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华夏历史，从医学界到皇侯家，一贯缺少对盲人，特别是青少年盲视群体的技术和人性关爱，直到来华传教医生介入，现代文明手段才真正为盲人、特别是青少年失明人群点亮心灵光明。而从医学史出发，挖掘眼科在华行医，继而救助盲人的史料，其学术价值在于从被刻意模糊的形而上视角，找回中国的盲文教育启动机制。】

“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人们说的天空蓝/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我望向你的脸/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帘/忘了掀开。”萧煌奇原创《你是我的眼》，自心底发出盲人歌手对光明的渴望，也触及明眼人最柔软的真情，面对盲人的伤痛，我们能做些什么？

自古以来，不乏有心人讨论眼疾诊治技术。但是，直到来华传教医生介入，现代文明手段才真正为盲人、特别是青少年失明人群，点亮心灵光明。这段西医东渐插曲，过去因种种原因被视为宗教鸦片麻醉民众，其积极作用被视而不见。

1889年，广州芳村率先设置我国现代教育建制下的盲人学校，即明心盲人女子书院（Ming Sun School Blind Girls），又名明心盲人书院（Ming Sun School for the Blind）。在此之前，西方传教机构对残疾弱势人群的技术救助已经开始，其中包括1887年创办的山东登州启喑学馆，即中国第一所聋哑人学校，成为现代残疾救助事业逐步启动的标记。

▲左图：《广州明心盲人书院50周年》   中、右图：明心盲人女子书院（又称明心盲人书院）旧影

19世纪后期的清朝，现代化曙光初现，不再万马齐喑。王清福旅美从政呼吁华裔美国人法律地位；广州芳村长大的伍廷芳，成为第一个获得伦敦林肯法学院博士学位的国人；成批的广东籍后生，构成容闳率领的旅美留学幼童团主力。

至于现代医学人才的萌芽，在清代洋务史上历史更久远。广州青年关韬（Kwang Ato）率先弃科举学西医。1850年代起，黄宽（Wong Fun）、何启（Ho Kai）、金韵梅（May King Kin）先后获英美医学学位，而纽约女子医学院MD/PHD双料博士金韵梅，恰是明心书院创始人的正牌学妹。（参拙文，刊《文汇笔会》2017年11月18日，《知识分子》2016年6月 27日，《赛先生》2017年2月6日）

1885年, 王韬小结西洋技艺，可算作学人的认知进步。“西人穷其技巧，造器之用，测天之高，度地之远，辨山冈，区水土，舟车之行，蹑电追风，水火之力，缒幽凿险，信音之速，瞬息千里，化学之精，顷刻万变，几于神工鬼斧，不可思议。坐而言者，可以起而行，利民生，裨国是，乃其荦荦大者。”（《淞隐漫録》自序）

也就是说，1880年代晚期西学气候渐成，引进落实现代残疾救助理念，即临床诊治与技能训练并行，有社会基础。美国长老会梅理士夫妇（Charles Rogers Mills）来华传教34年，启喑学馆首先尝试特殊教育。梅夫人曾在纽约训练聋人手语，她将现代标音运用在学馆，该校翻译的分级识字课本，设计的手语字母表，无疑是中国聋哑教育的最初教材。

2年后，旨在盲人救助的明心书院，由积累了50余年在华行医经验的博济医院，以及新潮的葛夏女子医学堂，给予技术上、经济上的扶植和资助，明心书院的残疾救助能力大大超出启喑学馆。1939年，明心创办50周年时，落实了“为黑暗中枯坐之辈点燃光明”的校训。

传统医学对盲人缺乏有效关爱

纵观华夏历史，从医学界到皇侯家，一贯缺少对盲人，特别是青少年盲视群体的技术和人性关爱。传统医学的眼科论述，主要针对成人和老年病症。对先天性、遗传性和外伤性儿童失明患者的病理、心理和人生辅导，几乎不置一词。对女性儿童的生命尊严，更是置若罔闻。科学与人文精神，在传统华夏医学中的缺位，此谓一例。

简而言之，华夏传统眼疾诊治基于五行学说，参合全身脉症，但在急性流行性眼疾爆发时，整体入手的慢郎中诊治观，无疑隔靴，实效有限。自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强调生食五辛、夜读细书等因素，容易导致眼病，对功能性光学生理退化的预防，开始有所涉及。

“宜用金篦决，一针之后豁若开云而见白日”，应属中医古籍最早、最有价值的白内障治疗记载，且为华夏医家与古印度等域外文化交流的成果。《秘传眼科龙木论》集历代名家论说，包括金针拨内障以及钩、割、镰、洗等技艺。从此，除了内治的经络调理，外治也实施起来，直接引入熏、洗、点、拨以及针灸、按摩等技术手段。

作为眼疾治疗器具，有必要重点谈谈老花镜。宋元时期，眼镜传入中国，称为“叆叇”。明初，艺衡的《留青日札摘抄》和屠隆的《文房器具笺》均记载，助老人“目力昏倦，不辨细书”。张自烈的《正字通》解，“空空格，眼镜也”。《南都繁会图景物图》的集市上出现“眼镜哥”，竟成科学史研究依据。石云里教授据此探讨帝王政治意识，乾隆爷一生拒绝使用眼镜，旨在不受外物限制，却又念念不忘（《科学春秋》2016/7/25，转载《灵台秘苑》）。

▲《南都繁会图景物图》（局部）仇英（1494—1552）

“器有眼镜者，用助目昏备。或以水晶成，或以玻璃制。玻璃云害眼，水晶则无弊。水晶贵艰得，玻璃贱易致。老年所必须，佩察秋毫细。然我厌其为，至今未一试。挥毫抚笺际，原可蝇头字。抑更有进焉，絜矩具精义。赖彼作斯明，斯明已有蔽。敬告后来人，吾言宜深思。”乾隆自老眼昏花起抗拒眼镜，“眼镜不见古，来自洋船径。胜国一二见，今则其风盛。玻璃者过燥，水晶温其性。目或昏花者，戴之藉明映。长年人实资，翻书棐几凭。今四五十人，何亦用斯竞。一用不可舍，舍则如瞀定。我兹逮古稀，从弗此物凭。虽艰悉蝇头，原可读论孟。观袖珍逊昔，然斯亦何病？絜矩悟明四，勿倒太阿柄。”

到了78岁，皇上已无法写蝇头小楷：“眼镜有二种，水晶与玻璃。玻璃价实廉，水晶货居奇。水晶虽艰致，用之无害滋。玻璃出冶炼，薫蒸火气贻。长年目力衰，视物或可资。今率五旬用，何异同佩觿。予古稀有八，依然弗用斯。蝇头虽难工，豆颗恒书之。以小可喻大，常理非奇思。藉已明于他，其道乖君师。”88岁去世前不久，乾隆对纠结一生的眼镜情缘做了结：“古稀过十还增八，眼镜人人献百方。借物为明非善策，蝇头弗见究何妨。”

翰林院中有阮元者，以眼镜拍马屁竟得赏识。“高宗寿八旬，目无叆叇照。臣赋眼镜诗，褒许得优诏。” 乾隆热衷眼镜却病态长存，本质是拒绝新技术。

▲作者收藏的明代纸框折叠式挂耳镜

西医从诊治眼病入手引导信众

1834年10月26日，美国长老会派遣耶鲁大学医学博士皮特·派克 （Peter Parker），清代通事旧译“伯驾医生”者，远赴广州医学传教。历经一年折腾，伯驾在十三行猪巷（Hog Lane）3号, 即新豆栏7号丰泰行（Fung-tae Hong，San-taulan Street）升匾、开业。此事被学界标记为传教医生入华执业的源头（《博医会杂志》1909年5月号）。

1835年11月4日，“眼科医局”（又称新豆栏医局）开张，“一共来了4个求诊者。一位是双眼全瞎的女性，另一位双眼视力几乎丧失，但伯驾不忍告诉患者，恢复视力机会渺茫，声称会竭尽全力治疗。还有一位25岁的慢性红眼症患者，第4位患者双眼翼状胬肉，伴右侧上眼睑内翻”（Edward V. Gulick：Peter Pa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197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伯驾免费提供医疗服务，当年诊治患者达8000余人。施医人数庞大，与眼疾处置相对快速，疗效稳定不无关系。继而诱使病患听从上帝呼唤，实现医学传教、传播福音的教会意图。西医初来乍到，充任宗教侍女，有规划、有规模地登陆华夏，事实确凿。

其实，早在伯驾之前，东印度公司雇用的医生已落地行医，他们主要为本公司定居商人和流动船员提供不测之需。但也为当地民众，不时提供西医服务，此事有图有真相。比如，流传甚广的英国画家乔治·欣纳利画作——郭雷枢医生诊所，与伯驾专用画师关乔昌的作品一样，两幅油画都呈现本地眼疾患者接受诊治的细节，留下前摄影时代的实况场景。

▲左图：伯驾诊所  关乔昌画  1839      右图：郭雷枢诊所  乔治·欣纳利画    1835

鸦片战争结束后，以往各色外籍人等，不得擅自离开十三行的旧皇法被废，五口通商使得西医在华传播的社会条件空前松动，各路医学传教士各显神通，到处尝试设立医院，其中包括英国伦敦会派遣的医学博士洛柯哈特（William Lockhart，旧译雒魏林）。1844年，他将西式“上海医馆”，即仁济医院前身的招牌，挂在上海东门外老城闹市。

像前辈入华西医一样，拥有皇家外科学会头衔的雒魏林外科大夫，照旧打出专治眼病的特色项目，吸引本地民众接受医疗服务，意在迅速传递上帝福音。从广州、澳门到上海，洋医生均以眼科打前站拓展西医，一定程度上与19世纪的常见病特点有关。

▲上海开埠初期洋泾浜写真

以雒魏林落脚的黄歇浦与洋泾浜交界处为例，沿袭百年的药局弄、大夫坊上，尽管传统医疗服务行当云集，但在170多年前，岐黄术并不热衷眼病治疗。相反，清代最流行的剃头担子，倒是眼明手快，不仅承担了衙门规定的剃发行当，还及时介入刮眉、按摩、挖耳、拔牙、甚至“刮沙眼”服务，眼、耳、鼻、口一条龙，项目之多难以想象！

而眼疾流行，恰恰与剃头匠有关！在没有抗菌素眼药水的19世纪，眼睑微生物感染和季节性传播，往往导致结膜炎爆发，俗称红眼病。此病反复发作，极易继发睫毛倒刺，从而更加引起眼睑结膜刺激，红、肿、痛、热，沙眼衣原体密布，眼睑菌落水泡成灾（Eric Jay Dolin： When American First Met China， Liveright 2012）。

剃头匠说，那就刮沙治疗呗！同一把污染的剃刀，刺破过无数菌落，暂时缓解眼部症状，却加剧了眼疾的交叉感染。有些自以为是的匠人，有意将患者眼睑内侧的泪腺剔除，据说可以根除内毒外侵，结果引来结膜炎频发，结缔组织增生，严重者危及角膜感染，甚至失明。剃头匠的不当处置，使得眼疾在人口密集的人群中，越发不可控制地流行开来。

2011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论文分析19世纪清朝的眼疾发病和病患处理后，为确认西医东渐之初，眼科出任西医先锋，提供了逻辑依据。通过快捷有效的治疗，彼时西方医术的先进性一目了然，民众眼见为实感受症状缓解和抗感染疗效。被中医文化主导了2000年的古国民众，逐步认可并接受西方医术，在此过程中也有人接受并信仰了西方宗教［Chi-Chao Chan etc， The First West-Style Hospital in China，Arch Ophthalmol， 129（6）791-797］。

从技术上说，传教医生关注常见病，贴近老百姓，这样的医疗路径是成功的，至今值得推广。其社会效应是，传教医生为缺医少药地区百姓，提供了实质性医疗补充。也就是说，在官府老爷压根不相信红毛番鬼还能治病救人的年代，年轻的“花旗佬”伯驾和“英国佬”雒魏林等洋医生，凭借西医好手艺，不仅赚到治病救人好名声，也促进了西医东渐的诚信度。

1854年，海上著名学者王韬在8月24日记载，“是日赋闲，至医院听英人说法，受主餐”。1858年10月3日，“（孙）次公患目赤，同诣春甫处诊治”。仁济医院立足沪上，传教行医两不误。仅历时10年，本地居民一旦脑筋、眼睛不好使，已然习惯寻求西式处理方案。传教医生来华主旨在于扩大教会影响力，他们做到了，同时还改变着社会士人阶层（拙作《西医往来人才出》，《文汇学人》2017年3月）。

雒魏林更是医生中的奇葩，他热衷传教胜过行医，平时将医院交下属运营，甚至不顾皇法溜出夷场，远赴沪郊干事业，闹成“青浦教案”。正应了老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少史书大谈雒魏林传教麻痹国人，极少提及施医所积功德。西医治病与医学传教在19世纪是否毁誉各半，作为西医东渐的学术命题，值得重构检验。

明心的救助实践和示范效应

百多年前，广州博济医院技术有限，无法还盲童以光明，但启动了盲童救助计划，及至葛夏女子医学堂成立，配备全职护理专家，手把手教授明心盲童按摩技术，二家现代医疗机构，融合人文理念与专业技术，符合19世纪特鲁多（E. L. Trudeau MD）的现代医学人文伦理，“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to comfort always）。

1882年，26岁的玛丽·尼尔斯（Mary West Niles，汉名：赖马西）获纽约女子医学院博士学位。也就是说，她与中国首位医学女博士金韵梅，曾经同校2年，两人毕业后均在中国医学传教。同年10月19日，刚刚抵达广州的赖博士，接受时任广州博济医院院长嘉约翰（John G Kerr）邀约，担任医院内科、外科诊治服务。

1885年起，赖马西被医学传教会正式任命，负责博济医院妇女儿童业务，先担任博济书院的女生教学，不久后也承担起男生教学任务，曾为1886年入学博济的孙逸仙同学业师。赖博士无疑是博济医学诊治、西医教学系统的首位女教授。

1889年起，博济医院先后收诊5位无法复明的女盲童，嘉约翰院长得知女孩亲友将她们视为“废物”，当即决定，将孩子们留置在医院附属学校学习，并由赖马西医生负责她们的日常生活与学业管理。

随着富玛丽博士（Mary Fulton）的加盟，旅居广州的西方传教社团，对盲人女童的救助正式实施。富玛丽医生早期的施医诊所，以及后期建设的葛夏女子医学堂，都全力介入明心盲校的建设工作。学校主要由赖马西主持，但其休假期间，则由富玛丽代劳。

▲左图：富玛丽博士      右图：赖马西博士

明心办学史上最重要的工作，是建立了盲文培训系统。为了提升盲童救助质量，博济医院专门雇佣盲文训练教师，不仅拯救盲童的灵魂，还要教会她们日后生存技巧。首位盲人教师吴太姑或称林嫂（Ng taai Koo/Lin Shau），来自香港德籍传教士郭德克（Gottschalk）主办的柏林孤儿院。

香港希德西海姆教会（Hildesheim）的冯西豪斯特（Von Seelhorst）与赖马西合作，将西式盲文读写体系粤语化，有助本地学生领会接受。同时印制盲文版的《圣经》与文学作品，充实年轻的心灵，继而又从明心优秀学生中，培养了更多第二代盲人教师，比如雷学楷（Suet Kai Lei），余燕起（Yan Qi Yu）等。前者从家庭弃儿成长为明心校长助理，后者将盲校教学培训计划移植到昆明地区落地生根。

▲上排从左到右：明心首位盲人教师吴太姑或称林嫂，第二代盲人教师雷学楷，第三代盲人教师余燕起

下排：葛夏女子医学堂首席注册护士颁发证书

1989—1939年间，明心书院从早期单纯招收女生，到后期也少量招收男生。半个世纪中，总计培训了506名盲人，其中404名女童，66名男童，2名成年按摩妇女，34名成年技能男性，可谓一炮打响，成绩斐然。

盲校学生大部分来自广东边远地区，也有专程从广西、福建，甚至上海来的学生。1908—1939年间，有160位初小毕业，其中128位女同学中，27位从事布道，21位在各地盲校教学，9位在常规学校教学，4位从事医学按摩，3位从事家政，30位从事手工技能，19位结婚成家，其余15位滞留家庭。

从医学史出发，挖掘眼科在华行医、继而救助盲人的史料，其学术价值在于，从被刻意模糊的形而上视角，找回中国的盲文教育启动机制。放在当下强调人才创新的话语体系中，凸显晚清妇女的特殊创新贡献，重现残疾女性自强不息的魅力。在充满人性和祥和宽松的生存环境中，敬畏生命，尊重人格，提倡个性，每一朵灿烂的生命之花，终有机会得以绽放。 （作者为旅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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