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川

前段时间，一个在火车站等车男人的照片火了。

照片里的人是樊建川，人称"舵爷"，自称为“馆奴”。

樊建川参过军，当过大学老师，也曾进入中国富豪排行榜，

他却投入全部身家建起了博物馆。

抗战、民俗、红色年代、抗震救灾、红军长征……

10年在四川建立30余个历史主题博物馆，

接待参观者超过1000万人次。

……

在出版人李昕眼里，“他是一位奇人”，有着不同凡响的人格魅力。

回忆为樊建川出版《大馆奴》的经历，李昕说，

他的人生道路所能带来的启示，远比那些藏品要多。

《大馆奴》是关于樊建川个人经历的书，所以我得从他这个人谈起。

我和建川先生认识很久了。他是一位令我非常敬佩的人。从初次见面，我就发现这个人有着一种不同凡响的人格魅力：正直，豪爽，仗义，大气；有气魄，有激情，有血性，有理想，敢作敢为。

那时我在香港三联书店工作，樊建川的著作《一个人的抗战》在香港由我安排出版，他为了配合新书发行，特地到香港举办“抗战文物巡展”，展品都是他的个人收藏。见面以前，我想象这位收藏家的模样，觉得他应该有个老板派头，西服革履，衣冠楚楚，后面跟着随从一群。然而，他出现在我面前时，只是独自一人，身穿旧军服，手里、肩上还携带着日本鬼子使用过的钢盔和长枪，一派风尘仆仆的样子，和我们常见的退伍老兵没什么区别。从这里，我就注意到，作为一位收藏家，他的理想、理念、价值观恐怕是与众不同的。

▲樊建川和本文作者

的确，和他接触多了，便知道在收藏家里，可以称作一位“奇人”。他的眼光、看法和做法都是别具一格的，他有着一种不一样的胸襟、抱负和追求。试想，哪有收藏不为钱的？而建川偏偏如此。他重视的不是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而是历史价值和思想价值。他做的事情，可能令很多人不可思议：比如，专心致志从事收藏，但是他却只为收藏花钱而从不考虑赚钱；他经营房地产公司，赚的钱只为一件事，就是收藏。所以，他手里的钱总是不够，有时还捉襟见肘。二十年中，他在收藏中的投入不是一个十位数字能够进行统计的，可谓不计血本。当然，投资文物也有经济价值，甚至会升值。但是建川表示，他只是为民族、国家、大众收藏却不为自己收藏，所以他的收藏属于国家，自己死后将全部捐献。

作为一个可以公开宣称财产归公并以此为荣的收藏家，樊建川的理念来自于他的军人本色。他认为是军人就要做“男人中的男人”，要做“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事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的民族留下历史的记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明天，收藏昨天”。当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人有意无意地失去历史记忆的时候，他扮演了一个敲钟人的角色，时时敲起警钟，警醒着人们，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灾难。这对他来说是一种社会责任，一种道义担当，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尝试。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也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以一个人的力量撑起这一片事业，不能不令人惊异和赞叹！

▲建川博物馆的壮士广场

因为几十年来的全身心投入，建川的收藏可谓集大成。目前建立在四川大邑县的建川博物馆群落，是中国最大的民间博物馆。就其中的藏品来说，在很多门类上都是中国第一，甚至世界第一。为了宣传介绍这些文物，近些年来，建川出版了不少书籍，其中的《一个人的抗战》、《荻岛静夫日记》、《国人到此，低头致敬》等，都很有影响。因为我是做编辑出版工作的，建川每次见到我，都要和我商量如何编辑有关他的藏品的新书。但我对他说，“我更感兴趣的不是你的藏品，而是你这个人。”因为我觉得他的人生道路所能带来的启示，远比那些藏品要多。

▲ 建川博物馆一角

为此，2011年的春天，我专程飞到成都，与他洽谈出版一本自传体回忆录的事。建川很热情地招待我，让我住在他自己经营的宾馆里，亲自陪我参观博物馆，还带我进入他的一座巨型的文物仓库，给我介绍他的一些尚未公开展出的藏品。告诉我，这也可以出书，那也可以出书，但是对于自己出版回忆录，他很低调，很谦虚，说：“我还是太年轻了吧。”以此再三推脱，我尝试谈了几次，都不成功。

但是所谓“贼不走空”，我既然来了，就不能空手而回。为了说服他，我郑重其事地写了一份谈话提纲，在A4纸上，写了大半页纸。临回北京的前一个晚上，建川请我喝酒，我展开攻势，对他说：“在我看来，并不是每一个成功的人士都值得写一本自传，因为写自传并不是为了给一个人树碑立传。自传应该是思想性读物，它应该展现传主的精神境界和人格力量，应该对于读者富有启示性和感召力。所以，有的人虽然事业成功，但是人格没有光彩，或者人生没有色彩，性格不能出彩，恐怕都不值得写传记。但是你建川不同，你虽然年纪不算老，但你的经历和性格，具备了传记所需要的全部要素。特别是，我们可以通过你的自传，肯定一种人生追求、思想理念和价值观，这在当前中国社会，是很重要的，而这又是那些分门别类介绍建川博物馆藏品的图书所做不到的。”

▲在建川博物馆里

趁着酒劲，那晚我苦苦相劝。我的话最终说服了他，但他说，自己太忙，每天都工作到半夜，实在没有时间写，怎么办？我说这不要紧，你给我50个小时，做口述录音，我找人帮你整理撰写怎么样？他同意了。于是我们碰杯，一言为定。

第二天我回北京，在路上，我打电话给当时住在成都的作家李晋西女士，约请她和建川合作。这样，一本书的约稿就算落实了。

顺带说一个小插曲，与建川谈完以后，我临走时，建川送我上汽车。他忽然问我，你昨晚的谈话提纲还在吗？我从口袋里掏出来，他接过去，说，“这东西我收藏了。”我心里想，这个人收藏成癖，由此可见一斑。

关于这本书的书名，我和建川最初有分歧，我们讨论了很长时间。我希望突出这本书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取名《记忆与梦想》，意思是说，这本书不仅是樊建川的个人经历的记忆，记录了他个人要建成100个博物馆的梦想，同时书中展现他为我们民族所收藏的集体记忆，关系到我们民族伟大梦想的实现。但建川坚持要用《大馆奴》作为书名。他说，现在社会上有房奴，有车奴，而我就愿意做一个“馆奴”，我把我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我的博物馆，还不是“馆奴”吗？我们僵持不下，最后，又是在一次开怀畅饮中，建川对我说，“这事要投票决定”。我看到在座的除一两个三联编辑以外，大多是建川博物馆的员工，知道投票赢不了他，便做了妥协，决定用“大馆奴”作为主书名，用“樊建川的记忆与梦想”作为副标题。于是，这本口述自传，就以现在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了。

作者：李昕，出版人 三联书店前总编辑

编辑制作：李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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