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我已在中华戏校工作，他看过我写的《美人鱼》《鸳鸯泪》等剧，便请我给他编剧。我给他编写的第一个剧本便是《瓮头春》。……一个盛夏的星期天，我带着剧本到他家共同商议。程先生用冰啤酒待客，环境清幽，心脾清凉。程先生很有信心地想排此剧，约定再细读剧本后，可能还有些修改的地方。过了一周左右，程先生又约我到他家里。他拿着《瓮头春》剧本，含笑相迎，劈头就说：“《瓮头春》写得很好。希望能多加几段抒情的唱，我可以多创几段新的唱腔。”我才要问何处加唱，程先生把剧本合在桌上，先请我喝冰啤酒。我已逐渐了解了他的性格，考虑不成熟的问题他是不会轻易出口的。我们缄默地对坐约十余分钟，他仿佛是颇为遗憾而又有点兴奋地说：“我有几位朋友也看了《瓮头春》的本子，他们一致说好，适合我演。但是他们又善意地建议，说我演出的悲剧太多了(当时程砚秋的代表作是《金锁记》《鸳鸯冢》《青霜剑》《文姬归汉》《荒山泪》《春闺梦》等)，能不能排一出适合我演出的喜剧？您说好吗？”这似乎是一个暗示：《瓮头春》已不列入排演之例，而是要我再写一个新的剧本。我正在思索如何回答，程先生又接着说：“《瓮头春》是要排的，最好调换一下，您是否先写个喜剧性的本子，调剂调剂。”程先生的笃实诚挚，与我认识到的他的沉默寡言，同样地印在我的心头，他是不轻易然诺的。在我了解了他的诚意之下，反而面有难色地说:“只怕材料不太现成。”他似乎出乎意外地满意于我的回答，只说了一声：“好！”回身打开玻璃书橱，取出一本焦循的《剧说》，翻开夹着书签的一页，举以示我：“您看这段材料如何？”原来就是《剧说》里转载《只麈谭》的“赠囊”故事。文字极短，瞬即看完，我未加思索，答以可为。程先生似乎更兴奋地拱手一揖，含笑相视。这时，恰巧又有客人来访，我即告辞，在回家的途中就开始回味这个素材，考虑如何将它写成一出适合程派排演的喜剧。

《剧说》里的素材，只是一个故事轮廓，连具体的人名都没有，也没有剧名，虽然可以循理成章地叫作《赠囊记》，可我总觉有些平庸陈旧。这时恰巧有位山东朋友来看我，我问他山东一带的民俗有没有在女子于归之期父母赐赠的惯例，他说有的地方在女儿出嫁的前夕，做母亲的特制一囊，内藏金银，取名“贵子袋”。我便不忌晦涩，用“麟儿”象征“贵子”，定名《锁麟囊》。

《锁麟囊》剧本写成之后，恰巧戏校当局又布置了一个任务：攒写全部《姑嫂英雄》。我只好请教务主任张体道把剧本转交程先生。过了三天，程先生电约相晤。他很快地翻看剧本，似乎已是熟读过了。从“选奁受囊”薛湘灵的第一次出场，看到“春秋亭避雨赠囊”，他眉毛总是一挑一挑的，时露笑容，嘴里似乎在咀嚼什么，夹杂着声音很低的一个“好”字。继续看到了“寻球认囊”那一场，他更是全神贯注地挑着眉毛，一只手又微微地摆动或翻转着，似乎在做身段。及至看到“回忆往事”的唱段，他忽然皱了皱眉毛，反复地看了又看，最后合上剧本，闭起眼睛。我们相对默坐约二十分钟，他倏地站起身来，给我斟了一杯热茶，兴奋而又谨慎地说：“您看这一场的〔西皮原板〕是不是把它掐段儿分做三节，在每一节中穿插着赵守贞三让座的动作，表示薛湘灵的回忆证实了赵守贞的想象，先由旁座移到上座，再由上座移到客位，最后由客位移到正位。这样，场上的人物就会动起来了。”程先生的建议，不仅生动地说明了场上的表演，更大可升华剧本，深化人物，我欣然接受，遵意照办。程先生又接着说：“几段唱词，您也再费点笔墨，多写些长短句，我也好因字行腔。”我正想着如何写法，不觉皱了皱眉。程先生却说：“您不必顾虑，您随便怎样写，我都能唱。越是长短句，越能憋出新腔来。”我正想就这个问题向他请教请教旦角唱腔的规律，程先生又似乎心照不宣地说：“您写的唱词，都合于旦角的唱法，而且合于我的唱法。从唱词上，我看出您是懂得旦角唱法的，您就按这个路子，在句子里加上一些似不规则而实有规则的长短句，有纵有收，有聚有散，看似参差不齐，其实还是统一在旦角唱词的句法规律上。我不会没有办法唱的！”我急忙说：“是不是就像曲子里的垫字衬句一样？不悖于曲牌的规格而活跃了曲牌的姿态！”程先生轻轻地拍着手说：“对极了！您既会填词制曲，写戏词还有什么问题！”程先生说：“末一场，亏您想出个‘关子’，安排了薛湘灵先换衣服，赵守贞后表事件，一举两得，很有道理。尤其是收场的一段〔流水〕，我可以随唱随做身段，场上的人物也可以随着我动起来，就在动的场面中，落幕结束，始终控制着观众的看戏情绪。只是薛湘灵换装上场后唱的那段〔南梆子〕，我打算改唱〔二六〕，不用换词，照样能唱。”我说:“我安排这段〔南梆子〕本来是为表现薛湘灵喜悦和伤感的复杂情绪。”程先生说：“我明白。这个板式，就是像《春秋配》里姜秋莲唱的似的。不过我认为薛湘灵此时的心情，应该是沉重过于轻松，唱〔二六〕更显庄重。”我说：“〔南梆子〕里可以加〔哭头〕啊！”程先生说：“〔二六〕里照样可以加〔哭头〕。等我编出这段腔儿来，唱给您听听。”

这是我与程砚秋先生第一次在京剧艺术上的结缘。我深深地佩服他那深厚的艺术素养和见解。同时也第一次听到他说出一句戏班里的俚语——他说：“您这个剧本，确实写出了喜剧味道，许多喜剧效果一定兑现，而又没有一句‘馊哏’！”

在兴奋的心情驱使下，尽管戏校的编剧事务较忙，我还是熬了两个深夜，把程先生要求修改的地方尽量改好。仍由道兄转交。在一个薄暮黄昏，程先生来到我家，他提出《锁麟囊》唱词里有几个字需要换一换。他随口哼着唱腔，哼到了那个唱着不合适的字，停而视我。我便选字相商。从这天以后，他不时也向戏校办公室通电话，我们即在电话里商讨着改字换字的问题。后来我才知道，程先生那时已在天天琢磨唱腔。常到什刹海、积水潭一带无人的地方，斟字定词。在理词换字之中，听到程先生哼唱一句两句的唱腔，不禁使我神驰意往，一心希望着早日得见演出。

直到1940年4月29日，《锁麟囊》终于在上海黄金戏院上演了。

——摘自《翁偶虹编剧生涯》，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翁偶虹

编辑：钱好

责任编辑：柳青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