙谷，以祸今日；匪前代之钩党株累，邪正消长，以构一姓之覆亡已也！故輓近国政转变，运会倾圮，六君子者，实世之先觉；而其成仁就义，又天下后世所深哀者。独其文章若存若亡，悠悠者散佚于天壤间，抑不得尽此区区后死者之责，循斯以往，将溷于丛残，旧文益不可辑，可胜慨哉！默念当日，余追随数子辇下，几席谈论，旨归一揆。其起而惴惴谋国，盖恫于中外古今之故，有不计一己之利害者，而不测之祸，果发于旋踵。余幸不死，放逐江海，又二十年，始为诸君子求遗稿而刊之。生死离合，虽复刳肝沥纸，感喟有不能喻者矣！复生遗著尚有《仁学》一卷，《石菊隐庐笔识》二卷，兹编所录，止于诗文。丁巳初夏，海盐张元济谨识。（《张元济全集》第10卷第206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11月）

梁启超称谭嗣同“志节、学行、思想，为我中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其诗亦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他特别欣赏《莽苍苍斋诗》中题麦孟华扇《感旧》四首之三，其一曰：“无端过去生中事，兜上朦胧业眼来。灯下骷髅谁一剑，尊前尸塚梦三槐。金裘喷血和天斗，云竹闻歌匝地哀。徐甲傥容心忏悔，愿身成骨骨成灰。”梁称赞“其言沈郁哀艳，盖浏阳集中所罕见者。”（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4月）谭的著作早有刊布。《莽苍苍斋诗》1896年（丙申）于金陵刊行，在维新人士中广为流传。辛亥年（1911年）谭嗣同的侄子谭传赞以“谭氏重刊”名义，将其叔《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与《远遗堂集外文》三种重新刊布。

近代文献的辑印，有时并不比古籍顺利。林旭与李拔可为同乡友人，他的《晚翠轩集》文稿由李发现并于1905年首次刊行。李拔可后来辑印《墨巢丛刻》也收有此集，并在“丙子十二月”（1937年1月）写的序文中叙述得到林旭遗稿与流传的经过，也提到《戊戌六君子遗集》。文曰：

当暾谷被逮时，闻其巾笥尚有朱书票，拟暨与德宗造膝问对，又如家人父子之言者，亦皆散失，不可得见。越数岁，大舅沈公涛园，以京兆尹出而提刑粤东。予自江宁来别诸沪滨，忽于广大海舶行李中见一箧衍熟，视之，知为暾谷故物。不钥而启，则晚翠轩之诗与孟雅夫人崦楼遗稿在焉。既恫且喜，遂请以校刊自任。岁乙巳，居崇川，事简多暇，为之付印一千部，分贻知好，转瞬辄罄。厥后为涵芬楼收入《戊戌六君子遗集》中，寝以风行。然私念暾谷平时书札墨渖具在，纵论时事，臧否人物，有为一代兴亡所系者，宜与天下后世以共见。于是，复与林丈筱纶、郑丈叔昭、表弟沈剑知从事收集，重为《晚翠轩补遗》诗十三首，《崦楼补遗》诗十四首，并检涛园、冯庵二长者题记，辑为一卷，益以暾谷手简及其应试文字，附卷末。嗟乎！是区区者，假令当日不邂逅于舟次，则暾谷与孟雅夫人之余绪，足以传后而不朽者，或将展转散落，岂不更可痛耶？（李拔可《晚翠轩集·序》，1937年《墨巢丛刻》原书）

林旭遗稿的来由叙述甚详。商务版《戊戌六君子遗集》中的《晚翠轩集》显然按李拔可乙巳年刊本印行。《晚翠轩集》曾“三墨本”，以1937年《墨巢丛刻》版为备，除诗外，有“补遗”、“外集”、“遗札”和附录。

杨锐的《说经堂诗草》与杨深秀的《雪虚声堂诗钞》，丙辰之前都有刊本行世。前者有“蜀藏”版《杨叔峤先生诗集》，后者有光绪七年（1881年）《雪虚声堂诗钞》刻本。刘光第的《介白堂诗集》二卷，光绪癸卯（1903年）也有铅字排印本传世。唯独康广仁遗著最为少见，这也是张元济求助于康有为的主要原因。

康广仁（1867—1898年）传世之诗只有二首，其中之一即收于《遗集》中的《题潘兰史〈独立图〉》，最早似见于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诗曰：“迢迢香海小阑干，独立微吟一笑欢。我亦平生心有事，好花留得与人看。”梁启超评论称其写观图时感受温暖深微，“其牺牲一身为后来国民幸福之心活现纸上，读竟怅然。”（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27页）潘兰史，即潘飞声（1858—1934年），号剑士，别署老剑、剑道人、独立山人，广东番禺人，近代文学家、思想家。张元济1944年撰写《为陈思明题康长素书札》也提到这位“长素门下士”。

东市朝衣胡太酷，覆巢余卵亦难完。

只应沟壑供填委，土芥臣原一例看。

这是1952年12月张元济所撰《追述戊戌政变杂咏》组诗中的一首，诗注云：“四卿既诛，党人捕逐殆尽。有劝余出亡者。余有母在，此求生害仁之事，余何能为？惟有顺受而已。”（《张元济全集》第4卷第234页）记的即六君子遇害的事。六十年来，作者一直把对六君子的追怀记于心间，这种追怀经常袒露在他的诗文之中。

当然《戊戌六君子遗集》是六君子合集，并非全集，今天《谭嗣同全集》的大部分、刘光第的《衷圣斋文集》等均未收入其内。前些年有人从旧档案中还发现了康广仁的一封《致星海先生函》，反映出他对清末官场苛敛厘金、贪污盘剥以致生民涂炭现象的疾恶如仇，与其亟亟要求更张旧法的情怀。（参见孔祥吉《康广仁早期思想的一件重要史料——读稿本〈致星海先生函〉》，《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星海，即梁鼎芬。但是，《遗集》却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六君子合集。1918年1月初版，于1937年6月出版“国难后第一版”。1966年10月，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印行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书》，其中《戊戌六君子遗集》即按商务印书馆版影印，全一册，分布面精装与平装两种版式。

六君子以及康梁等包括张元济在内的一大批变法维新弄潮儿，是近代中国第一批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变法虽失败了，但是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为我们今日重新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提供了借鉴和启发。2018年是戊戌变法120周年纪念，听说商务印书馆将重印100年前的这部六君子合集，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翘首以盼！

2018年1月于上海浦东明丰花园北窗下

作者：柳和城  编辑：刘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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