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界，学校的定位成为越来越值得讨论的话题。步入数字化时代，知识获取的模式在变，教育在变，学校也必须跟着变。

学校应该是怎样的存在?在笔者来看，学校应当由选择来定义，因为学校中充满了诸多的选择，学校改革的最大亮点是增加了学生的选择权。比如，在新高考“3+3”的模式下，学生可以有20多种不同的选考科目组合。基础教育的新课程改革，减少必修课，增设选修课，学生有更多机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  “走班制”的实施，学生可以享受个性化的教育，人人拥有不一样的课表……

伴随互联网的发展，学校正逐步进入私人定制时代。有选择诚然是好事，但并非越多越好，关键是学生如何进行选择以及学校如何帮助学生进行选择。

一切由自己做主，也意味着一切由自己负责

自从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学校教育越来越制度化，学校像工厂，教师像工人，学生像产品。学校里的课程都是必修的、固定的。如今，随着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互联网时代，这种情形将一去不复返，“以学生为中心”成为学校的新理念。在此背景下，教育体制更加灵活了，学校教育更加个性化了，课程选择也更加多样化了，更关注学生的个性成长和发展需求。

选择确实能够带来诸多好处。学生选择能够激发竞争，竞争能够提高教育质量。对于学校提供的丰富多彩的课程超市，学生既可以选择“套餐”，也可以选择“自助餐”，各自追求自由的兴趣爱好。学生和家长的选择不断增多，自主权、控制权和自由度也随之增大。从这个角度来说，有选择当然是好事。

但是，选择多样化并不能保证最好的结果，选择并非越多越好。如果选择过多，选择的自由最终会变成选择“自虐”。

按照理性主义所坚持的“经济人”的假设，一般认为人是理性的，可以做出最好的决策。几乎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会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或者说做出至少比别人更好的选择。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人并非只是“经济人”，同时也是“社会人”，人并非任何时候都是理性的，决策经常伴有不确定性。选择太多，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当选择数量持续增加，学生选择的消极作用就会显现，对教育的满意度反而会下降，最终导致学生放弃选择权。穷尽一切可能的选项，造成信息成本大量增加，费时费力，压力增大，焦虑感上升，要承担的心理风险也就越大。可以说，过多的选择会占据原来可以用于其他事情的时间和精力，人们可能会因为做决定的过程更艰难而感到沮丧。因此，与其盲目崇拜选择自由，我们更应该问问自己，这种选择自由是让我们过得更好还是更糟，是让我们变得更灵活还是更被动，是增强了自我还是削弱了自尊。

教育者们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选择权利的增加也意味着责任的转移。学生个体将承担比以前更多的责任，一切由自己做主，也意味着一切由自己负责。他们被迫在还没有能力作出明智决定的学业发展阶段，就要独立自主选择所要接受的教育。在缺乏足够的信息、缺乏明确的自我判断力和针对性指导的情况下，学生能够承受这些“选择之重”吗？

选择一个就意味着放弃另一个，这就是机会成本。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包含机会成本，选择越多，机会成本就越大。当我们意识到机会成本越大，被选中的选项带来的满足感就越低。增加选项产生的机会成本会让选择的满足感大跌，甚至会让人沮丧。心理学上有一种“决策后懊悔”的现象，即在做出一项决策后，常常对自己的决定产生怀疑，总是觉得那些被拒选项比自己选的好，这也会降低学生的满意度。

学校要成为选择的“设计者”，为学生创造一种便于选择的环境

当学生需要做出困难或复杂的选择决策时，或者说，在学生没有足够的反馈信息和学习机会时，最需要学校的“助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泰勒就曾建议用“助推”策略来改善人们的最终决策，就是既不采用专制的命令方式，也不采用自由主义放任方式，而是采取一种“自由开明式家长”的选择方式，即在不牺牲人们自由选择权的前提下，运用“助推”的方式来引导大家。

用在学校教育领域，“助推”是一种用预设的方式去改变学生的选择，或改变他们的动机和行为，意在选择时助学生“一臂之力”，避免采用简单粗暴的强制命令方式。

“助推”与命令有明显的不同。比如，学校食堂里把健康食品摆放在与学生视线平齐且方便拿取的地方，而把垃圾食品放在不显眼且不便拿取的地方，这就是助推；而禁止消费垃圾食品则是命令。再如，倘若以简单的强制手段让胖学生节食减肥，肯定不妥；如果通过用缩小盛饭的容器来减少学生的进食量，从而帮助其减肥，这就是助推。

学校给予学生的选择越多，就越需要给他们提供帮助，而且越简单越好。因此，学校要成为选择的“设计者”，为学生创造一种便于选择的环境，实施“助推”策略。

第一，信息助推，如信息披露、信息可视化、警示信息、提供及时反馈等。例如，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仅在班级墙上张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标语作用有限，而如果在学生作业本或成绩单上标注大家的成绩对比，出于同伴的压力，很多人就会更自觉地努力学习。就像跑步机上实时显示的热量消耗数据，让我们不必等到运动三天之后站上电子秤才知道结果，这无疑会鼓励我们持续运动。

第二，改变问题框架，如教师语言表达中的正负措辞、显示或隐藏机会成本等。例如，当一名学生准备报考某高校时，教师告诉他，“100个曾经报考的学生当中，成功率是80%”，而另一位教师则说“100个曾经报考的学生当中，失败率是20%”，哪种表达更能鼓励学生？显然，前者的正向表达更能激发学生的信心。

第三，改变选项设计，如设置默认选项、改变选项顺序等。简化操作程序，提供类似“傻瓜操作”的方式和简明的菜单，可以助推学生做出选择。就像电脑软件的常规安装或自定义安装，学生会感觉（无论对错）默认选项是被设计者认可的选择，也往往被看作是最佳选择。建议尝试智能分配的助推方式，为有选择障碍的学生设置一个快捷的默认选择。

通过这些“助推”策略，学校可以帮助学生做出更好的选择，以降低选择失败的风险。“助推”策略对于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来说尤其重要，它应当成为学校保护弱者的一种工具。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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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该如何应对选择？

建议一：做一个选择者，而不是捡拾者。

美国心理学家施瓦茨在《选择的悖论》中指出，选择者是在决策前积极思考各个选项的人，知道何谓重要、何时重要，以及如何主动进行选择，所考虑的是在具体选择中孰轻孰重，以及所做决定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后果。

选择者善于从积极的角度进行思考,而捡拾者只能被动地做出挑选，随波逐流，抓住什么算什么，也只可能顾及短期利益，缺乏长远规划。

建议二：做一个满足者，而不是最大化者。

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在《选择适当的池塘》中提到，我们社会生活的质量取决于我们渴望成为哪个池塘里的大鱼。如果只有一个池塘，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地位跟别人进行比较，那么绝大多数人都是失败者。如果有多个池塘，在我们自己的池塘里，每个人都可以是成功者。让自己快乐和幸福的方法，就是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池塘”。

可见，最大化者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追求绝对的最佳选择，这就需要穷尽所有的选项，并一一作比较，再做出理性决策。最大化者总是朝着“最好”努力，但几乎永远无法对最终的选择感到满意，对生活的满意度较低，更不快乐，更不乐观，因为容易吹毛求疵，求全责备。满足者是一个懂得满足的人，认为“够好”即可，并为自己的选择感到满意，拥有知足常乐的心态。满足者更容易幸福，更乐观，更自信，能够应对选择过多导致的焦虑，不与别人进行比较，不容易感到后悔。

作者：黄忠敬
编辑：顾军
责任编辑：许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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