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康酬神田香岩诗（取自神田喜一郎：《敦煌學五十年》，二玄社，1960）

【导读】伯希和于1908年获得藏经洞文物后，便返回安南河内；复于1909年5月动身来华，随身携带部分敦煌文献，并于一个多月后抵达北平。该年9月，时任清廷刑官的王式通、董康便已侦得此讯，并经由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端方的美籍幕僚福开森，得以接触伯氏，披览并拍摄部分敦煌写本。为集结同好募款集资，委伯氏返回巴黎后将所有敦煌文献制成珂罗版，寄返中国，交由董氏诵芬室印行。董氏力邀罗振玉参与其中，促成罗氏私访伯氏、撰成《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并由诵芬室印制，分发海内。

《书舶庸谭》的作者董康[1869—1948，有关董康生年，通说是1867年。然而据《清代朱卷集成》所收董氏应举文书中载“同治己巳（1869）三月二十二日吉时生”，生年应为1869年。参见孔颖：《晚清中央政府の法制官董康の日本監獄視察について》，《或問》第18號，2010年，第39页。至于他的卒年，一般认为是1947年。然而据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警察局档案”J184-002-04391号档案，1948年5月4日义字64号第二分驻所“呈为地院会同检验董康因病身死由”可知，其卒年为1948年。转引自陈新宇：《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3页注1]，字授经，号诵芬室主人，江苏武进（今常州）人。进士出身，雅好藏书，专精版本目录之学，以法学、文史之才名重当时。

董氏自清季（1902）受命东渡，考察日本司法刑律以来，此后蹈海赴日凡“廿余次”（董康著，王君南整理：《董康东游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76页），虽然动因各有不同（如衔命公干、潜逃避难、应邀讲学等），但交游、访书为历次出行所未曾缺者。他由此不仅结交日本汉学重镇如内藤湖南、狩野直喜，法学名流如松冈义正等，还与古籍珂罗版制作“海东第一名手”小林忠等过从甚密，自称“文字因缘固有胜于骨肉亲知万万者”。（《董康东游日记》，第2页）董氏于1926年12月30日至1927年5月1日避孙传芳通缉之祸，1933年11月8日至1934年1月22日受邀讲学，1935年4月23日至5月18日应邀出席孔子圣堂落成式，1936年8月19日至9月15日携眷避暑，先后四次赴日，分别见载于董氏《书舶庸谭》卷1—4、卷5—7、卷8、卷9，个中细节颇称详备。至于董氏于1906年4月至12月赴日考察狱政、1911年至1913年因辛亥革命东渡避难等经历，亦有见载于日人日记、回忆录者。（如神田喜一郎的回忆及其所引祖父神田香岩日记，参见氏著《敦煌學五十年》，二玄社，1960年，第157—162页）

▲《燕麈》第2卷第12号、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书影（取自神田喜一郎：《敦煌學五十年》，二玄社，1960）

因董氏文、法兼擅，文史学界与法学等界致力于勾稽董氏生平业绩者，不乏其例。笔者拟立足于《书舶庸谭》，抽绎董氏与彼时日本学界之交往断片若干，聊作发挥，藉此展现两国学术互动之侧面。唯需说明者，《书舶庸谭》传世者有四卷、九卷之别，前者有1928（戊辰）年董氏自刻本、1930（庚午）年大东书局印本，后者有1939（己卯）年诵芬室重校定本、1940（庚辰）年重印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该书整理本凡三，四卷本有傅杰据戊辰本所作点校（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九卷本则先后有王君南以己卯本为底本所校《董康东游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朱慧以庚辰本为底本所作整理（中华书局，2013年）。下文即以此三书为主要文献依据，除非必要，行文出注以王君南本为准。

（一）

陈寅恪先生曾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氏著：《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66页）清季以降，中国古文献之重大发现者凡四，敦煌藏经洞文献居其一。学界得预此流，虽有赖外人如伯希和等之力，但董康作为情报搜集、发布者，实在功不可没。

伯希和于1908年获得藏经洞文物后，便返回安南河内；复于1909年5月动身来华，随身携带部分敦煌文献，并于一个多月后抵达北平。该年9月，时任清廷刑官的王式通（大理寺推丞、学部谘议官兼度支部清理财政处谘议官）、董康（时任刑部主事）便已侦得此讯，并经由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端方的美籍幕僚福开森，得以接触伯氏，披览并拍摄部分敦煌写本。为集结同好募款集资，委伯氏返回巴黎后将所有敦煌文献制成珂罗版，寄返中国，交由董氏诵芬室印行。董氏力邀罗振玉参与其中，促成罗氏私访伯氏、撰成《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并由诵芬室印制，分发海内，复于10月4日齐集京内同好公宴伯氏，再商印制法藏敦煌文献之议。[详见王冀青：《清宣统元年（1909）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再探讨》，《敦煌学辑刊》2014年第2期，第130-142页。通说咸以公宴时间为9月4日，王氏以最近发现的1909年10月5日恽毓鼎致沈曾植信为线索，力证通说之非，重定其时为10月4日]此次公宴，日本书商田中庆太郎厕身席间，并执笔撰写《敦煌石室中の典籍》一文（载《燕麈》第2卷第12号，1909年11月1日，该杂志的受众是客居北京的日本人）。罗氏、田中氏之文和罗氏此后旋即撰成的《莫高窟石室秘录》以及部分写本照片，先后传至日本西京。《朝日新闻》于同年11月12日发表《敦煌石室の發見物》，于11月24—27日连载内藤湖南署名的《敦煌發掘の古書》。京都大学史学研究会于11月28—29日藉冈崎府立图书馆展出300余帧写本照片，并由小川琢治、内藤氏、富冈谦藏、滨田耕作、羽田亨、狩野直喜、桑原骘藏等中国学教授先后发表演讲，日本敦煌学研究由此发轫。（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第8—20页）

此后日本学人先后赴华、赴欧，亲阅写本，如内藤湖南于1924—1925年航欧，分访巴黎、伦敦，携回摄影照片或手录释文，成为此后相关研究之凭借。此点在《书舶庸谭》中亦有反映，如卷一上“（1927年）1月2日”条载：“湖南复出敦煌遗书影片，约二百余种。中有余未寓目者，恳以每日借携回寓校录，得其首肯，并赠余《华甲寿言》《航欧集》各一册。”（《董康东游日记》，第3页）此后，内藤氏分别于1月3日、1月10日、4月6日、4月13日先后出借敦煌文献影片若干，董氏先后抄录并题识《刘子新编》《王绩集》《金光明经》《文选》（隋、唐各有写本残卷）、《尔雅》《明妃曲》《治道集》《御制孝经赞》《（神龙）散颁刑部格》《唐律·职制、户婚、厩库》《尚书大传》《古文尚书》《道德经》《礼记大传》《庄子外篇》《舜子至孝文》《新修本草》《珠英集》《二十四孝押座文》等卷。

需略加说明者，有关《散颁刑部格》纪事，《书舶庸谭》四卷本与九卷本所记有别，前者仅叙残卷样态（四叶、九十一行、凡十□条），并概言“大率补律所未备”、“颇多与《唐律》互证”，并断言“若得《唐书》逐节为之疏证，此亦考唐代制度不可少之书，并可见明清诉讼手续之沿革也”（董康著，傅杰校点：《书舶庸谭》，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页）；而九卷本则过录残卷全文，并逐节与《唐律》互较，以明律、格关系（《董康东游日记》，第26—36页）。除此之外，董氏研究此卷之成果刊布，杂稽文献，可得如下经纬：

《书舶庸谭》卷六（1933年12月）“12日”条：仁井田来，借所校《神龙散颁刑部格》去，拟刊入杂志；

同书同卷“30日”条：仁井田博士来校正前所录神龙《散颁刑部格》之讹误；（以上见《董康东游日记》，第240、263页）

1934年2月，《法學協會雜誌》第52卷第2號刊登仁井田陞《唐令の復舊について——附：董康氏の敦煌発見散頒刑部格研究》一文，发表董氏有关此格的详细见解及此格全文；（仁井田陞：《補訂中国法制史研究·法と慣習 法と道德》，東京大學出版會，1991年，第303页[補1]）

1938年，《司法公报》第九、十期刊登董氏《残本龙朔散颁格与唐律之对照》（以下简称《对照》）；翌年4月，此文经泷川政次郎日译，刊于《法學新報》第49卷第4號。（瀧川政次郎：《支那法制史研究》，有斐閣，1940年，第465—490页）

现比勘《对照》与九卷本卷一下“（1月）21日”条纪事，除略去抄录此卷缘由外，二者基本一致。即便龙朔与神龙相去10余年，董氏行文亦征引史籍称该格于“神龙元年上”（《对照》文亦同），但九卷本纪事一仍该文标题之误，称“录唐龙朔《散颁刑部格》一卷”（《董康东游日记》，第26页），可见重编九卷本时将《对照》文全文编入，未予校改。

▲内藤湖南欧洲调查用董康目录《散颁刑部格卷》（左）和《唐律》所在页（目录影印件都取自玄幸子、高田時雄編著：《內藤湖南敦煌遺書調查記錄》，関西大学出版部，2005年）

一如前述，内藤氏旅欧所得，于20世纪前半期敦煌文献研究，意义颇大，就法制文献而论，亦不限于《散颁格》一项。唯此行亦多得益于董氏。董氏先于内藤氏出访欧陆，1922—1923年寻访本国故物于伦敦、巴黎，撰成《目录》一种，与内藤氏分享。如内藤氏哲嗣内藤乾吉回忆道：

家父于大正十三年渡欧之际，携董康氏《敦煌莫高窟藏书目录》写本而行，以为阅览敦煌本之参考。此为董氏于巴黎、伦敦阅览敦煌本之目录，分巴黎图书馆藏本、伯理和编修藏本、英博物馆藏本三部，于其所谓伯理和编修藏本中，有如下记载：

三六〇八  唐律（唐写本）

存祭祀及有事于园陵条以下及户婚律第四至同姓为婚条止……（译自内藤乾吉：《中國法制史考證》，有斐閣，1963年，第215页注2）

现核之以内藤湖南《欧洲调查用“董康目录”抄录原稿》影印件，可知引文中“敦煌莫高窟藏書目录”之“目”字、“同姓为婚条止”之“止”字为衍文。（玄幸子、高田時雄編著：《內藤湖南敦煌遺書調查記錄》，関西大学出版部2005年，第367页）又据王君南所编索引可知，九卷本《书舶庸谭》语涉《敦煌书录》者凡三，后两条纪事分别载卷一下（1月）21日条：

是日，寄玉娟信并附近编《敦煌书录》。

同卷（1月）23日条：

寄玉娟、云岑函，并附新编《敦煌书录》。（以上两条分别引自《董康东游日记》，第26、37页）

董氏于三天内两次寄送所谓“敦煌书录”回国，内容所异者何？四卷本《书舶庸谭》卷一（1月）22日条载：

录《散颁刑部格卷》毕。（董康著，傅杰校点：《书舶庸谭》，第19页）

此句为九卷本所删，而藉此可知，21日始录《刑部格》，22日录毕，23日寄出。又，董氏曾言：“曩客法京巴黎，见藏书目，有是格残本，列三零九八，为法儒伯里和于前清光绪季年，于役陇西，发见于莫高窟石室中，舶载而西者，索阅不得，殊形觖望。”（董康：《残本龙朔散颁刑部格与唐律之对照》，瀧川政次郎：《支那法制史研究》，第465页）董氏曩客巴黎，未见是格原卷，因此内藤氏所持《欧洲调查用“董康目录”抄录原稿》仅存简单记录“三○七八 散颁刑部格卷 唐字本 存十一条”；而上海图书馆所藏《敦煌书录》则详述这一残卷的体例，并过录三条格文（玄幸子、高田時雄編著：《內藤湖南敦煌遺書調查記錄》，第342、447页），可与《日记》互证。

另外，张伯元所谓“董康的《（新编）敦煌书录》资料来源有抄自巴黎图书馆的，也有的是他在日本期间借敦煌照片补抄的”（张伯元：《董康与法律文献整理——〈书舶庸谭〉读后》，《法律文化研究》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22页），实亦有未确，因董氏所抄还有来自英伦者，如前揭《目录》即列“大英博物馆藏本”，《书舶庸谭》卷三所记《金光明经》题识中亦言：“曩在英伦博物馆见斯丹因所得敦煌经卷，此经在内。今之所获与彼馆所藏如出一手，其为一本无疑也”（《董康东游日记》，第108页）；还有来

自日人所藏写卷者，如《书舶庸谭》卷二（2月）9日条载：“又唐写本《序听迷诗所经》一卷，凡一百七十行，为故友富冈氏所藏”。（《董康东游日记》，第52页。九卷本过录全文，而四卷本仅述其要旨，参见傅杰校点：《书舶庸谭》，第31页）不过，董氏此条所记有误，《序听迷诗所经》为高楠顺次郎所藏，而富冈谦藏所收为另一景教文献《一神论》。（此两种文献之真伪，屡有辩难，如林悟殊：《富冈谦藏氏藏景教〈一神论〉真伪存疑》，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高楠氏藏景教〈序听迷诗所经〉真伪存疑》，《文史》第55辑，2001年；后皆收入氏著《唐代景教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86—228页）

▲内藤父子访欧前，富冈铁斋于饯别时所绘。（取自《生誕150年記念富岡鉄斎展》，京都新聞社，1985；转引自礪波護：《敦煌から奈良、京都へ》，法藏館，2016，第214页）

据桑兵所引霍普科克《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所记，“法方保管的严密引起一些中国学者的不满，指责伯希和并未真心履行诺言。其实此举并非针对中国学者。据说伯氏将文书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部的一个房间里，亲自掌管钥匙，引来不少法国同行的攻击”。（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2页）伯氏保管文书宽严松紧应前后有别，不可一概而论。如前述董氏目录称部分写本为“伯理和博士藏本”，内藤乾吉追忆其父湖南于“大正十三（1924）年秋，于巴黎伯希和教授宅，阅览第一断简（即P.3608《唐律》残卷——笔者注），且获准摄影，并烦当时留学巴黎的庆应大学松本信广教授将此照片带回”（译自内藤乾吉：《中國法制史考證》，第182页）；《书舶庸谭》卷一上（1月）4日条载“夜取湖南影片，录三七零四（伯希和邸）《刘子新编》（六朝写本）二页始寝”（《董康东游日记》，第6页），可见20世纪20年代，伯希和为便于整理，曾将部分文书私置家中。至于《书舶庸谭》卷一下（1月）19日条载：“忆及癸亥（按：癸亥年为1923年，壬戌年为是。此点朱慧业已指出，参见董康著，朱慧整理：《书舶庸谭》，中华书局，2013年，第22页）岁晏，侨居美京使署，箧中携伯希和敦煌古写本五十卷，供余饕餮，适有是书（指《治道集》——笔者注）在内。”（《董康东游日记》，第25页。此段及其后有关《治道集》之叙录，为四卷本所无）此处所谓“伯希和敦煌古写本”，应是照片而非写本原卷。董氏于1922—1923年赴欧美考察实业，行程为上海-日本-美国-法国-英国-美国-日本-上海（可参见胡光麃：《波逐六十年》，《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2辑，文海出版社，1979年，第227—239页），他绝无可能携原卷抵美。

▲上海图书馆藏董康目录《散颁刑部格卷》所在页（目录影印件取自玄幸子、高田時雄編著：《內藤湖南敦煌遺書調查記錄》，関西大学出版部，2005年）

（二）

董氏于1933年11月应邀访日讲学，其行程记载勒为九卷本《书舶庸谭》之卷五至卷七。以下仅随文捡选纪事若干，并略事笺解，裨补缺漏。

1.卷五（1933年）11月8日条载：“先是，东京法学博士松本烝治等组织中国法制研究会。”（《董康东游日记》，第210页）所谓“中国法制研究会”，是指由村上贞吉（律师）、松本烝治（东京帝国大学商法教授）发起，于1930年前后成立，由东京帝大法学部的学者如我妻荣（民法）、田中耕太郎（商法）、小野清一郎（刑法）等组成，致力于注释、翻译、评论中华民国所颁重要法令的研究组织，于1945年二战结束后解体。学会的正式名称为“中华民国法制研究会”。（参见西英昭：《“中华民国法制研究会”经纬——资料的整理与介绍》，《法制史研究》第11期，2007年6月，第323—342页）

2.同卷13日条载：“午后，服部介绍法学博士仁井田升来见，赠余所著《唐令拾遗》一册。”（《董康东游日记》，第214页）仁井田陞于1933年出版《唐令拾遗》，1934年便以而立之龄荣获日本学士院恩赐赏，成名之早，鲜有出其右者。唯仁井田氏于1937年递呈博士学位请求论文《唐宋私法史文書の研究》，由此获法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扩增为书《唐宋法律文書の研究》。（参见福島正夫：《序——仁井田陞博士戰前三大著の復刻にあたって》，仁井田陞：《中國身分法史》，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年）董氏称其为“法学博士”，有误。

3.同卷29日条载：“接上海赵晋卿函，内附工部局何德全函，代英人钟思索此次讲演录中日文各稿。稿为仁井田译，商诸村上君，允译全寄沪。”（《董康东游日记》，第225页）又，1934年《法治周报》第2卷第3期所载新闻《董康由日归国》称：“电通社六日东京电，中国古代刑法权威者、北京政府时代之司法总长、大理院长董康，去年应中国法制研究会之聘到日本，在东京帝大及各大学讲演中国古代刑法。董氏著作，一两日中可以出版，定八日离东京归国。”董氏日记所称英人钟思索要讲稿，由仁井田陞翻译，拟寄沪上出版；而《周报》所称“董氏著作”，即为英人索要之讲稿集结本（现存氏著《中国法制史讲演录》一种，文粹阁影印，无出版日期）。又，征诸《书舶庸谭》卷七（1934年1月）8日条“赴各处辞行……是日回寓甚晚，检点行李，已逾午夜”、同卷9日条“上午九时，乘燕子急行车南返……四时四十余分，抵京都驿”（董康东游日记》，第266—267页），亦即董氏于1月9日西行上洛，并非如《周报》所言8日归国。

4.卷六（12月）6日条载：“午后二时，中央大学教授泷川政次郎御车来迓，由原嘉道介绍讲演。学生约二百人，四时半辍讲。”（《董康东游日记》，第234页）据泷川政次郎补充，此次演讲题为《中国历届修订法律之大略》，现场翻译为孙湜（即《书舶庸谭》中所记孙伯醇）。泷川氏为之译注，刊于《法學新報》第44卷第2號（1934年2月）。（《董康东游日记》，第234页）

5.同卷13日条载：“又《（唐）令集解》一册，据金泽文库本排印”。（董康东游日记》，第240页）《令集解》所注释者，为日本《养老令》，己卯本缀“（唐）”字样，不啻画蛇添足。然朱慧以庚辰本为底本所作整理，仅书“《令集解》一册”（董康著，朱慧整理：《书舶庸谭》，中华书局，2003年，第206页），可见董氏对己卯本有所改定。

附记：2015年2月，关西大学玄幸子教授赐赠《内藤湖南敦煌遺書調查記錄》，该书收存内藤湖南“清国学部所藏敦煌石室写经繙阅目录”、“欧洲调查用‘董康目录’抄录原稿（敦煌莫高窟藏书录）墨书”、“欧洲调查用‘董康目录’抄录原稿（敦煌莫高窟藏书录）铅笔书”、“上海图书馆所藏‘董康目录’”四种影印件及前三种的校录稿，这是本文最终能够成稿的重要资料，谨此申谢。

作者：赵晶（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教授）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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