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达人

过去两年，全国高校就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加快构建有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展开深入调研、讨论，人才培养被置于核心话题之一。2010年，从中山大学校长卸任后，黄达人教授一直关注大学与人才培养。他走访了全国多地，着重访问了多名对人才培养工作有着深刻思考的大学校长，请他们谈谈人才培养工作和他们的做法。在此基础上形成访谈录　《大学的根本》，该书探讨了一个核心问题———课程设置及其实施，为提高教学水平提供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的个案。大学的根本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开放议题。本文根据黄达人教授在西交利物浦大学“2016高等教育创新年会”上的演讲整理。

2010年，我卸任中山大学校长一职，在此前后我走访了上百所学校，有“985”“211”高校，也有高职院校，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体会是，大学首先要按自己的定位办出特色。第二个重要感想是，我同样尊重那些面向地方、面向经济社会服务的学校。这是我要首先说明的。

我们对学生的感情是真诚的，但距离学生对我们的期待还有很大差距。

在《大学的声音》　出版后，一个老朋友的女儿跟我说，为什么大学的校长都在谈要建一流大学，可为什么对学生就谈得很少？　我一直认为，我们对学生的感情是非常真诚的，但听了这个话，我就明白，我们不管怎么做，以及我们想将来怎么做，其实我们距离学生对我们的期望还是非常大的。

在完成　《大学的声音》　《高职的前程》　《大学的治理》　《大学的转型》后，我最想出的书是　《大学的根本》。

我认为大学的根本就是学生。我为此访问了国内十几位我认为非常好的大学校长、学院院长。我特别关注那些在海外深造过、工作过，同时也在国内工作过、学习过的人，比如施一公、饶毅等。我还访问了大学校长，比如上海交大的张杰、南京大学的陈骏、复旦大学当时的校长杨玉良、浙江大学当时的校长林建华等。钱颖一说，他在对比中美大学后有个结论，我们对美国著名大学的研究在认识上有误区，好像他们关注的只是学术，我们忽略了他们的本科教育。他们最厉害的是把本科生培养好。我们现在很多省都在推“双一流”，社会上还有很多说法，比如“三一流”，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一流本科。这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一流大学、一流学科首先必须是一流学科。

南京大学把提高本科教育质量作为创造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基础工程，陈骏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过程，要安下心来重视本科教育，从校长到教师重教爱生，大学就不会浮躁，要回归大学之道。

从学校本位看，你可能会关注25%为我争名次的学生；谈教育本位，你就会为学生去考虑。

中国大学发展到现在，不管怎么样，我总觉得还没真正达到重视本科教学的问题，我想这跟我们的评价体系也有关。谈人才培养，我想先从指标体系开始。

近期，我们研究了几份世界大学排行榜，特别关注到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榜单。在2015年的全球最佳大学排行榜中，波士顿大学名列第37位。而在USNEWS同时发布的美国国内大学排名榜上，波士顿大学排在41位，把国际相关指标拿掉后它的排名下降了。同一个机构做的榜，一所学校的表现为何不一致，关键在于指标体系。这两个排行榜充分说明关注什么，倡导什么，就引导大家往哪里走。这是第一个问题。

我想，大学的本质在于平等的对待每一位学生。2014年中山大学办90周年校庆，主题是“平等对待每一位校友”，我认为这个口号提得非常好，这是有关大学本质的。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位校友，在学校里就要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有老师说，一流大学里，25%的学生学好了，这个学校声誉就有了。听起来好像是如此，但从大学的本质来看，我们应该关注100%的学生。

在访问那么多学校时，我经常问一个问题，我们在高校实行的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等，国外高校是否存在？　对此我是怀疑的。每个学校都有优秀的学生，也总有一些跟不上的。对差生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　可以留出什么发展空间，这也是值得考虑的。

为什么我们要讲大学的本质？　我认为这牵涉到学校本位还是教育本位的探讨。从学校本位看，就会谈学校的声誉，你可能会关注25%为我争名次的学生；谈教育本位时，你就会为学生去考虑，而不是为我学校考虑，真正关心每一个学生。

汕头大学的教务处长说，他们每出台一个政策都要问，究竟是为了学生还是为了管理方便。比如，每个学校都有转专业，很多学校转专业都有一个前提，必须把原专业的积点学到一定的程度，但在汕头大学不是。学生说，我不要学这个专业了，你却告诉他你得学好了再走，这有点不讲理。这个教务处长就告诉我，他们学校有个规定，转出学院没有资格对学生说不，而是接收单位可以提我对转入学生有什么条件，一个小小的改变，说明办学思想的转变。

在考察温州肯恩大学时，一件事引起我的注意。在宿舍楼建设中途，这所学校把项目工程停掉了。校方提出一个尖锐问题：这个设计是为了学生，还是别人？　结果，他们在2200人的宿舍楼里辟出一层用于学习，辟出一层用于活动，也就是说这个生活区不仅仅是当宿舍用。这个学校的教育思想跟我们的传统认识出现了不同。他们认为要为学生考虑，就把合同中止，重新定方案。这是尊重学生的选择。

我们推进了很多事，依然需要经常停下来，问问自己为什么做这个改革，不要走着走着迷失了方向。

我们都在关注指标，指标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才是我们应该去思考的。大学校长都清楚，说不关注指标是鬼话，但究竟应抱着什么态度呢。我访问当时的北大工学院院长陈十一时，他谈到评价大学时的指标体系不一样，就会有不同结果。没有人能潇洒到不关注指标，但我们真正的大学管理要看指标的背后是什么含义。

比如，很多大学都把留学生占比作为学校国际化的一项指标。可国际化这个指标到底是什么，留学生这个占比真的合理吗？　西北工大的王劲松校长曾说，国际化最简单的检验方法是看“跟谁玩”，就是你跟哪些学校在来往，就知道你是什么学校。我给他加一句———“玩什么”，派人去学习是“玩”，而合作科研这个“玩”的层次就不同了。

再比如我们谈研究型大学，会说到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比例，不少学校说要扩大研究生招生，因为要发展研究型教育。还有人认为研究型就是在科学研究上做成就……这都需要探讨。

当时的武汉大学李晓红校长告诉我，他们鼓励本科生加入科研团队，将以科研带动人才培养作为研究型大学的重要标识。我认为这是研究型大学的本质。陈骏校长也表示，南京大学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研究性教学，要突出科学研究对人才培养的支撑作用，强调培养具有创新精神人才的大学教学。

所以说，其实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并不矛盾，科研就是人才培养的一个过程。我去访问澳门大学的赵伟时，他就谈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使命不仅是支持科学研究，更重要的是通过一视同仁地对所有学校提供支持，从而帮助他们培养人才。有国内的学校曾抱怨说，为什么要我们写那么多论文？　设想一下，如果我们让美国最好的20个学校来做，做出来的成果可能还远远超过国内一些高校的水平，所以说，你以为科学基金要的是成果，并不尽然，要的是通过这个科学研究带动人才培养。想想看，在美国，那么多人经过科学研究的训练走到各个岗位上，将是何等的力量。美国人都清楚，我们为什么没想明白这点。

最后说说我对中外合作办学的一些感想和体会。

我对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进行了一些评审，跑了西交利物浦、宁波诺丁汉等学校。我在想，到底这些学校给我们什么借鉴？　是为了高收费，还是可以有吸取的地方？　我访问了3所独立设置、并且已有毕业生的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作了一些访谈，我认为有一些东西确实值得我们借鉴。

根据访谈的情况，我起草了一份教育咨询报告。我发现，这些学校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英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诺丁汉大学就告诉我，出试卷怎么改革，改考卷怎么改革，从开始进来怎么一轮一轮地出考卷，阅卷的过程三个环节。这让我体会到英国高等教育里一个重要的事情———标准化。西交利物浦的席酉民校长说这“比较死板”，但我觉得好就好在这个死板，这是严格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这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进行了那么多改革，推进了很多事，依然需要经常停下来，问问自己为什么做这个改革，不要走着走着迷失了方向。我们要不忘初心，对大学而言，这个初心就是人才培养。(作者为原中山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