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长津湖》热映，引发各方面的讨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不仅因为它是近年来国产电影中少有的巨额投资大制作，有着众多名导、实力派演员和流量明星的加盟，更因为这是一部在题材上倍受各方关注的电影，历史事件本身给予了它以最大的加持。

长津湖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拐点，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对于当时中国的国际国内形势都相当重要，其结果甚至影响了此后冷战的格局、中国国际关系和内部发展的环境。在当前的地缘政治形势中，电影《长津湖》具有面向大众重新讲述当代中国带有立国之战性质的历史的功能，而观众也往往抱有观影的视听欣赏与历史知识普及的双重期待。那么，《长津湖》有没有达到预期呢？这显然见仁见智。就个人观影经验而言，我觉得这依然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影。

一

历史题材尤其是并不算太久远的当代历史题材影视的创作，要面对巨大的挑战。第一，因为包括文字、影像和实物的史料记述相当详尽与完备，如何在史料中进行选择、萃取和提炼，并且进行艺术的升华，需要维持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平衡，既不能对史实亦步亦趋，成为纪录片与专题片式的机械搬演，但也不能脱离历史，以免遭受来自细节与语境真实性的质询。第二，正是因为当代历史和政治的延续性，在进行影像叙述时必然也要符合主流价值观念的要求，于是协调主题表达与艺术观念之间的平衡也就成为其题中应有之义。第三，作为电影工业的产品和市场上的文化商品，它在影像表达和趣味传达时还需要兼顾受众的感受力、接受度和审美习惯，所以在创作时要考虑谋求最大范围内观众的首肯。简而言之，《长津湖》的题材有着巨大的教育、认知、审美与市场潜能，但要面临着讲述历史的难度。

在以往的电影史经验中，主旋律战争题材电影基本上有两种大的叙事语法。一种是采取小视角，以连队、游击队乃至个人行为发展作为情节线索，用个体和局部故事反映战争的发展，感染情绪，鼓舞人心。此类影片仅以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的就有《上甘岭》（1956）、《奇袭》（1960）、《烽火列车》（1960）、《三八线上》（1960）、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英雄儿女》（1964）和《我的战争》（2016）、《激战无名川》（1975）等。这种视角的好处是切口较小，观赏性和娱乐性较强，易于让观众情绪代入。另一种是宏大视角，讲述战争整体性的格局与走势，尽管不无人物与细节的刻画，但集中于战争决策者与指挥者，意在对历史进程建立起一个总体性的认识结构，进而让观众在观影时接受对于历史进程与趋势的理解和阐释。此种宏大叙事最著名的无过于“大决战”三部曲（《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个体往往融合到集体之中以群体风貌出现。就抗美援朝战争而言，迄今为止尚无这样的电影出现。

由此观察，在国产战争题材影片序列中，《长津湖》的叙述应该说是有其独特性位置的。它试图探索一种融合性的视角，即融合宏大的历史背景格局与个体性的具体体验感受。前者构建历史话语框架，让影片富于教育和认知的功能；后者则意在激发共情，以达到充分表达与传播的效果。也就是说，它具备宏观的视野，但又是从微观角度进入的，这并不容易。《长津湖》的做法是通过最高层的决策、战争直接指挥者宋时轮的战前动员以及退伍的七连指导员梅生重返战场的自述，三次表明为什么要打这场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二

首先是家国情怀。影片开头第七穿插连连长伍千里回老家探亲，那山间水乡的恬静、和谐与优美，反衬出仁川登陆汹汹而来的联合国军的破坏性与不义。援朝是为了北上抗美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既是包含国际主义精神的伟大援助，也是保家卫国的正义行为，其逻辑重心在于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与维护。这一点有别于那种带有虚幻的和平主义论调电影——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认为一切战争片都应该是反战片——它们貌似政治正确，其实是混淆是非的和稀泥，无视了战争所具有的正义与非正义之别，并且历史一再证明，一切和平都是通过抗争得来，而无法靠绥靖或祈求获得，当年前辈英烈们牺牲的意义正在于此。抗美援朝战争后几十年和平发展的环境印证了影片中毛泽东的一句台词：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影片三次重申为什么要打仗的情节，并不冗赘，反倒是正本清源，建构战争合法性所必须。而毛主席之子毛岸英进入到部队中成为战场的普通一兵“刘秘书”，则是从上到下动员的人民战争的显现，这是社会主义中国平等与动人的精神遗产。

关键是战争的过程要落在具体的人物与情节之上。影片的重心就是围绕七连展开，其中的叙事出现了一种值得探讨的症候。即七连是以一个以兄弟情谊所连接起来的团队，伍千里与伍万里的血缘情感，以及连队其他战士之间的袍泽情感，甚至还设置了老兵雷睢生的“雷爹”角色，将他与连队战士们的关系喻指为带有父子情感的纽带。七连在这种叙事中成了一个兄终弟及、父死子继、“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带有拟血缘色彩的共同体，因而能够在战役中发挥出超乎寻常的凝聚力与战斗力。这样的情节与人物关系一方面是向传统原生共同体谋求情感资源，另一方面，其设置某些地方是在模仿之前一些战争大片的人物情节模式，是一种广为接受的套路类型，带有迎合大众流行情感结构的意图。

“兄弟连”的类型叙事优缺点都很明显，它无法显示出敌我双方的军事战略布局、国际外交形势和国内政治，但在影片中发挥出了作为商业制作的优势，展示了志愿军基层战斗团体性格各具特点的人物和机动灵活的战术。云山阻击战和炸毁信号塔之战两场戏是影片最为华彩的段落，近身肉搏、炮排压制、远程狙击、手榴弹空爆……一系列紧张、急促而令人血脉偾张的场面，既显示了战斗的艰苦与残酷，也突出了志愿军在劣境中的英勇。这种个体和个体配合的武戏都极为精彩，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在长津湖围歼中集体作战、大场面调度时的混乱。如同“兄弟连”的设置一样，影片在总体的情感结构上，对于集体主义的同志情谊、信仰以及由信仰所带来的意志力的描绘付之阙如。

共和国的志愿军战士不同于旧式军队和个人主义团队的地方在于，战友之间固然有兄弟情谊，但更多的是经过革命理念洗礼后的同志情谊，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同志情谊指向于共同理想、信仰与目标为基础的共同奋斗，而不仅仅是建立在个人情感基础上的原初共同体。因而，影片中伍千里专门交代雷爹要将伍万里活着带出战斗，固然血缘纽带在亲密性上可能胜过战友关系，但在同仇敌忾的战争之中强调这一点，就显得不太恰当。还有如对于伍万里具有“通过仪式”意义的谈话，落脚点在“军人的荣誉”之上，这一点也值得讨论，因为抗美援朝不是、至少不全是“军人的荣耀”的个人问题，更是保家卫国的整体性问题。

只有在集体理想与信念的基础上，才能理解为什么七连战士在遇到兄弟连队攻打美军通信塔受挫时，能够不顾自身安危而投入到舍身忘我的战斗之中，因为大家都是共同御敌的同志战友，不需要远近亲疏之别。

三

关于长津湖战役，中美苏朝韩各方都有不同的历史记录与文学及影视叙述，我之前读过作家王筠的《长津湖》与《交响乐》，印象最深刻的是前卫营战士在冰天雪地中伏击美军，最终冻成冰雕的场景。该作对现代战争的组织、综合、立体作战特征的探讨颇有军队现代化的价值，但是战争技术只是决定成败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至少对于彼时的抗美援朝战争而言最重要的却是理想、意志和精神，那些支撑着战士们在缺衣少食、极度严寒的苦境中依然保持斗志、不懈抗争的正是那种个人与家国之间由情感到信仰的紧密关联，以及新中国的精气神。电影里七连埋伏在长津湖畔时，伍万里误以为营地上空忽然升起的信号弹是美军的，这个时候有两句对白：我们被发现了吗？战友回答：不，是我们要进攻了！这种面对强敌而敢于出击的自信，正是精气神的体现。

受限于史实，电影《长津湖》的情节似乎显得有些分散，但有三个段落在我看来构成了叙事内在的连贯性。第一个是伍千里的弟弟伍万里跟随哥哥到前线（尽管这个情节有些不合历史常情，但作为艺术虚构的需要可以暂且搁置），因为性格执拗一开始无法融入连队，要跳车时拉开车门，夕阳斜晖下的万里长城气势恢弘、熠熠生辉地展现在战士们眼前。气象万千的大好河山让他和战友们都受到了震撼，这是爱国情感的激发。第二个是七连行进至一片布满尸体的荒石河滩时遭遇敌机，敌机并未发现他们，但为了取乐扫射河床中的尸体，致使战友牺牲，让伍万里仇恨的情绪得以升起，促使他在后来的战斗中克服恐惧，迅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战士。第三个则是美军撤退时发现已经冻僵的志愿军遗体，举手行礼向无畏的战士致敬，这是对于志愿军信仰的升华，虽然着墨不多，但足以让人难以忘怀。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力的弱小、后勤力量的不足以及军情的紧急，使得人民志愿军不得不面对以血肉对抗钢铁的残酷现实。《长津湖》这部电影的惨烈与动人，更多地来自于真实过去的惨烈与动人，它的意义更多在于重新让人们意识到，“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并非一句空洞的歌词，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与现实。普利策奖得主大卫·哈伯斯塔姆曾经写过一个著名的非虚构作品《最寒冷的冬天》，从美国的角度全面叙述了这场战争，我想说的是，对于那些志愿军战士、对于那些最可爱的人而言，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信仰也没有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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