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廊韵竹香》（汉族莲湘舞）

【随着城市化、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任务日益繁重。据统计，在过去20年间，许多传统舞蹈正在飞速消亡。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进行舞蹈普查时，调查统计出的两千余种传统舞蹈项目，如今已经消失了853个，短短20年间消失的舞蹈占当时统计总量的近37%。传统舞蹈如何保护和传承，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被誉为“中国古代舞蹈活化石”、表现祭神祈福仪式的南丰跳傩；展现汉民族北方男性雄浑魅力和刚健意志的“鼓子秧歌”；在锣鼓声中尽显安徽蚌埠人文精神的“花鼓灯”；普及于黄土高坡的传统民间娱乐性舞蹈“横山老腰鼓”……“上海之春”参演项目“民族瑰宝·舞之传承”首届中国非遗舞蹈展演5月5日晚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上演，18个具有较高艺术、文化价值及表演水平的展演节目轮流登场，集中展示了我国传统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风貌和保护成果。

这样一场精彩的全国非遗舞蹈展演，不仅让观众领略了丰富多彩的各民族传统舞蹈，也给来自全国各地的表演者、研究者、教育者带来了新的启发和思考。5月6日上午，他们齐聚上海文艺会堂，结合经验分享和思想交流的方式，深入探讨中国传统舞蹈在当下的传承与创新，在新时期开展非遗保护工作的新方法和新路径。

舞蹈类非遗的抢救性工作迫在眉睫

我国文化资源非常丰富，从2005年开始便开展了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专家指出，目前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传统舞蹈类项目共有131项，占总数的9.5%。然而，过去20年间，许多传统舞蹈正在飞速消亡。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进行舞蹈普查时，调查统计出的两千余种传统舞蹈项目，如今已经消失了853个，短短20年间消失的舞蹈占当时统计总量的近37%，河北、山西等中原地区三分之二的舞蹈项目全部消失。传统舞蹈如何保护和传承，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原文化部非遗司副司长屈盛瑞

专家介绍，保护民族优秀的舞蹈基因，是一项抢救性工作。 在我国，有许多像是花鼓灯、秧歌、孔雀舞这类传统舞蹈已经囊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中，也较为出名，但还有更多曝光率较低，鲜为人知的舞种正在迅速走向衰亡。

中央民大舞院教授朴永光认为，保护对象也应有重点以及非重点之别。那些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形式独特、影响较大的舞蹈形态应首先成为重点保护对象。所谓的影响大，指的是在该民族中流传时间长、播布空间广、活动频率高。很多民族的舞蹈形态由于与该民族的文化生活、宗教信仰息息相关，所以，长时期以来在该民族中广泛流传，深受喜爱，这样的舞蹈在该民族中影响巨大，如彝族的“打歌”、藏族的“锅庄”、维吾尔族的“赛乃姆”等。朴永光介绍，维吾尔族的“赛乃姆”，广泛流传于新疆各地，是喜庆节日、麦西热甫及一般欢聚时表演的舞蹈形式，无论男女老少均可参加，人数不限，室内室外均可进行。表演时，舞者可自由进场，在鼓乐声、伴唱声中翩翩起舞，即兴发挥，也可边舞边邀请围观者进场对舞、多人同舞，舞者之间、舞者与观众之间不断交流感情。“赛乃姆”深受维吾尔族人民的喜爱，流传甚广，影响深大。

此外，还有的舞蹈种类在不同民族中都在流传，如“龙舞”“芦笙舞”“木鼓舞”“宴席舞”等。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所长江东认为，提高上述舞种的社会曝光率以引起关注，才能达到更好的保护意识。

由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表演的《一抹红》，根据苗族反排木鼓舞进行开掘创作而来。

传承人保护，是如何保护与传承中国传统舞蹈的主体，也是保证“非遗”延绵的要物。据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廖燕飞介绍，对传承人的保护历来是非遗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命名代表性传承人的方式，民间舞蹈艺人被认定为国家级、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后，日渐受到社会的关注和尊重，使当地民众能自觉地珍视本民族的舞蹈文化，从而有利于传统舞蹈的保护和传承。自古以来，舞蹈文化的传承主要是通过“身授”的方式。如果没有接受舞蹈“身授”的人，舞蹈文化无法传承。所以有无继承人关系到传统舞蹈存亡的问题，既要保护好“非遗”的代表性传承人，也要保护好“非遗”的继承人。据廖燕飞透露，从2016年开始，我国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给予的传习补助力度进一步加大，经费标准由每人每年1万元提高至2万元。此次再度提高补助标准势必对鼓励和支持非遗传承人进行传承活动，提高传承人积极性、引导全社会关心、重视传承人保护都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对舞蹈人员采取抢救性记录，建立档案工作以外，加大对舞蹈年轻人的培养力度也势在必行。使更多的年轻人脱颖而出，培养他们对中国传统舞蹈的记忆，同样有利于传承舞蹈类非遗。近年来，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各类型的传统舞蹈传习所孕育而生，并在培养传承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云南省为例，该省建立的瑞丽傣族孔雀舞传习所、楚雄彝族左脚舞传习所等都积极开展了形式各样的舞蹈传习活动。

“最好的传承，是活态保护”

  在“民族瑰宝·舞之传承”首届中国非遗舞蹈展演的18个节目中，表演单位分成了两大来源：专业艺术院校占了比较多的比例，还有一些属于群文系统（如，群众文化馆、镇、县、县镇一级演出队），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纯粹的非遗队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而非职业演员、艺术院校的学生或是群众文化馆的演出队等。缺乏地地道道的原生形态表演，到底还是不是舞蹈类非遗的原貌成为了与会专家热烈讨论的重点。

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非遗不是一种表演，而是产生于广大的田间地头、基层土壤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涉及到社群、部族乃至村庄独特的信仰，其核心内涵旨在文化，包含了哲学，宗教观念，乃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非遗的表演假设离开了原来的生存环境，即使把农民请来剧场，它也变了味道，演出的地点，时间和节气，环节，心态等等，都会成为影响的因素。但是虽然农民们没有到场来进行表演，这场首届中国非遗舞蹈展演最大的意义在于，我们把艺术家采风后学习到的东西展现在上海的都市里，传播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传播了对舞蹈类非遗的重视，而且代表了文艺界对舞蹈类非遗的全新思考。”冯双白说，“原生态舞蹈，才是（舞蹈的）生命之源。”

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

“非遗晚会让我们重新回忆起如何保护舞蹈类非遗，我想最好的传承就是一种活态的保护。”北京舞蹈学院院长郭磊认为，未来的非遗展演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分上下半场，或者分两场。一部分就是纯粹地道的农民原生态演出，另一个部分就是由专业人员对其进行舞台化——挖掘、整理、提升后的呈现。”

舞蹈类非遗也能赢得更多年轻观众、开拓更大市场

此次展演上，最热烈的掌声属于汉族海阳大秧歌《我和爷爷踩高跷》，作品以汉族传统民间秧歌“踩高跷”的舞蹈技艺和秧歌的动作元素为创作素材，大胆地揉于学龄前幼儿舞蹈动作中，以一群小娃娃和爷爷学踩高跷、闹秧歌的童趣形象展现了传统舞蹈的魅力和当代孩子的活力。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带来的《跳魁星》也得到了不少专家的好评，作品在传统的“魁星点斗”基础上进行了浓缩提炼，既呈现了浓郁的民俗特色，又带来更丰富的艺术享受；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的反排苗族木鼓舞《一抹红》和北京舞蹈学院带来的南丰跳傩《开山》也收获众多点赞。

《我和爷爷踩高跷》

《跳魁星》

冯双白认为，这些节目之所以能够获得全场观众的喜欢，是因为它们达到了一种精致与美。从专业艺术工作者的角度来说，还是要创造出非遗基础上的，风格比较纯粹，但是很美的艺术精品。“关键是不能让孩子们看到剧场里的舞蹈尽是现代舞，毕竟传统舞蹈也是我们十分宝贵的精粹。”

作者：李硕

图片：祖忠人 叶辰亮

编辑：李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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