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的画作一直是拍卖场上的“种子选手”。纽约时间5月8日晚，“佩吉及大卫·洛克菲勒夫妇系列珍藏”在佳士得拍卖大厅举槌，毕加索《拿着花篮的女孩》以1.1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7.33亿元）成交；前不久苏富比首次将毕加索绘画作品《胡安莱潘》带到香港拍卖，20幅毕加索作品同期展出，这是自2012年以来毕加索作品在香港最大型的展出，其中有七件是来自中国买家的私人收藏。

巴勃罗·毕加索的画越来越抢手，但事实上，他刚出道那会，也只是一名在巴黎讨生活的西班牙艺术青年。

从默默无闻的新人一跃为改变20世纪现代艺术走向的伟大艺术家，什么力量共同推动塑造了“毕加索”？

让·科克托，一个仿佛无所不能的天才、巫师般神秘的跨界艺术创造者，在毕加索成为“毕加索”的过程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重要角色？

日前，《遇见毕加索》一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引进推出，并在上海举办新书分享会。

在业内看来，这部作品作者让·科克托写下的关于毕加索和那个巨变时代的独特记录。这位现代艺术的推手很清楚，在天才艺术家之间，世俗的友谊毫无意义，真正有意义的，是他们在精神上和创造性上的某种契合，哪怕它的存在如焰火般短暂。“无论如何，毕加索是勇于挑战主客观结合而产生的怪兽的第一人，他敢向纳西斯递出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既不会歪曲他的外形，也不会把他暴露在更复杂的情况下。然而，承认毕加索肩上担负着将这场游戏推向极致的重任，并不是否认这场游戏无论如何都要达到 那种程度。”让·科克托如是写道，“毕加索的角色在于打扫干净土地，并竖起障碍。”

作家赵松并不认为毕加索不慕名利——相反，未成名的毕加索同样急切希望世人知晓他作为艺术家的名字，甚至还会亲自“挨个画廊去问，有没有毕加索的画呀？”来进行自我宣传。“毕加索在艺术创作时，真诚面对作品并寻求突破，并不会为了迎合观众喜好而歪曲艺术追求。在这一层面上，艺术家与名利之间就保留了一个有距离的批判关系。”

活动现场，沈奇岚援引科克托的话强调：“ 一个被众人奉承、庆贺的艺术家，会变得贫瘠”。只有对名利警惕的艺术家才能逃脱外在束缚而不断涌现新的创意——“毕加索这辈子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掌握了一种形式并进行创作，但转变到另一种形式的时候毫不留情，他根本无所谓上次的自己获得多大成功。”

在科克托写作风格上，沈奇岚笑称“这是一本非常法国的书”，因为它的结构和叙述方式非常自由，却具有很浓烈的感染力。她举例道，科克托书中有句话给她很大启发：“所以，千万不要问：这个画家是不是优秀的立体派画家？而是要问：这个立体派画家是不是优秀的画家？” 这句话看似平常，却包含了人生洞见：评判人的全新范式，是回归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和人的真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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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跑得比美快，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作品看上去很丑

文/赵松

“毕加索跑得比美快，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作品看上去很丑。”

此言出自让·科克托1962年出版的《巴勃罗·毕加索：1916-1961》一书。而早在43年前，也就是1919年4月7日，在给《巴黎午报》写的《 自由定夺》系列随笔里，谈及毕加索，他是这样写的：

“乍一看，他的静物与实物的差距就如同小丑与我们的服装及语言的差距一样——而一旦凝视，真实性就体现出来，撼动人心，出乎意料，如同一幅高超的错视画。”

时隔近半个世纪，面对毕加索这个人，这位过去百年里最为复杂多变的艺术大师，一个绝无仅有的艺术现象，让·科克托的看法其实并没有多大变化，只是表达得更为直接而已。其实，他想表达的，始终都是这样的观点：毕加索超越了传统，超越了身处的时代。

当然，让·科克托从来都很清楚，“在所有时期，艺术总会引起误解”。而这“艺术”，当然是指波德莱尔所说的“最新表达”，而非泛指。也正因如此，从“遇见毕加索”时起，让·科克托就笃定地认为，自己理应担起毕加索的艺术与时代、社会乃至大众的“中间人”重任。事实证明，他做到了。

这在他的同代人（不管他们喜欢他与否）中几乎是公认的。就像他把毕加索、萨蒂拉入加吉列夫的芭蕾舞剧《游行》——他写剧本，毕加索创作舞台造型布景和服装设计，萨蒂创作音乐，在此之前，这种合作是人们无法想象的。即使是诸如阿波利奈尔等朋友也无法想象的是，像毕加索、萨蒂这样的人，都能被让·科克托说服。对于让·科克托来讲，最重要的并不是《游行》最初的失败与后来的成功，而是事件本身的意义：

“无论如何，在毕加索之前，布景并不在剧中表演，而只是参与其中。”

还有，留存于他记忆深处的某些最为动人心魂的场景：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罗马的画室。一只小小的货物箱里装着《游行》的模型，里面有房屋、树木和小木棚。在美第奇别墅对面，毕加索在一张桌子上画‘中国人’、经理人、美国女人、马，对此，诺瓦耶夫人写道，我们会以为看到了一棵微笑的树，还看到了被马塞尔·普鲁斯特比作狄俄斯库里的蓝色的杂技演员。”

无论是艺术上，还是世俗意义上，伟大的巴勃罗·毕加索所获得的巨大成功都是空前绝后的。可是，在此之前，当他还只是旅居巴黎的一位西班牙画家，只是“蒙马特高地上的堂·吉诃德”之一的时候，让·科克托就是最早认识到其艺术价值的少数人之一，也是毕加索最早的知音与最出色的解读者。

“在这里，你不会发现任何人们常做的关于柏格森、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艺术之间的对比。这种卖弄学问的风气已经过去了。尽管毕加索是一个诗人型画家，但是，他的的确确站在文学型画家的对立面。再没有什么比行话和现代批评更让他觉得荒谬的了。”

从《毕加索》的第一段开始，让·科克托就定下了调子。这种定调方式即使放在今天也是足以振聋发聩的——那些喜欢兴冲冲地扯上时髦理论的艺术评论与创作，那些喜欢文学化的艺术评论与创作，在今天不也仍旧在大行其道么？

“应该支持毕加索，这位画家从来都只插手他看到的东西，并且远离柏格森式的思考，就如神童远离机会那样。”让·科克托写道。“就像所有重大事件一样，毕加索是自然而然出现的。”

随即，他又进一步指出毕加索创新的根源：“或许，那些进行惊人举动的最初的日子，和童年时光一样，都是些玩耍的日子。这与任何人都无关。很快，这些日子就变成了上学的日子。但是，毕加索从未执教。他从不剖析那些从他袖子上飞出去的鸽子。他满足于画画，满足于获得一个无与伦比的行当，并让其为偶然服务。”

文汇记者：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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