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今年的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上海的爱多亚路一度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舆论高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生根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从《万国公报》到《星期评论》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1927年夏，红星从这里升起。

上海成为建党城市，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息息相关。根据史料记载，中国最早提及马克思主义的是上海的《万国公报》，该报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于1868年在公共租界创办。1889年4月《万国公报》在介绍近代西方政治学说时首次提到了马克思主义。

1915年9月，陈独秀在渔阳里创刊《新青年》开始系统介绍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和科学精神，但是这一时期的《新青年》重在所谓“改造国民性”，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有限。1917年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携该刊北上，随着李大钊等人的加盟，《新青年》开始集中版面，猛烈宣传马克思主义，《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学说》《马克思研究》《马克思传略》等文章在社会上相继掀起巨澜。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结束了在中国“幽灵”徘徊的段最终落地生根。

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也是五四运动第一阶段的中心。“六三大罢工”之后，上海成为运动的新中心，《星期评论》社、《觉悟》社、《建设》社、《劳动界》社、社会主义研究社、中共上海发起组、中俄通讯社、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外国语学社、上海机器工会、《新时代丛书》社等报刊和社团相继成立，上海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中心。其中，位于爱多亚路新民里的《星期评论》社堪称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宣传前哨。

爱多亚路上的政治生态

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上海作为国内支部一度成为中华革命党事实上的大本营，戴季陶、朱执信等党内骨干长期盘桓上海。上海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让孙中山看到群众广泛参与的重要性，1919年6月，他指派廖仲恺、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等人筹办报刊，以企占领舆论高地。6月8日，戴季陶、沈玄庐等人在爱多亚路上的新民里正式创办了《星期评论》周刊。《星期评论》虽为国民党人创办，但在创刊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鼓吹劳工运动，戴季陶甚至亲自出面约请陈望道为该刊翻译《共产党宣言》。在短短的时间内，《星期评论》发行量剧增，社会各界将之和《每周评论》并称为“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也和《每周评论》《湘江评论》《星期日》一起，并称为宣传新文化的“四大周刊”。

《星期评论》得以在新民里创刊，与爱多亚路上的政治生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爱多亚路即今天的延安东路，曾是鼎盛时期的法租界的北界，紧接公共租界和华界，地理位置尤为便捷。当时的上海政治格局依然是一市三治，即一个城市分三个区域，即华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有三个行政机构，实行各不相同的法律。三个区域中，中国警察均不得擅自进入租界逮捕华人，这为各种政治力量的活动提供了一定空间。特别是在“六三大罢工”之后上海成为五四运动的新中心，许多工人领袖和进步社团组织者频频穿梭于爱多亚路，情报交换信使往来畅通无阻。

再就主持《星期评论》社的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以及为该杂志积极奔走的陈独秀、李达、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邵力子、刘大白、沈仲九、陈望道、杨之华、杨明斋等人的活动范围来看，也多是集中在法租界内靠近爱多亚路的地方。如戴季陶曾居住在白尔路三益里17号，此处成为《星期评论》社后期的社址，沈玄庐、刘大白、沈仲九、陈望道、杨之华等也曾在该处居住。陈独秀、李达、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的居住地是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原柏文蔚住宅，今南昌路100弄2号）。朱执信、邵力子、杨明斋，以及孙中山本人在沪期间也都无一例外选择居住在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的法租界。随着五四运动中心的南移，爱多亚路周边麇集了早期国共两党最优秀的理论家及进步知识分子，《星期评论》能在短期内迅速崛起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预热地”

五四运动对于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士来说，有一个再认识的过程。1918年中，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失败之后，决定集中精力进行理论建设，此后他在上海法租界莫利爱路的住所深居简出，闭户著书，不问外事。五四运动爆发初期，尽管他对学生的爱国之举予以一贯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并未对此发表过任何公开谈话，更多地是以旁观者身份静观其变。孙中山的这一态度让许多支持者困惑甚至失望，曾有人就此致函表达不满：

前在羊城，获聆伟论，敬佩私衷，固无已也。顾此次外交失败，凡有血气者，莫不奋起。乃我公噤不一语，以开国之伟人，效刘胜之寒蝉，真令人百思不解其故。蜚语传来，谓我公与徐、段一鼻孔出气，然耶？否耶？我公而不欲解此嘲，则亦已耳，否则盍一言以慰国人之望乎？

真正让孙中山改变立场的是上海工人的“六三大罢工”，工人阶级焕发出来的巨大革命能量让他震撼，结合这一时期对苏俄革命胜利中劳工作用的分析，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兴趣盎然，正是在他的授意及过问下，才有了《星期评论》的创刊。

当然，与国民党人士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最终落足点多在附会三民主义不同，早期的共产党人则要纯粹得多。日后成为中共一大代表的李汉俊，在《星期评论》社工作期间，发表了《男女解放》《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劳动者与国际运动》等多篇引起社会各界热议的评论文章。这位曾经被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誉为“最有理论修养的中国同志”以如椽巨笔将《星期评论》带上一个理论新高度，他也成为该社后期事实上的负责人，如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回忆道：

我去上海《星期评论》社，这个社当时有：陈望道、李汉俊、沈玄庐、戴季陶、邵力子、刘大白、沈仲九、俞秀松、丁宝林 (女)。施存统也在一起几个月，他后来去日本了。李汉俊是该社的思想领导中心。那时，他和日本、朝鲜的共产党方面都有联系。李汉俊和陈望道整天在社里的编辑部工作，那个编辑部很像个样子。

《星期评论》创办之初，中国国民党尚处于中华革命党时期，中国共产党也还在酝酿之中，但是两党早期的杰出理论家和进步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紧密团结在一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积极推动者和重要组织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爱多亚路既是上海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前哨，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在上海的“预热地”。

作者：高俊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辑制作：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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