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文世界的西方博物学通史类作品并不多。确切地说，可能只有两本，且都是译作：《探寻自然的秩序：从林奈到E. O. 威尔逊的博物学传统》和新近出版的《探赜索隐：博物学史》。

▲《探赜索隐：博物学史》，[美]约翰·G.T.安德森著，冯倩丽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虽然两者描绘的对象有诸多重叠之处，但其作者迥异的学术背景和写作目标赋予了两本书不同的风格，使它们可以占据不完全重叠的“生态位”：

前者的作者法伯（Paul L. Farber）是位职业科学史家，他的书写建立在20世纪博物学史研究的大量积累之上，行文中涉及到博物学史家关注的多个视角，如博物学机构制度史、技艺史、演化观念史、博物学与社会、博物学与帝国扩张、公众参与博物学等，落笔之处总渗透着对博物学这一学科本身的分析；

而后者，即本书的作者安德森（John G. T. Anderson）是位对博物学史感兴趣的博物学家、生态学家，他在前言中直言本书既非专业史学家所著，也非为专业史学家而著，他的目标读者首先是那些“高年级本科生和起步阶段的研究生”，其次是那些“严肃的博物学业余爱好者”，因而他的写作没有很强的编史学意识，并且更偏描述性。

虽然都是通史，但两者覆盖的历史时段不完全一致。《探寻自然的秩序》从近现代博物学的两位奠基者林奈和布丰开始，结束于20世纪末；本书则更“通”一些，将博物学的历史一直追溯到史前人类时期，将学术性博物学的起源追溯到公元前七世纪亚述帝国的统治者亚述巴尼拔，随后转向我们更为熟悉的古希腊博物学及之后两千多年的传承与发展，停笔于21世纪初的最新状况。

本书的每一章都围绕着几位重要的博物学家展开，从古典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及其弟子塞奥弗拉斯特、迪奥斯科里德、老普林尼，到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腓特烈二世、杰勒德、格斯纳，再到近现代博物学史上那些大名鼎鼎的博物学家——约翰·雷、林奈、布丰、拉马克、达尔文、华莱士、贝茨、洪堡、班克斯、怀特、梅里安，以及美国的阿加西、阿萨·格雷、梭罗、缪尔、利奥波德、蕾切尔·卡森，直到与作者关系更为密切的20世纪美国加州博物学家，如加州脊椎动物博物馆的创建者安妮·亚历山大与格林奈尔等，他们是作者导师的导师。

当然，这份名单并不完整，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博物学家要比这更多。即便如此，作者也几次承认，本书提到的仅是博物学史上的一小部分。文艺复兴末期的那些著名的本草学家-博物学家如福克斯、切萨尔皮诺，19世纪欧洲大陆的植物学家如裕苏家族、德堪多家族等，作者在书中着墨很少，或者完全未提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发现有些人天生就比其他人更有趣”——纵览全书，他这里的“有趣”，其实意思是，这些博物学家进行了传奇曲折的探险，引人遐想，令人神往；作者因此用了大量篇幅描述这些博物学家的探险历程，本书几乎可以说是一部博物学家探险集。他期冀以此激发读者对博物学以及实地博物学考察的向往，不得不说，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在作者所提到的这些博物学家中，一个显著的特色是他分配给美国博物学家很大的篇幅。一般博物学通史中会提到从梭罗到卡森的自然文学传统，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博物学与生态学及环境资源保护之间的关系，而美国殖民地时期的巴特拉姆父子、19世纪阿加西与格雷的敌对，刘易斯-克拉克探险与威尔克斯远征，以及美国的两位博物学爱好者总统，却并不一定会出现。而作者对这些不吝笔墨，可能一方面是因为他对本国博物学史了解更多，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博物学家的探险足够有趣引人。本书的另外一个特色，是作者在讲述这些博物学家的故事时穿插了许多一般性历史背景介绍，尤其是在最初几章，几乎穿插了一部欧洲简史，因此那些对西方历史不太了解的读者也不用担心会读得云里雾里。

如前所述，本书写作更偏向于记述与描述，而非对博物学这一学科本身的发展作理论性的分析。因此，尽管作者按时间顺序提到了西方博物学发展史上的大部分重要人物，但他所讲述的博物学史偏向于同一化。读者尽可以跟随他的笔端，与那些伟大的博物学家去充满诱惑的遥远异域探险，但在读完之后却很难对博物学学科本身的一些发展线索有所把握。比如，文艺复兴时期博物学的人文主义特色，约翰·雷时期博物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自我意识的发展，博物学标本制作技艺的改进，等等，这些博物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作者并不大关注。在一些更细节的地方，作者的论述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学是否关注的是物种之间的相似性，他的“四因说”是否规定了哪一因居首等。当然，这些并非作者写作本书的重点所在，因此不能苛求；他已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写作目标。

作为一位博物学家，作者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博物学衰落的叹息以及复兴博物学的渴望。那么作者所理解的博物学是什么样的？

我们可以从他认为博物学不是什么中获得答案。作者在讨论博物学在19世纪末为什么衰落时，部分归因于当时一些作者将“博物学从方方面面带入了大众视野”。在此他尤其提到了梭罗，认为虽然梭罗对自然和博物学充满兴趣，却从未像一位博物学家那样行事；相反，梭罗行文中的神秘主义和华丽的辞藻破坏了博物学的形象，“使得严肃的科学家对博物学嗤之以鼻，认为它太含糊又太哲学化，不值得关注”。

无疑，作者所理解的博物学是科学的博物学，并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不过，其他一些学者对此有不同意见。在这些学者看来，由吉尔伯特·怀特所开启的深情书写自然的传统，以及对自然的情感体验的强调，正是博物学不同于科学的地方，也是博物学具有优势的一面。这种传统在美国的代表是梭罗，他将与自然亲近视为人的一种必需；他对自然的有情，影响了其后的约翰·缪尔等人，与美国的自然文学传统以及后续对资源、环境、生态的保护运动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者未看到这一点，他的评价对梭罗、对博物学都有失公平。而将博物学带入大众视野，也并不像作者认为的那样负面。事实上，18、19世纪的博物学家们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众多的博物学爱好者给他们寄送标本；今日博物学的复兴，也部分地仰赖于公众的参与和支持。

不过，作者的这种态度也不难理解。他是一位学院派职业博物学家，近年来为博物学奔走呼号的博物学家们总是为博物学在19世纪末失去科学地位深感惋惜，并试图恢复这一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最末一章颇为令人信服地指出，为什么现在的生态学/生物学仍然需要博物学，而不仅仅是实验和量化研究：除了博物学支持者们通常提到的继续记录生命多样性这一理由外，作者还认为，现代生态学大量依赖统计学，而“统计学中对集中趋势的过度重视，也可能会让研究人员对极端情况视而不见。博物学家们总是特别留意异乎寻常的事物，从中或许可以获得很多有趣的新发现”；此外，对某一地区进行长期严谨的博物学记录是必要的，唯有如此才能在物种行为学、生态学以及关于环境变化的研究中获得更多新发现。

令人欣慰的是，作者在文末告诉我们，他已看到了博物学正在复兴的种种迹象。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翻译亦为本书增色不少，译者的文笔流畅生动，使得阅读本书是一次愉快的体验。

另外，本书的迷人封面亦出自译者的巧手。

本文作者系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