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巴尔加和他在上海收集的犹太人墓碑

【导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为逃避纳粹屠杀，数以万计的德国犹太人逃亡海外，但不少欧美国家都紧闭国门，上海却无私地将他们拥入自己的怀抱——3万名犹太人聚居在虹口一隅的提篮桥，免遭德国纳粹的疯狂迫害。今天，以色列矗立着这样一座纪念碑，上面写道：中国人，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恩！

迪文·巴尔加是以色列一位摄影记者，2001年他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学习中文。意想不到的是，一封电子邮件让他开始了一段“如同侦探小说”的生活。

2001年冬天，迪文收到朋友乔治亚女士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里面附有两张上海某古董店里正在出售的犹太人墓碑的照片。迪文起初并没有十分重视这份邮件，因为人们早已对这类犹太人墓碑失去兴趣，它们可能出现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但很快，他产生了一些疑问。他知道上海是一个20世纪中期收容了大量犹太流亡者的城市，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此终老，相应的墓碑也应众多。这些墓碑后来去了哪里？　　

据史料记载，解放初上海共有4个犹太人公墓，近3700座墓碑，分别坐落在今天的惠民路、定海港路、黄陂北路和番禺路。1958年开始，出于市政建设和公共卫生的考虑，这些公墓逐渐外迁到距上海市区15公里的国际公墓。当时，新规划的犹太人墓地足够安置原来4个公墓里所有的墓穴。搬迁完毕后，新墓地四周建造了围栏，栽种了许多树木并有专人维护和管理。但是“文革”期间，地面上的墓碑大多数在“破四旧”的运动中遭到严重毁坏，后来，墓地上兴建了一座热处理厂。如今，保存完整的犹太墓碑一共只有4块，它们被安放在虹桥的宋庆龄陵园内，墓主分别属于以前在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嘉道理和沙逊家族。

▲霍山路百老汇戏院屋顶原址是麦司考脱屋顶花园（也叫做罗伊咖啡）。二战期间部分犹太难民租下了戏院顶层，不时在那里举办各种聚会和活动。每到节假日，麦司考脱屋顶花园总是热闹非凡

2001年底，迪文先是拜访了朋友电子邮件中提到的那家拥有两块墓碑的古董店。遗憾的是，等他赶到时，其中一块已被买走，而且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买方和卖方都不知道交易的物品竟然是一块墓碑！迪文只好买下另一块，并表示可以购买更多的墓碑。老板决定派他的部下带领迪文去发现墓碑的地方——上海西郊的徐泾镇。然而让他失望的是，镇里下辖的村庄城镇化痕迹十分明显，似乎已经找不到任何墓碑的踪迹。他用生硬的中文见人就问：“有没有看见墓碑？”

很快村民们就知道村里来了一个奇怪的外国人，到处在找什么墓碑。有人提供了消息，村里有一户承包果园的沈先生，他家里似乎有迪文所说的那种大石头。

沈先生的果园大门门槛前，埋着一块白色大理石石碑，上面的文字谁也看不懂。沈先生认为，就是这块奇怪的石头，给他们家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运。迪文一点点拭去碑面上的泥土，碑的正面逐渐露出一颗清晰的六角星，接着是一行行希伯来文字。“是的，这正是一块犹太人的墓碑！”

沈先生骑着摩托车赶回家，他怎么也不相信自家的“风水宝石”会是一块墓碑。迪文着急了，指着墓碑上的文字一句句读给沈先生听。沈先生让步了：“真是你说的那样，我还能不给你？都是老祖宗的东西，成天变成垫脚石也太伤感情。”很快，150多公斤重的墓碑，从果园的门口一点点挖出来，被五六个男人抬着，吆喝着装运上了车。从那以后，沈先生成了迪文的朋友，他带着迪文挨家挨户不厌其烦地打听。在沈先生的游说下，一些原先不愿意给石碑的村民被感动了，有的一分钱也不要就把墓碑交给了迪文。

迪文和他的朋友们发现墓碑的地方，除了村民的院子，还有下水道的窨井盖、村边小河里的垫脚石、泥地上的铺路石，甚至还有一块被作为建筑结构嵌在房屋的墙里，但仍有部分希伯来文依稀能辨。但是，无论多困难，迪文总是竭尽所能挽救这些墓碑。

▲穿上古旧的中国服饰，当时的犹太人试着按中国人的方式过日子

在得到最初的几块墓碑之后，迪文已经决定要制定一个长期的计划来尽可能地收集犹太人墓碑。他的计划获得了斯坦福大学一项基金支持。从此他开始了寻找和收集墓碑的过程。2002年夏天，在一个叫杨莉莉的上海大学生帮助下，迪文又找到了许多块墓碑。杨莉莉从小在当地长大，在她祖父家也发现了一块墓碑。当时，她祖父把这块墓碑当作下水道的井盖。在杨莉莉的说服下，祖父将这块墓碑连同家里的另一块墓碑，一起交给了迪文。在杨莉莉的帮助下，迪文还在村里发现了一些零零星星地镶嵌着墓碑的石板路。用清水冲洗碑面时，一颗颗六角星立刻跳进眼帘。在一条水渠边，迪文惊奇地发现水底有块大石头映出清晰的希伯来文。他借来附近建筑工地上的小吊车，将重重的石头从水里吊出来。他还从一座桥上发现了一块墓碑已被嵌入到桥面当中。

迪文不遗余力地寻找着墓碑，同时也寻求政府的帮助。他还带着录影带和照片到以色列驻上海领事馆求助。总领事马奕良先生在和以色列大使商讨后，来到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叙述了犹太人对坟墓和墓碑的敏感态度，请求政府出面去搜集散落在各村庄的墓碑。上海市政府回应了他们的请求，承诺将协助搜集这些墓碑，将它们安置在一块合适的独立场地中。以色列领事馆的代表同时也从古董店收回了大量待售的大理石墓碑，并希望古董店老板今后不要再用这些墓碑做买卖。

“如果告诉当地人这是墓碑，他们就能完全理解我。如果没有他们帮忙，我找不到那么多的墓碑。”几年来，迪文来回奔波于市区和徐泾镇之间，近乎神经质地寻找每块看似可能的墓碑，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的足迹几乎走遍了这些村子的每个角落。在水井边，在狗尾巴草丛里，在农户门前，在屋子的墙根下，在河边的洗衣石里……只要有可能找到墓碑的地方，迪文见到一块大理石，就会莫名地热血沸腾。当他将沉重的碑身翻转过来，在扬起的尘土中看到那依稀可辨的希伯来文时，那是他这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

▲犹太艺术家约瑟夫·莱文托尔的作品《上海体验》中，两名犹太拉比在龙华塔前的倾心交谈

收集墓碑的故事仅仅是一个前奏曲。2004年，迪文和建筑师克里斯托弗·佐阿邀请现居上海的部分国际优秀建筑师，以这些重见天日的墓碑为焦点，进行了一次上海犹太人纪念地的概念设计，并命名为“镌刻出的历史”。这是一次艺术性、概念性的展览，建筑师们利用其想像力和创造力来进行发挥，把这个纪念性的主题充分体现。其中，澳大利亚B.A.U.设计公司建筑师詹姆斯·布莱利所做的“漂流石”方案，是采用了楔型下挖的、宛如没有固定目标漂浮的基地。这个基地具有“埋葬却没有入土”的含义，表达了20世纪犹太人在上海的非同一般的经历。同时，漂浮“意味着一种获取自由的愿望，漂浮的石块也割裂了它与外界的联系，意示着无法达到永久的特性。在不同的地方锚定浮排可引起不同含义的对话，但浮排最终的归属可能是一个与岸边有联系的水面。SOM公司的设计师西拉斯·乔等人则把他们的设计命名为“概念墙”，其中，参观者在不断地寻觅与犹太人有关的信息，终于在一个适当的纪念场所内找到了这些现已被发现的墓碑。在这个空间里，也可以体验到这些墓碑曾经的“不存在”。这里4个墓地中的每个墓地均设一个纪念场所，使得人们开始陷入沉思中。每个纪念场所都有其独特的特征，但均体现了相同的关键元素或内容。

如今，迪文已经找到了86块墓碑，大部分都是从村民手中得到的。只要迪文向他们解释石块的来由和他的目的，村民们都会无偿地把墓石给他。但是，一个更难解的问题正在困扰着他：如何及在哪里安放这些特殊而又宝贵的历史见证？他曾有一个计划：建立一块犹太人纪念地，如在霍山公园里安放这些墓碑，成为想要了解上海犹太人或是缅怀先祖的人的去处。迪文仍然在为这个目标而努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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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和文化的积淀，由于城市与建筑的风貌，由于这个片区的国际内涵，提篮桥地区已被列为上海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之一。虽然岁月已经逝去了60多年，但即使在今天看，提篮桥仍然提供了一种可贵的城市记忆，即在这个摩天楼林立的大都市里，还有一个默默存在的角落，它曾经支撑着数万人的生存信念，并为他们的子孙后代提供了心灵深处的一个温暖园地。

虹口提篮桥地区的犹太难民除了各自狭小的居所之外，他们的大部分生活就是围绕着摩西会堂、舟山路、霍山公园等一些城市空间与建筑而展开。这些空间，无论是作为生活在上海的居民，还是外来的探访者，都值得去发掘其中无数动人的故事来细细品味。

摩西会堂

华德路62号，1907年建造之时是一幢私宅。1927年，俄罗斯犹太人集资将原来在其他地方租屋建造的摩西会堂迁入。该建筑为一所供俄罗斯犹太人和中欧犹太人使用的会堂，三层青砖墙面，水平向带状红砖作为装饰，门窗上饰有传统式样的拱券，山字形入口具有些许犹太建筑的特色。大门上方则是犹太教的标志“大卫星”。建筑风格朴素稳重，室内楼梯扶手雕饰精美。以俄罗斯犹太人为主建立的上海犹太宗教公会是当时上海最大的犹太人社团，长期设在摩西会堂内(1941年迁至拉都路会堂)，为当时的犹太难民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柱。另外一个重要的组织犹太复国青年组织“贝塔”总部亦曾设在此处。今天，命名为“犹太难民在上海纪念馆”的摩西会堂已成为整个上海关于犹太难民历史和实物资料最为齐全的地方，成为犹太人到上海的必访之处。

嘉道理学校

如同大多数中国家庭一样，犹太人对子女的教育是非常重视的。有一个小故事似乎可以说明这一点：在犹太传统中，孩子头一次进教室上课，要穿上新衣，由拉比或有学问的人带到教室。在那里，每位孩子可以得到一块干净的石板，石板上有用蜂蜜写成的希伯来字母和简单的《圣经》文句，孩子们一边诵读字母，一边舔掉石板上的蜂蜜，随后拉比会分给他们蜜糕、苹果和核桃。所有这一切旨在让他们明白，学习知识有甜头，学习的过程是甜蜜而充满诱惑力的。他们有一条信奉不变的真理：财富可以被带走，唯有知识和智慧永不流失。

▲华德路138号，犹太难民用竹编为墙面建起的厨房

为解决虹口区犹太难民孩子的教育问题，嘉道理家族在荆州路上创办了上海犹太青年协会学校，专门吸收犹太难民的子女就近入学。开学之初有学生380人，教师14人，柏林来的女教师露茜·哈特维希担任校长，犹太孩童可以在此学习数学、希伯来文、英文、地理等知识。后经过不断扩建，到1940年，学生已超过600人。1942年1月,在霍瑞斯·嘉道理的帮助下，学校迁到东有恒路（今东余杭路）627号新校舍。人们常称之为“嘉道理学校”的这一新校舍被认为是当时虹口地区最漂亮的建筑，后来，“嘉道理”这个词在上海犹太难民中家喻户晓，也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中心之一。

所有的孩子都极其喜欢这所学校。学校里有一个很漂亮的操场，用于体育活动。教室成U字形围绕着操场，后面是大礼堂。每星期五晚上，学生们都去那儿做安息日祈祷，许多家长也都喜欢参加。

舟山路建筑

时至今日，摩西教堂、舟山路和霍山路等街道两侧，那些犹太人生活过的住宅、店铺、学校等建筑物及历史环境仍然具有鲜明的特色。漫步在舟山路上时，几乎所有人都会为这独特的建筑物及其保存的完整所震惊。这一排排的红砖墙面、精致拱门、弧形墙头的建筑无声地耸立着，诉说着这一段特殊的历史。这些建于1919年，由犹太人设计并建造的房屋，曾经为百余户的难民提供过住宿。由于当时居住在此的犹太难民中有众多的工程师、建筑师等技术人员和艺术家，舟山路的建筑在功能和形式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舟山路的西侧，东西向的长条形住宅和转角建筑均属于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建筑台基较高，入口处通常有四至六步台阶的室内外高差，与地面接近处设有通风孔。墙面极富装饰感，每一层楼面均有一层砖砌的叠腰，构成了水平线条的延伸。入口处的两个并列的开间往外稍凸，其门洞上的拱券装饰是倒葱头状，显示了某种俄罗斯风格的特征。所有的门套、窗套都采用红砖来砌成半圆拱或扁拱，与作为背景的青砖一起构成了丰富的色彩变化。建筑屋顶是坡度较陡的双坡屋面，利用连续、并列的老虎窗伸出墙面，形成了极富韵律感的界面。

舟山路是当时最主要的犹太难民生活和休闲的场所，也是提篮桥最为繁华的街道之一。街道两侧商店林立，每到周末行人摩肩接踵。犹太居民纷纷上街购物、进餐馆，住在附近的中国人也会沿街摆摊设点，兜售一些日常用品：

走在舟山路上首先看见的是Marlene甜品店,在那里一位漂亮的女招待珍塔每天中午都用铜制的容器来承装一种叫作Sahnen的冰淇淋。这在那些日子里真是一种昂贵的享受。

如果继续朝舟山路霍山路口的汇山公园行走的话，你会看到“虹口Row饭店”，在这里，你花上几个美元就能享用一种叫做einheimisches Gericht的德国家乡风味的本地菜。

舟山路的左侧是Sidas饭店。爬上一段狭窄而弯曲的楼梯之后，我们就能品尝原汁原味的维也纳牛排。街道对面是4个当时非常受欢迎的饭店：International,CaféEurope,Delikat,和Barcelona。他们都是由犹太难民自己经营的，还从自己国家带来了一种叫做dieFeinkost的调料。

如果难民口袋里的钱比较有限的话，他可以在一家后开的食品店Ollendorff里买东西。它就在舟山路长阳路口。

当然，在隔离区内12个街区长、5个街区宽的范围内还有各式各样的商店和手工店，满足了众多犹太难民的需求。唐山路、霍山路、昆明路，或者其他的地方，但是，舟山路仍然是上海犹太难民记忆最深和最常提及的地方。

20世纪40年代，美国前财政部长布鲁门撒尔就住在舟山路59号，在那里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和一段最终失败的青涩恋情。

汇山公园

汇山公园于1917年建造，地址在舟山路折入霍山路东侧，现名霍山公园。公园规模不大，仅2000平方米不到，按照法国式的公园设计建造。公园种植低矮的灌木和花草，几何形状空间布局，颇有欧洲花园的味道。犹太难民多数喜爱户外活动和集会，因此小小的霍山公园成为当年居住在虹口的犹太人主要游憩之地，也是孩子们最喜爱的游乐场所。

华德路收容所

华德路收容所位于今长阳路138号，又叫第一难民中心，1939年1月正式使用，可容纳1000名难民，是当时规模最大的收容所，并曾作为伤病医院和产科医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1949年后，收容所原有建筑上另外加建了两层房屋以供市民居住，现在已经基本无法识别出原有模样。

麦司考脱屋顶花园

霍山路百老汇戏院屋顶原址是麦司考脱屋顶花园（也叫做罗伊咖啡）。二战期间部分犹太难民租下了戏院顶层，配上凉亭、花草，变为屋顶花园，不时在那里举办各种聚会和活动。麦司考脱屋顶花园和棕榈树花园及白马酒店等，成为深受犹太人欢迎的餐厅和酒吧。据摩西会堂的王发良老先生回忆，每到节假日麦司考脱屋顶花园总是热闹非凡，稍微富裕的犹太人都换上最好的服装，去出席屋顶花园的派对。麦司考脱屋顶花园从而成为当时犹太难民交际和室外休闲的最重要的场所。今天，百老汇戏院的建筑仍然保持，但是早已人去楼空，屋顶也沦落为一个堆放杂物的平台，再也无法寻找往日的痕迹。

下午，通常有大约150人聚在百老汇戏院屋顶的罗伊咖啡，晚上他们在屋顶花园跳舞。年轻的恋人们伴随着由八人乐队演奏的流行音乐跳舞。一些歌曲，如《永在我心》《悲伤的旅程》等经常在麦司考脱和其他的酒吧里播放。

维也纳鞋店

由几个奥地利难民集资创办的“维也纳鞋店”位于舟山路、霍山路口，是一家颇受当时青年女士欢迎的皮鞋店。犹太难民中有不少是服装设计师，在虹口他们发挥了自己的设计天赋，紧跟欧洲时尚，制作出当时上海最为时髦的女式皮鞋。甚至许多日本贵妇人也经常光顾此店，购买自己喜欢的样式。

唐山路818弄

这条弄堂又名源福里。原系美商中国营业公司产业，共有房屋100幢。1937年“八·一三事变”前后，原住居民因避战祸纷纷迁离，十室九空，犹太难民救济组织便以较低房租承租，安排难民入住。自此，该弄即成为虹口犹太人聚居点之一，被称为“犹太弄堂”。这样的聚居点还有东长治路961弄、海门路171弄和舟山路等处。在日本人划定隔离区之后，这条弄堂曾经被封闭一年之久。

东海大戏院

虽然欧洲犹太难民建立了独立的社团组织中欧犹太协会，并在自己的拉比主持下按德国方式开展宗教活动，但仍有一批自由派难民认为这过于正统。于是，在胡戈·亚历山大的领导下，部分自由派难民于1940年逾越节在东海大戏院（今东海电影院）举行了标准的改革派宗教仪式。这批自由派难民后来与中欧犹太协会分道扬镳，成立了独立的中欧犹太自由派协会，由胡戈·亚历山大任会长，并聘请西尔伯斯坦博士担任拉比。

东海大戏院也是犹太难民艺术家演出的主要场所，如H·马戈林斯基在此指挥过爱乐音乐会。1943年冬，“上海音乐家协会”在“上海阿兹肯纳齐合作救济会”的资助下，在东海大戏院举办了一场募捐义演。

内容摘自《空间·故事·上海犹太人：提篮桥的过去与现在》

作者：张艳华  王健

编辑制作：陈晓黎 徐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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