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李建军执导的《世界旦夕之间》将上演于上海YOUNG剧场。

《世界旦夕之间》改编自德国导演法斯宾德的同名电影，原作是法斯宾德在1973年为电视台拍摄的电视电影。这是一个在三重空间里展开的故事，主角施蒂勒是一名工程师，他制造了一个和自己的世界一模一样的“虚拟世界”。

某一天， 他发现自己的世界也是一个虚拟世界，在他的世界之上还有另一重世界，那里才是人类存在的世界，而他只是一个电子元件，他的世界的一切都是人类的设定。施蒂勒不时陷入眩晕之中，似乎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作为电子元件的他一边徒劳地寻找真相，一边躲避老板的追踪。当施蒂勒想向公众说出老板的阴谋，还没等他说完，警察的子弹就射穿了他不存在的“身体”，这是他最后的行动，他以这看似莽撞仓促的行动反击他虚无的一生。

《世界旦夕之间》首演于去年的乌镇戏剧节，在当时被类比为《楚门的世界》和《西部世界》。李建军说，他排演《世界旦夕之间》，是为了延续他在前一部作品《变形记》中的思考。在《变形记》中，李建军重构了卡夫卡的原作，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的身份置换成当代中国的快递员，整个作品以直观的身体表演，以舞台上扭曲的身体呈现“变形”的主题，以物理性极强的肉身变形来直接地表现“人的异化”。卡夫卡小说里的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以后，仍一心想着怎样拖着那具笨重的身体去上班；李建军舞台上的格里高尔也是一个停不下来的“零件”，一具盲目工作的躯壳，不同的是，他时刻被冷冰冰的电子语音提醒着争分夺秒去完成工作。完成《变形记》后，李建军认为，围绕着“普通人尤其小人物的处境”“技术的控制以及使用技术的权力”这些议题，可以作出更为纵深的舞台探索，这促使他创作了《世界旦夕之间》。

在他看来，法斯宾德电影持续的吸引力在于探讨真实和虚幻的定义，以及如何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即便这个时代的语境已经颠覆了法斯宾德的创作背景。法斯宾德在1973年拍摄这部电影时，德国甚至整个欧洲尚未摆脱冷战的气氛，人们对现实不抱希望，尽管技术突飞猛进，而大众对于“发达技术时代”的未来是持悲观态度的。然而这段并不久远的历史正在被今天的人们遗忘，电影里描绘的“未来”虚拟世界正在成真，这个时代的人们用消费主义式的狂欢接纳了“虚拟世界”被制造并全面渗透于生活。时代语境的变化，以及普通人对技术的态度从恐惧、悲观到泛娱乐化的接受，这些叠加于原作的主题“在真实和虚幻、控制和反控制之间作出选择”，是李建军试图在舞台上呈现的当代风景：如果我们能清晰意识到自己正生活在技术制造的虚拟世界里，施蒂勒所坚持的存在主义的反击，是否还有意义？

在《美好的一天》《飞向天空的人》《大众力学》和《人类简史》这些作品中，李建军突出了“素人叙事”在剧场里的能量，以“不像戏的戏剧”召唤当代生活中被忽视的真实。而《世界旦夕之间》很明显地在技术层面开拓了舞台表达的语言。舞台上挂起两块显眼的绿幕，借助即时投影和绿幕抠像技术，《世界旦夕之间》现场把的电影的场面转制成电子游戏的数字画面，观众在舞台上看到两重世界，一个完全向观众敞开的“片场”，以及经过拍摄以及技术处理后的视听呈现。

整个作品通过极其强烈的形式和视觉设计——印制好图案的假衣服，假领结、假连衣裙、假衬衫，假西装，电子游戏式背景和交互画面——创造一个荒诞和虚拟的世界，当代的“现实”布满无处不在的虚拟制造，真实的定义被解构，虚拟人物逼真地生活在人们中间。演员戴着数码图像风格的面具表演，隐喻着活人被数字化和符号化，和数字游戏的场景共同组成风格统一的数字图像。观众能看到，舞台上的演员和工作人员，如何共同通过换装表演、机位转换和实时剪辑等方式，在投影上呈现“纸片人施蒂勒拥有了自由意志因此赴汤蹈火”的故事。

学者吕效平认为，李建军这个版本的《世界旦夕之间》就是一场游戏，但这场游戏外在的形式所引发的关于真实、关于虚拟、关于制造和控制的哲思，远比原生故事的内容更直接也更有说服力。

作者：柳青

编辑：周敏娴

责任编辑：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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